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和持续过程中，陆续有西方媒体就疫情影响发表评论，认为这将加速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的产业链脱钩进程，并可能促使更多跨国企业重新思考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进而预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引发亚洲乃至全球范围的一场产业链大洗牌。不过，就连他们也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轻易取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枢角色。
客观而言，西方媒体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与产业的影响，甚至格外关心在华西方跨国企业面临的暂时困难，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主流媒体，对当前疫情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的报道和评论，还是应该首先掌握充分信息和准确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分析和尽量全面的报道。在全球经济和社会高度依赖信息生产与传递的今天，媒体在国家乃至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需要时刻保持理性和责任感。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发事件或某种意义上的“黑天鹅”，类似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社会或个人能够隔绝于各种不确定性之外。作为受此次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动员各种力量治病救人、阻断疫情蔓延。毋庸置疑，新冠肺炎疫情已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日益完善的“全球最完整产业链”，不可能因为这场疫情，就出现西方舆论所渲染的那种所谓“断裂”，或出现某些国际贸易怀疑论者所“期待”的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间的产业链脱钩。
第一，无论中美之间的产业链分工与合作，还是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枢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内在经济逻辑，既具有全球工业生产与产业格局变迁的周期性与阶段性特点，也具有周期内的稳定性特征。
从全球产业发展史来看，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全球相继出现了由英国、美国和日本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的产业分工格局转移，前后持续了200年左右。随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起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在得益于对外贸易条件改善、全球产业转移的同时，依靠劳动力成本等比较优势，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取得相对稳定的收益。中国也得以在2010年左右成为在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新兴经济体。
尽管2009年前后，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等举措，但迄今为止收效甚微。这也在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即便是最具资源整合力的发达国家政府，也很难让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以人为的意志为转移。而以印度、越南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由于受基础设施领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禀赋的约束，短期内根本不具备取代中国的基础性条件。笔者估计，从现在起到2030年左右，全球产业链的分工格局都将保持相对稳定局面。
第二，中国基于制造业发展、贸易价值链提升以及金融深层次、高水平开放而向区域和全球释放的巨大发展红利，将构成21世纪上半叶全球化红利的核心环节，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可能人为阻止的重要动力所在。
中国通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和不断嵌入全球贸易价值链，正在逐步推动自身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同时探索以良好的制度设计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另外还通过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提升，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红利，中国也由此构建了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
市场是一个聪明的体系性存在。那些对国际市场嗅觉极为灵敏、长期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且高度依赖海外利润的西方跨国公司，除非有持续性的替代性收益补偿，否则它们不会主动放弃中国市场，在产业链层面选择与中国脱钩。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也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能够承担得起将全球分化为两个技术、贸易、产业乃至金融体系所带来的显性与隐性成本。换句话说，就正常的商业逻辑与交易成本而言，疯子才会选择与中国脱钩乃至全面决裂。
第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零和博弈有害无益。对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以及其他参与主体而言，无论全球层面的经济增长、金融稳定、贸易规则完善，还是产业链的升级与变迁，乃至各国贸易争端等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既离不开对市场规律与国际规则的尊重，也离不开共识和协调基础上的分工与合作。
经过持续几年的争论与反思，全球化不可逆转再次成为国际共识。既然如此，全世界都应合力，让非理性冲动走开。(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