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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沈大成:笔下世界像达利的画 曾预言疫区魔幻生活

2020-02-26 12:47  中国新闻周刊   - 

  作家沈大成偏差5度的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翊君

  发于2020.2.17总第935期《中国新闻周刊》

  街区四处装着感应喷头,随时监测人群密度,然后计算出合适的频率,把消毒药水尽最大可能地喷洒到每个人身上。这样的喷洒,会出现在人们等交通信号灯时,也可能在餐厅吃饭的瞬间。新一代人在这沦为疫区的城市里,成长为青年。

  还有神出鬼没的针头,从墙体、桌椅甚至是树干间冒出来,有个声音说,“验血,请不要动。”无人驾驶的警用医疗车忽然冲过街区,把验血不合格的人抓走。感染者被机械装置牵制住,被送去哪里,将如何处置,人们不得而知。

  作家沈大成在小说中,写到不断变异的病毒,以及在其间生存的人。这篇名为《盒人小姐》的小说是她几年前写的,如今读来,别有一番感触。70后的女作家沈大成一直在文学刊物《萌芽》上,经营着“奇怪的人”专栏,写奇奇怪怪的故事。故事附着在真实的社会里,人物是普通又庸常的人,情节的走向会超乎常理。

  她会去构建虚假空间,16个诸如此类的故事,集合成了她新的短篇小说集,她起名叫《小行星落在下午》。她觉得下午是会发生奇妙事情的。在上海的文学圈,她是一个崭新的名字,跟圈子保持着某种距离,但已经凭借两本书中难以名状的独特风格受到关注。作家朋友btr为她的写作找到一个分类——“造景文学”。曾有人把她作品定义为反乌托邦或者科幻,她都不太认同。她怕这样的定义不严谨,产生冒犯。确实很难用既有的术语概括她的文学风格,超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都不准确。那些小说里有一点达利式的梦境、一点卡夫卡式的困境,同时具备古灵精怪的清浅妙想,以及底色里四处弥漫的无尽怅惘。她的作品像一个恶作剧,又同时是一首悲悯的诗。

  就像沈大成这个笔名,来自于上海一个糕点品牌,又像一个无聊本分的中年男人的名字,其中却藏着一个每天奇思的女作家,写逻辑的迷宫,现实的变形。而她自己,则在平凡无奇的日子里,奇怪又自洽地生活。

  偏差5度,是能够接受的虚幻

  近些天,沈大成没有去《小说界》编辑部上班。疫情让她只能待在家里,也有些无心写作。多数时间她都在刷新闻,焦虑感停不下来。

  那篇关于疫区的故事《盒人小姐》,没有这么具象的恐惧。主人公在忧愁自己的爱情,因为喜欢的女孩忽然把自己的身体放进了一个透明的盒子里。这需要通过一个植入手术完成,此后身体和盒子就永远成为了一体。这是金钱才能换来的保护壳,一种身份的象征。沈大成想到的是,盒里盒外成为两个世界,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隔阂了人与人。另一个灵感的源头,是现实中无处不在的摄像探头,让人们在城市里无所遁形。

  她创造的人物几乎都没有名字,场景基本是现代都市,分不清是什么样的国家,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在设计里,她想让一切变得普遍化,去掉特别的标签,就像调取了各个城市的中位数。她曾经听同事讲述梦境,表述里只有人和人的关系,没有任何具体的信息。她发现,这个方式可以让任何一个地域的人都无障碍地理解故事里的场景。

  2005年,她的第一篇微小说登上《上海壹周》。她用“沈大成”的笔名,写了一个名为《时间的灰》的故事,讲一条小巷里有一个很小的店,卖不同年份的灰,这像是不同年份的香水,顾客买回去可以嗅出那个时代独有的味道。

  编辑跟她说,这种“都市聊斋”的题材不错。沈大成用自己的理解去写城市里奇怪的事,好多年过去,她始终这么写着。她发现自己好像不喜欢写特别真实的故事,即便写,也要加一个奇怪的梦。不扭曲一下现实,她是不舒服的。她相信,以后也会只喜欢这样的超现实。

  在那之前,她一直是上海小职员徐晓倩,喜欢看拉美文学。她偏爱的作家都是些年纪较大才开始正式写作的人,比如波拉尼奥。她也欣赏马尔克斯,觉得每一句话都像榫头一样,精准地衔接前后文。她还着迷以大海为背景的小说,总是会翻看《白鲸》,还有《老人与海》《污船》。

  这两年,她被波拉尼奥的《2666》和亚瑟·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吸引。她意识到,科幻小说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她为此尝试了写非人的故事。比如,有四只脚的天桥,忽然有一天拔腿就走,各个部门想办法追踪,看它去干什么。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使用一套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先设想一个和自己所处的世界基本一致的地方,然后调整一点数值,让社会的方程式错乱,之后就诞生了为这些漏洞重新找回平衡的人。她热衷于让他们制定新的社会公约,当新秩序和旧法则交汇时,一个故事由此发生。

  幸运的是,这个办法屡试不爽。从那时候开始,她没有写废过什么,甚至有时觉得,这让她变得懒惰,似乎能按照这样的公式得到无穷尽的故事。可故事日益生长成相似的样子,这也让她开始谨慎。

  她仍然偏好重置数值,但又不喜欢漫无目的又不真挚的虚幻。她确定,仅仅偏差5度,是她能够接受的虚幻。

  在这个偏离的世界里,沈大成创造理想的肖像——人物有谋生的工作,分配收入时精打细算,在建立新的人际关系时会有些紧张;他们有主见,又不依据主见行事,因为妥协更方便;并且,常在新时代独自怀旧。她希望,“他们的智力达到了既能够认清处境,也理解自己的程度。”

  她曾请作家朋友俞冰夏写了一篇书评,评论自己的小说《阁楼小说家》里主人公的小说。俞冰夏很认真地完成了。俞冰夏说,这世界上的作家大抵分三种,一种是出于对自己的爱而写,二是因强迫症而写,第三种则是为了崇高的幻想。在这评论中,沈大成重新认识了自己笔下的这个遁世者——是同时平均地拥有着这三种样貌。俞冰夏把作品中的人物评论出了真实感,在沈大成读来,是“用‘根深蒂固的怀疑论者’的论调嘲笑了一些真的作家”。

  奇怪的普通人

  沈大成一直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年复一年地重复。像计算机的程序指令,小学、中学、大学,上班,换了三份工作。她习惯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有点想不起自己学生时代的事情,好像并无大事,乏善可陈。甚至忘掉自己曾经是个班长,还是一次同学谋划聚会时提起来。安静、害羞,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她给自己的定义。

  学生时代,她从来没想过写作,也没有真正尝试过。她喜欢看武侠小说,还有《三个火枪手》一类的小说,冒出过写打打杀杀故事的念头。她的父母都曾是公司职员,她印象里,母亲年轻的时候,常常跑到福州路的新华书店买书看。而父亲会从单位图书馆带回很多书,有时会说出“我喜欢孤独”的话。这些让她觉得,文学是那个年代的日常状态。

  从上海大学工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她没有想好做什么工作。广告公司在招聘,她顺利写出一套产品文案,成了一名职员。有十年的时间,她不断琢磨产品,像是一个思维训练,冒出很多奇怪的点子。

  但她总是设想极端的坏情况——文案工作可能会越来越边缘,四十岁如果还是如此,价值何在,为此焦虑不安。2003年的时候,SARS暴发,老板跟他们说,要么裁员,要么减薪。她觉得漫长的未来变成了威胁。

  两年之后,她开始给《上海壹周》写专栏,每周或者两周写一篇800字的小故事。那时,周围的同龄人都在讨论现实生活,柴米油盐、生儿育女,而她总在想象一些奇怪的虚幻的事,她为此产生了羞耻感。

  责任编辑项斯微看着她的笔名“沈大成”——这是一家上海糕点的名字,而项斯微喜欢这家店卖的双酿团,把这个作者也想象成了这个样子。见面之后,却是一个瘦高的女人立在面前,风一吹过,裤管会像旗子一样鼓起来。

  徐晓倩这个本名有一种标准制式的女性化,在现实的男权社会里总会遭遇某些固有的偏见。她自己爱吃沈大成的黑米糕,发现这名字不错,像个男性,写作的时候启用了这个笔名。

  几年后,《上海壹周》要招聘一个编辑,问她是否愿意,她说好。进入报社工作,身边的人都在写作,讨论文学作品、写书评,创作变成一种日常,那种羞耻感才从她心里消失。

  沈大成成了坐在项斯微前面工位的同事。看上去,沈大成保持着一种规律,也自认为能习惯一成不变的生活。她严格管理着自己的饮食,像严谨的科学家,不知道什么是奶盖,但每天下午一定要吃一种宜家的黑麦饼干,再配上一杯现磨咖啡。项斯微总像是听见一匹马在前面咀嚼。

  后来,她们又一起去了《小说界》。2017年,项斯微作为责编,帮沈大成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按项斯微的风格,要把书包装得花里胡哨。项斯微形容,即便是核桃,但包装要像草莓。但沈大成觉得,核桃就是核桃,不能骗人。

  沈大成有自己的偏执。作家朋友btr跟她说自己的看法,这个书名太难记,但沈大成不改。那时,她一定要让笔下的人得不到完整的幸福,因为她坚信“遗憾的事会使人念念不忘,身上带有遗憾印章的人,是容易被屡次想起的人”。

  在那个合集的第一篇作品《阁楼小说家》中,小说家的自戕式写作,是她敬佩的,写作最终使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尸体。但那绝不是沈大成真实的状态,即便作品里影影绰绰有她现实中工作生活的痕迹。

  她的工作,就是在编辑部读国内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然后编成文学杂志。之余的时间,沈大成每天匀速创作300字,每月完成一篇短篇小说。构思从早上开始,在地铁上打开手机,4站地铁,再走十几分钟,到单位的这一路都可以构建故事。在工作之余敲上几个字,回家路上依然。之前,她定过一个600字的计划,不过为了可持续,她还是做了最保守的调整。

  工作的价值感比以前增加了许多,看小说属于精神世界的事,编撰是踏实又诚恳的劳作,她十分满意。

  重复与建构

  沈大成似乎习惯轻描淡写地介绍自己,“生活在上海,年纪很好,对星座厌倦了。”

  好几次,沈大成打开微博,输入框上的字先跑入眼里,“有什么新鲜事想告诉大家?”她想了想,好像没有,又关掉了界面。看韩剧,粉韩星Eric,是她的日常,她有点找不出更复杂的事情来。

  豆瓣上,微信朋友圈里,她几乎都是安静的。她不习惯四处表态,也不信赖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意见的人。深钻一个领域的人,更让她安心。她一直有个想法,要保护自己的观点,以便积蓄成更充分的东西,酝酿成为更独立的见解。

  她的表达大多存放在构想出来的奇怪故事里,而想象多数来源于案头。沈大成不会开车,写到关于开车的术语,会去问问人怎么表述一个动作。描述猫的细节,她就去问养猫的朋友,猫的抓痕是三条还是四条。要讲个卡车司机的故事,她会查些资料,关于卡车的储油量,以及去服务区车子该怎么停靠。

  她的脑子就像一个收集器,有触发性的画面会随时记下来。有一次,她去出入境管理中心,在办护照处看见一个母亲带着双胞胎,一个排队的人建议,两个孩子拍一张照片就行。那个母亲说不可以,他们是两个人。沈大成就开始陷入想象,长得一样的两个人,有着独立的自我意识,就像每个人都会探究自己是谁。很久之后,一个名叫托托的男孩的故事诞生。

  有一段时间,她在报社负责文娱口的采访,接触了很多电影明星。她发现,这些明星长得美依然要劳动,其实跟自己差不多,或者换个角度,是劳动的时候还要保持美。她便把这些人纳入共情者的范畴,创造出一个纯粹的电影明星,不在意自己的美,为了不同于凡人的演技追求,把自己流放到迷宫一样的公寓深处,成就一种高度理想化的职业状态。

  想到要写一个想活在“老与死”之间的人,她又开始想象养老院的样子。透过养老院新员工和老员工的视角,浮现出一个坐在轮椅上永不卸妆的老女人。在她看来,世人遭遇、心情、逻辑都很相似。她相信这种逻辑上的共性,大多数时候,她不去求证,总觉得自己的想象是对的。

  现实的担忧也是故事潜在的参考。1977年出生的沈大成渐渐发现,身边的人讨论的话题是朋友或者父母生病。她怕未来会发生一些事情,剥夺了现在已有的平静生活,比如疾病、灾难或者战争。她和朋友讨论股市和理财,发觉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尝试两年以上的定期产品。

  她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国度,稍稍离开常规的地方。奇怪的事从笔下发生,似乎是让日子生长出了另一种活力。“想象是轻松的,它可以叫我在一块假的领域拥有权力。”

  很多年以前,沈大成在对未来的焦虑中设想,十几年后社会应该会度过只讨论基础性善恶对错的阶段,而过度到更高级的更艺术化的思考中。但现在,她看见网络上的人各执己见,似乎依然停留在原来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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