这才是香港青年的正确打开方式

1

 

1907年，末代皇帝溥仪的二弟出生了，

 

上海锦泰昌颜料公司的老板也生下了他的第六个孩子，是个男孩。

 

等这个男孩长大了，已家道中落，只剩下一套上海老房子和一家剧院。

 

兄弟几人不再经商，全都进了“娱乐圈”。

 

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成了中国第一批电影人。

 

 

为了拍出有声音的电影，他远赴美国购买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

 

他却命大，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海上漂了一夜获救生还，还带回来了“会说话的机器”。

 

不知道少年漂在海上时，知不知道自己能活到107岁。

 

1932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战乱年代，没有文化产业的一席之地，他去了香港。

 

没想到，就这样扎下了根，在这里他拍出了香港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轰动一时。

 

 

战后他买下地皮，兴建影城，摆脱同行压制，自立发展电影事业。

 

70年代，他又涉足电视行业，助力TVB，培训艺员，创办香港小姐选举。

 

 

可以说这前后数十年欣欣向荣的香港影视文化，他出力不小。

 

截至1987年，他宣布停产电影，已拍出了一千多部优秀的华语电影。

 

后来，马来西亚的电影公司斥资4亿港元，购买了其中760部电影的永久版权，并花费2亿港元作数码复修。

 

 

战争年代，有人选择奔赴前线，抛洒热血，有人选择弃医从文，医心救国，也有人选择站在后方，保护文化，发展教育。

 

他显然是后者，抗日年代，香港电影中出现了很多爱国影片，宣传爱国教育。

 

前半生，他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给影视文化，后半生，他把大部分的财富都捐献给了中国的教育和医疗。

 

 

他兴建了超过6000多个教育项目，曾一次性资助150所小学，仅内蒙一地，就有他兴建的学校104所。

 

在中国地图上输入他的名字，密密麻麻出来了3万多座。

 

 

他就是，邵逸夫，他说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教育。

 

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他出资1000万，保育敦煌莫高窟壁画；

向牛津大学捐赠300万英镑，成立中国研究所；

设立邵逸夫奖，堪比中国的诺贝尔奖。

 

为了感谢他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中国发现的第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在他的捐助记录上，台湾大地震，东南亚海啸，汶川地震，台风水灾，青海玉树地址，雅安地震，均以千万元乃至亿元计。

 

他看似闲逸，其实却是个心系祖国教育与文化建设的“士大夫”。

 

2

 

1923年，鲁迅出版了《呐喊》，高尔基写完了人生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的大学》。

 

香港这边，有一个家境贫寒，年幼丧父，读不起书的小男孩出生了。

 

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艰难维持生计。

 

小小年纪的他，做过船上的烧煤工，去糖厂当过学徒，甚至还去机场卖过苦力。

 

 

稍微长大一点，他用平时辛苦攒下的钱，和亲戚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收入才开始稳定。

 

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遗留下的很多物资都被港英政府拍卖了，包括大小船只、发动机、水泵还有别的破铜烂铁。

 

没想到这些东西，成了贫苦青年的第一桶金，他开始创业，从事海上驳运业务。

 

后来他一步步在房地产和淘海沙等领域里，展现出自己的商业头脑和经济远见。

 

 

他越来越有钱，却从未忘记过，自己是中国人。

 

战争时期，新中国常常面临物资匮乏的窘境，他不顾被武力缉私的巨大风险，一次又一次冲破禁运防线，组织船队，运送大量稀缺物资。

 

这让他被港英政府打压了40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情况才有所好转。

 

那个时候，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高，许多体育赛事，都没有中国运动员的事。

 

 

他为此费了不少心，主动请缨成为中国体育大使，四处奔走，推动大陆羽毛球、篮球、排球、自行车等多种体育项目，进入国际组织。

 

他出资1亿港币，在内地捐建了亚洲最大的游泳馆；

2000年北京申奥，他捐了100万美元给萨马兰奇，助其筹办的奥林匹克博物馆，来获得支持；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拿了冠军，他额外奖励1公斤足金金牌和8万美元奖金。

 

 

大陆进行改革开放，香港富商们一开始都抱着犹豫不决的观望态度，他就多次组织饭局，介绍、开导、引见内地官员，带领他们来内地投资发展。

 

广州白天鹅宾馆到中国温泉宾馆，

从公路到桥梁，

从体育基金到残疾人福利基金，

从暨南大学到北京贵宾楼，

从水灾非典到“红三角”经济区，

……

 

他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怀揣着报国热情，总投资在90亿港元以上。

 

 

有一次，记者问他一共向大陆捐赠了多少钱，他很谦虚地说：“我的捐款，就好比大海里的一滴水，作用是很小的，这只是我的一份心意！”

 

1983年，他患了癌症，各方面都建议他去美国医院，可是他坚决要去北京治疗，他说：“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家”。

 

他是香港富商，更是爱国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他是霍英东。

 

他的葬礼按照“国葬”来举行，灵柩上盖着国旗，港澳两地为他降半旗。

 

 

生前，霍英东常说：“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其实他原本不叫霍英东，抗日战争之后才改了这个名字。

 

如他所愿，今天的东方之龙果然英姿勃发。

 

3

 

193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袁隆平出生于北京，屠呦呦出生于宁波。

 

而在海峡对面，另一个研究大米的小男孩在香港出生了。

 

父亲是律师所的高级职员，自小家境优渥。

 

1941年圣诞节，港督投降，香港沦陷，正上小学6年级的他，被父亲送去乡下避难。

 

 

避难两年，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民族意识生根发芽，落地开花。

 

返回香港读中学后，在老师的影响下，年仅19岁的他，加入了香港的中共地下党。

 

放弃家里的优越条件，他来到内地，在私立岭南大学读书，并从事革命工作，迎接广州解放。

 

 

1952年，他成为了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的第一届学生，31年后，他成为了母校的校长。

 

他继承了老校长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野生稻种，并扩充到一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研究了一辈子，保存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野生水稻基因库。

 

让全中国人民吃上饭，为了完成这件大事，付出毕生心血的并不只有一个袁隆平。

 

 

担任校长时，他顶住压力，打破论资排辈的坏风气，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这八个人，被成为“华农八大金刚”，后来均成为政界和学界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抗击非典和禽流感战役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

 

 

经历过战争与革命，让他格外努力地在科学事业上奋斗一生，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他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回复邮件，拿着放大镜读书、看论文。

 

中午，他就拎着一个铁饭盒，叮叮当当地走到学校食堂，和学生一起排队，打上两份饭。

 

每份饭有一个荤菜、一个素菜和二两饭。在饭堂吃完，将剩下的一份饭带回家给老伴。

 

 

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电器，还在用老式收音机、台灯。

 

为了少买菜，少花钱，这个倔老头还在楼顶耕田种菜，自给自足。

 

前几年，老师和学生们看他年纪大了，建议请个保姆来照顾他，学校也提出给他配专车，保障安全。

 

但他偏不，照样背个挎包、头戴遮阳帽，走到公交站坐公车，慢慢地，执拗地。

 

他夫人则常常踩着一辆28寸凤凰单车，车铃叮叮当当，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

 

 

2017年三月，罹患癌症的他，颤颤悠悠的来到银行。

 

他节约到抠门，却把一生积蓄880多万元，全部捐给了华农教育发展基金会。

 

他说，这笔捐款要用于奖励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嘉奖忠诚于教学科研的教师，资助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前来讲学交流。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

 

 

卢永根常把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名言挂在嘴边:“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改革开放后，他曾有留美机会，但他丝毫没有考虑。他只说 “我是中国人，祖国需要我。”

 

一周前，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卢永根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可他知道，香港的根永远在中国。

 

4

 

2019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一些没有经历过岁月打磨的年轻人，把爱国当作笑话，甚至以此为耻。

在我为此发声时，也曾收到嘲笑的回复。

不知何时起，爱自己的祖国竟成了需要脸红的事？

 

在香港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亦有学生公然不尊重国歌，拒绝起立，被校长当场赶出会场。

 

当这些学生举着小纸牌来质问校长时，校长的话足以让他们羞愧不已。

 

他说：“我们是爱国爱港的学校，这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即使在殖民地的年代，付出了许多代价，都没有退缩过。你如果不知道这些，你就是选错学校！”

 

 

最近看到这段话，深以为然：

 

 

“如果你觉得祖国不够好，你就去建设她。

如果你觉得人民没素质，你就做一个高素质的公民。

如果你觉得同胞愚昧无知，你就好好学习，并改变身边的人。”

 

青年当英姿勃发，奋斗事业，更应胸怀家国，建设家园。

这，才是香港青年的正确打开方式。

因为人，不能没有家，更不能忘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