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期间，笔者一直身在澳大利亚，因此能以更近距离观察澳国内有关对华关系的认知转变。在中国举国努力下，各地疫情迅速好转。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却在恶化，澳大利亚的确诊病例也出现快速增长。这样的反转引起澳学者和社会对中澳关系的再思考。
首先，疫情使澳大利亚各界再次深刻认识到，澳大利亚经济根本无法经受与中国经济的任何“熔断”。过去十多年里，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得益于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产、能源和农畜产品的旺盛需求，澳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也使自己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异常幸运地屡屡躲过全球性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国家。
一个例子，是2019年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额达到1184亿澳元，占其出口商品总额的34.4%，甚至多于对第二至第五位的日本、韩国、印度和美国的出口额之和。同时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地，从中国进口商品额达到750亿澳元，占其进口商品总额的23.6%，多于从第二至第四位的日本、美国和德国的进口额之和。
进出口贸易和相互投资数据等都表明，中澳经济结构高度互补。而且随着两国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的缔结和落实，两国贸易还将随着“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发生而得到进一步提升。短短两三个月的疫情已给澳大利亚经济造成难以承受之痛，来之不易的中澳互利合作关系需倍加珍惜。
其次，疫情还使澳大利亚各界进一步认识到与中国政治的“熔断”也不可取。坦率地说，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在疫情之初没能足够严肃地应对疫情，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光顾着对中国当时的形势幸灾乐祸了，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战疫努力以及近期展现出的复产复工的勇气。但随着中国战疫取得显著成效和世界范围内疫情形势的转换，越来越多澳大利亚政治人士、医疗卫生人员、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开始认同并赞赏中国为战胜疫情付出的牺牲和努力，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的呼声不断响起。
疫情仍在扩散，相信中外医学界会有充分动力在分享医学数据、治疗经验和共研药物与疫苗等领域加强合作。疫情形势在中国境内外的迅速转换促使澳有识之士认识到中澳两国不仅在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等领域有着共同利益和动力，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阻遏全球性疫情的暴发和流行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有着密切合作的广阔空间和迫切性。
最后，中国迅速控制疫情，特别是为战胜疫情所表现出的勇气、自律和牺牲精神，使澳大利亚不少人认识到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不可行。笔者这段时间切身感觉到，一些澳大利亚朋友在疫情初期对中国表示同情或有礼貌成分，但现在更多的是出于尊重和敬意。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所言，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兴国家崛起，而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强国的复兴，其内在动力非外部力量所能阻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布伦丹·泰勒近日在《国际事务》学刊上发表论文强调，澳大利亚的切身利益导致其不可能过于“冒犯中国”，也不可能对“印太战略”保持长久热情，而只能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在中美两国间保持平衡的外交策略。
危机不是好事，但它往往能引发人们对过去习以为常、唾手可得的利益进行反思。当然，相当一些澳大利亚媒体和情报部门的“反思”，还仅停留在诸如希望中国不要颁布口罩出口禁令等肤浅层面上。这样反思则无益于两国战疫的深度合作，无益于两国关系在疫情过后的恢复和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