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澜涛，纽约知名律师。40年前，初中毕业的他成了一名火车司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23岁的他又以当年文科外语类招生的最高年限，成功考入了被称为“共和国外交官摇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之后做了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纽约定居后，他又凭借着不懈的努力，攻下法学博士，考取律师执照，担任了律所的合伙人。
“我感恩这个时代，感恩改革开放给我这代人带来的机遇，也感恩中美建交后给我带来事业和人生的发展契机！”—孙澜涛如是说。
■ 侨报记者崔国萁
火车司机
我出生在黑龙江，1975年初中毕业后，18岁的我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机务段做了一名火车司机。那时的火车是蒸汽机车，要靠煤的燃烧把水烧开了变成蒸汽，才能让火车运行起来。
火车头里有三个人：司机、副司机和我，我做司炉，一路上要把煤一铲一铲地送进锅炉中，那真是一个非常重的体力活。那时一列挂着十几节车厢的火车从哈尔滨跑到牡丹江，一路上铲进锅炉的煤有2吨之多。因我年轻，我负责烧上坡，副司机年长则烧下坡。而火车爬坡时是最吃力的时刻，我要不停地甩大锹往锅炉里送煤，才能让火车有足够的动力爬上坡，而一锹煤就有10斤之重。
刚进机务段时，我被人们称为“排骨”。但几年甩大锹下来，再加上当时做火车司机的我们有着不错的伙食，很快我变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儿。
苦学英语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令中美关系破冰。当时广播里开始教英语，我就和一批有志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令我最难忘的是爸爸，那时家里那么穷，但爸爸为了让我学好英语，竟花了105元给我买了一个当时最好的收音机。
那时，我们也悄悄地收听美国之音播讲的《英语900句》，课本则是手抄的。当年做火车司机的我奔跑于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一面坡位于两地中间，跑到那儿我们就会休息，换另一班人继续前行。休息时大家都去嗑瓜子聊天、打扑克或买菜，但我既不聊天也不打扑克，而是抓紧时间学英语。那时美国之音每周教10句话，恰好乘务员公寓里有个小黑板，我就拿着粉笔在上面复习这10句话，并做换词练习。
当时我还在广播大学上英语课，我利用在一面坡休息的机会帮老师们买当地一种新鲜的大豆角，上课时我就扛过去，但我不是送礼，老师们给的钱我都收下，我只是为了能多学点英文。
考上北外
1977年时中国恢复了高考，但我因志愿报高了当年没考上。1978年时我们一起听900句的两个伙伴考上了北外，但两个哥们一直惦记着在铁路上的我还没考上。
到了80年北外在黑龙江终于有了招生名额时，他俩赶紧通知了我，并让我抓紧时间复习。当时两人还给我出主意说不要复习英文了，你的英文在应届毕业生里是最好的了，集中精力把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搞好就行。为了我，这俩哥们还专门跑去找了负责招生的北外老师，嘱托说若开卷时看到有个叫孙澜涛的，一定要把他招来，不然他没有机会了。
我是初中毕业，根本没上过高中，那时白天忙完工作，夜晚我就坐在家中的厨房里，点着灯学高中课本。后来我以412分，全黑龙江文科外语类的最高分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外。那年我23岁，是当年报考文科外语类的最高年限。
拿下双学士
当我第一次随着师傅走进火车头时，我认为自己一辈子就干这个了。但5年后，我成为一名从工人队伍中靠高考直接入学的大学生。在北外上学时，我先读的是英美文学和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印象最深的是许国璋先生。有一次上电影欣赏课，到电影结尾出英文字幕时学生们起身就要走，许国璋就拿棍子戳着地说，我告诉你们同学们，一部电影最后的字幕是最值得看的！都给我坐下，把字幕看完再走！
在我快上大三时，时任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倡议说对外宣传干部要专业化，要做专门的培养，让他们能用中英文写作、摄影、打字等，并提出开展双学士教育，以能快速满足外交战线对专业宣传干部的急需。随后仅在北外、上外、北大和暨大开设了国际文化交流班，每班20名学生，我又考上了。我记得1983年时邓力群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我代表北外发了言，央视也采访了我并播出。当时在哈尔滨家中的爸爸从电视上看到了我，别提多高兴了。
在北外我度过了6年的美好时光，先后拿下了两个学士学位，是当年不多见的双学士英语人才。
赴费城办兵马俑展
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欧洲处工作，主管政府间的对外交流。
1987年“中国兵马俑及随葬艺术展览”在费城举行，我带团首次来美。当时展览举行了2个多月，展出了200多件展品，非常轰动。
那次同来的还有陕西秦俑博物馆前馆长吴永琪和河南文物所的老赵。一天，我们仨走在街头时，一辆公交车突然停了下来，司机对我们说，“昨晚我在电视看到你们了，欢迎来费城”。
我记得当时的门票卖的特别好，很多人从周边及其他城市赶过来观看。在我们于费城的3个月里，很多人都设法和博物馆找关系请我们去吃饭，而那些人几乎家家都有一件非常老的中国文物。
那时我们每个周末都排得满满的，当地一家一家地请我们吃饭，吃完饭再回家请我们看看家里收藏的东西是真是假。回想那次展览相当的成功，反响也非常热烈。
与张进谈恋爱
我从费城归来后，一天我的一个副处长问我有对象吗？我说没有。于是他就张罗着把太太所在的石油研究院里的一个姑娘介绍给我，并说对方是张恨水的孙女。
第二天处长拿来了张进的照片，我一看蛮漂亮，就动心了。那时文化部周末总有电影，处长就安排我俩看电影。我记得电影的名字叫《野狼的呼唤》，但张进来晚了，等电影完了我才看到她的模样。看完电影我们去吃了饭，因晚上我还有一堂托福课要教，就匆忙地离去了，行前我问她要不要听课？张进说好呀，然后开始听我的课，就这样我俩谈起了恋爱。
后来我又去了希腊、梵蒂冈等一些国家，那时张进已在北京儿童医院做医生。费城之行已让我学会了浪漫，出访时每到一处我就买张明信片贴上邮票寄给张进。到了1988年9月2日，我和张进正式登记结了婚。
到纽约做外交官
1989年5月，我被派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文化组任领事，那时天安门正乱着，我落地到了纽约中领馆后就开始挨骂。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共产党真他妈的操蛋！”我回答说：“共产党不操蛋，但共产党里有操蛋的人。这个你同意吗？”对方一听，语气缓和下来说：“哦，你小子说的还是这么回事。”我说：“咱们可以再沟通交流”。为此总领事还表扬了我，说我在交流上有沟通技巧。
那时候中领馆的条件也十分艰苦，1989年时也没人敢为中国庆国庆，只有中国城的英行久提出为中国庆祝，举行的地点在银宫酒家。那天酒楼外有不少示威者，应行久就说我在这儿给中国过国庆，所有领事都是我请的客人，门口我管不了，有警察管，但谁敢在这站起来喊口号，给我架出去！
我在纽约做了4年外交官，和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没想到纽约日后成了我人生大展拳脚和致力中美友好的地方。
做里根律师助理
1994年中我又返回纽约，那时太太张进已从哥大毕业。我当时在华埠一家移民服务社帮忙，薪水是每小时5元。后来我给一个律师做了一年，每月薪水1000元。
1995年时里根律师登广告请华裔助理，我前去应聘。当时他问我有经验吗？我如实地说之前给一个律师干过。里根就说你以后就跟我干吧，我给你年薪2万9千元，并包医疗保险。那时太太的年薪才3万多，这个offer相当好了，我就干了起来。我觉得这就是知遇之恩！几年前里根退休时，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能一直干到你退休吗？我就想回报你，1995年时你接受了我，我连学都没上，你就给了我2万9千元的薪水。”里根当时哭了，说“你的价值就是把罗斯里根律师楼发展起来了。”的确，我来应聘时还没有罗斯里根律师楼，有了我之后，里根把他的老师罗斯叫过来说我们一起合作干点事吧，华人市场有孙澜涛。就这样，罗斯里根律师楼在1998年诞生。
当时我提出用“为人民服务”做律所的广告语，并认真地向他们解释说这句话不是玩笑，它意味着责任和承担。之后，当广告在电视上播出时的确收效不错，我认为这是中为洋用的成功。
赵燕案
2004年时发生了赵燕案。当时来自天津的赵燕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时遭到美国边境警察的暴力殴打和拘捕，我记得那晚旅游车把赵燕拉回来后，她的朋友找我说，“孙澜涛你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到了”。
很快媒体报道了该事件，领事馆也知道了。第二天，时任大使的李肇星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例行对话时也谈到该事件，说我们有一个游客无辜被打，在一个人权国家里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希望你给我一个正面解释。后来，美国政府起诉了那个边境警察，那个人也丢了工作，再后来他又恢复了工作，原因是最终他被判没罪，但没罪的人不等于没有责任！
赵燕案历时13年，我直接负责与水牛城的合作律所展开密切合作，最终让受害者获得了应有的赔偿，创造了华人受害者状告美国政府侵权并获胜的案例，也让受害人等来联邦法官和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向其真诚道歉的历史时刻。
攻读法学博士
我一直忙到2001年时才想起来该上法学院了，那时张进也一直督促我上。我读的是纽约杜鲁大学法学院，上的是夜校。那时我白天工作，晚间上课，每天都带着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去学习，令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更加有的放矢。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赵燕案，赵燕案是国家赔偿，当时我还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赔偿，以赵燕案为轴心，从比较法学的角度将两国做了分析对比。毕业时我在模拟庭上为一名杀人犯做辩护，并做了充分的准备。记得当时我巧妙地辩护道：“除非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蜘蛛侠，他才会有这样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到出事现场，否则如果你不能证明，你就要取消指控！” 我的辩护赢得喝彩，并获得了A的成绩。
回想起读法学博士的那段日子真是辛苦，那时张进也开始读医学博士，儿子才几岁。后来又经过不懈地努力，2010年时我考取了律师执照，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次年起我担任了罗斯里根律师楼的合伙人，让自己的人生再次实现了完美的跳跃
致力中美交流
至今，我一直应邀担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法律顾问，每年也定期为留学生及领馆官员讲解美国法律法规。另外，我还担任旅美律师协会美东分会会长，以及多家中资机构和社团的法律顾问。从去年1月起，我还多次受邀回国为中国法官授课，积极推进中美司法交流。
这些年最让我难忘的还有三次受邀，以美国司法界代表的身份登上天安门金水桥观礼台：2009年时我受邀出席了中国60周年庆典，2015年时又获邀参加了中国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9年10月我三获殊荣又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盛典。
4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和太太都事业有成，儿子小虎也十分出色，正在哥大攻读环境生物学专业。但当前美中之间的摩擦和不友好很让人伤心。对此，我还是相信民间的力量，也希望自己来美30多年没白来，能在中美关系上多发挥些作用。中美友好对两国都有好处，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及我个人的发展也受惠于此，因此做为民间的我们要多唱友好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