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指，美国政府正考虑通过适用《国防生产法》来调用特殊权力，以加速扩大国内防护口罩和防护服的生产。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仅有3000万个N95医用口罩库存可用，而中国控制着与口罩有关的“许多原材料以及制造能力”。
鉴于中国是当今全球医疗器械的重要生产基地，在多种中低端医疗器械产品领域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是美国日常医疗作业所依赖的重要部分，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吃紧的情况下，上月底，已有美国国会议员准备推动相关法案，降低医疗物资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
笔者认为，美国政府及一些国会议员的举动纯属小题大作。首先，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医疗器械最主要的市场和制造国，占全球医疗器械市场约40%的份额。美国医疗器械行业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其最大的口罩生产商3M公司握有10万多项专利。其次，新冠肺炎目前没有特效药，正处于全球临床试验阶段的潜在有效药物“瑞德西韦”由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吉利德科学公司研发，而普通抗生素对抑制新冠肺炎并没有多少帮助。因此，美国一些人的举动不过是借题发挥，以疫情推动其“逆全球化”诉求，并有意挑动中美关系“脱钩”罢了。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医疗用品战略物资生产和储备构成了一定的考验，世界普遍性地面临口罩、手套、呼吸器等医疗用品的长期短缺问题，瑞士、意大利、韩国及美国的一些地区都出现了医疗用品抢购潮。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说，此次伊朗疫情恶化的原因之一，被认为是其国内包括注射器、导管等在内的医用耗材产品高度依赖进口，又受美国制裁严重影响，导致国内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不足。可以想见，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及结束后，一些国家在战略物资供应尤其是医疗用品方面可能会出现“逆全球化”的声音和动作，其中部分体量较大的国家可能会追求构建本土内循环的物资供应链，以保证在遭遇重大传染病疫情、自然灾害、局部乃至区域性战争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时，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自力更生”。
作为战争期间可能被动用的资源，医疗用品以往一直与能源、粮食等一道被各国普遍列为国家战略物资的外围资源。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加速展开，各国通过全球分工合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产生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效应。药物与医疗器械的产业链发展亦不例外。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市场规模增速远高于全球。但另一方面，由于相关基础学科和制造工艺的落后，我国医疗器械仍集中在中低端品种，高端医疗器械主要依赖进口。国外企业由于其技术优势以及“设备+试剂”的封闭系统策略，掌握着大多数核心发明专利，依然牢牢地占据着中高端市场。
考虑到资源环境及技术力量等方面的问题，原料药的可替代性相对较弱，而医疗器械中中低端环节的可替代性比较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在全球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培养出一大批可以有效维持供应链运转的熟练劳动力，理顺了各个产业链的原材料供应渠道，整体正处于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关键阶段，如果一些国家借疫情推进“逆全球化”，我们该怎么办？在此次疫情中，医疗用品作为战略物资的重要性充分显露，我们又需要做哪些调整和准备？
首先，不论医疗用品领域的“逆全球化”及“中国制造”替代是否可能形成趋势，中国都应尽早实现国内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把供应链稳住，避免短时间、大面积的供应链转移和替代。当然，中国市场足够大，自身需求已经能够维持企业生存，同时国外企业转移产业链也要面临从政府效率到生态环保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掣肘，这可以为我们恢复生产减缓替代留出时间。
其次，中国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化战略，旗帜鲜明地反对“逆全球化”。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在一些特定领域，比如在战备、医疗器械、医疗药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方面，形成内循环、可确保一段时间供给的物资供应链。对于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急用医疗物资，政府可考虑采用“平战结合”的方式，比如近期一些国有企业原本并不生产口罩，但因为有较为成熟的生产线，也切换到生产口罩的队伍中。这种模式能帮助政府在物资的储备上应对突发事件。
再次，我们也要考虑，在医疗领域有哪些“卡脖子”技术和产品，比如基于5G等新技术条件的高端医疗器械像手术机器人、核磁、CT等关键技术，而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这类“卡脖子”技术和产品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