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学者疫期功课实录
编者按：疫情未退，战“疫”仍在继续。本版今日特刊发京城四位学者的疫期生活和工作情况专版，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如何应对？如何在困境中迈步前行？
赵珩：发愁无用 义拍谈戏编书忙
春节前，著名文史学者赵珩老师的日程安排很满，讲座、接待来访宾客，少有闲暇时间。新冠疫情突发，一切停摆，赵珩家的年夜饭都不得已而取消了。常年在家的阿姨年前回了安徽老家，正月十三才返京，返京后遵照街道嘱咐在家中隔离十四天，所以家中的采买基本靠儿媳网购，很是有些狼狈。
赵珩参加了两次网上义拍，一次是由山上学堂组织，赵珩书写的一幅《心经》拍出9000元的价格；另一次是通过松荫艺术和三联生活周刊委托匡时拍卖了一幅小对子，落槌价5400元，两次义拍共计14400元，全部捐献。赵珩说，也算为武汉疫区“略尽绵薄之力。”
十几天来，赵珩一直在做一件事，和一位喜欢戏曲、懂戏的年轻朋友聊戏。这个想法来源于年前的一次来访。2021年是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首都博物馆为了纪念马先生诞辰双甲子将举办展览。年前首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带着马连良的嫡孙马龙先生前来拜访赵珩，请他提建议，出主意。由此，本就对戏曲了解颇深的赵珩又集中看了不少戏曲方面的书籍，同时勾起了很多旧时回忆。
赵珩这位年轻朋友是南方人，也是位痴迷戏曲的青年。因为工作滞留在了北京，一个人愁闷无聊之际，便与赵珩聊起了戏曲，成为疫情期间师生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两个人以问答的形式，每天晚上通过微信笔谈，谈的都是戏曲旧事、花絮，包括赵珩五六十年代看过的戏、戏中的事，以及通过戏引发的一些轶事，比如提及梅兰芳先生、当时戏曲演出的情况、戏曲的行当、院团的变化等等。于是说到戏曲界共有三位王少楼，上海一位，北京两位，同名同姓。其中一位王少楼收集烟画，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历史博物馆曾找赵珩，请他看一看他们收藏的一批烟画，蔚为大观，全部是王少楼的。如此等等。师生两人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至今，学生整理出的文字记录已有两万多字，两人戏称为“疫中谈戏录”。
疫情期间，赵珩的两本自选集在筹备中。一是即将出版《一弯新月又如钩——赵珩自选集》，要请赵珩写自序，赵珩问：“发行受不受疫情影响？”出版者认为不会，因为书的发售主要还是通过网络。广东人民出版社也将推出选自赵珩旧著《老饕漫笔》和《老饕续笔》的选集，定名为《个中味道》。
北京出版社一直也在催他，是为一部书稿，也是谈戏曲的，是赵珩多年前在超星名师讲坛的20个小时讲座录音，已经由专业人士整理成文字，赵珩在做最后的统稿校稿工作。他把稿件分成两个部分，上篇是昆腔的衰落和皮黄的兴起，下篇为剧场与舞台的变迁，保持口语味道。
说到戏曲，赵珩一张口就是知识点。他愿意使用“皮黄”这个名词，不太爱用“京剧”这个名称。因为“京剧”“京戏”的名字产生于清末，是上海戏院老板搞的噱头，老板在戏院门口立上一块牌子，写上：“京班大戏”，由此才有了“京剧”和“京戏”的称谓，实际上最早“京戏”就叫“皮黄”，也就是西皮二黄的意思。
所以疫情期间赵珩一直很忙，所忙基本和戏曲有关。他说：“发愁无用，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尤其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赵蘅：
可惜我不是白衣天使
名画家赵蘅1月21日从上海回京前还没有太在意新冠疫情，回程买高铁票时却感到有些异样，无票，连一等座都售空。赵蘅无奈之下乘飞机降落北京大兴机场，从上海出发加上空中飞行至到达北京家中，共用了九个小时。行程中她注意到戴口罩的人还不多，大兴机场人很少，气氛冷清，气温寒冷，回想起来，像瘟疫降临的序幕一样。
和许多人家一样，赵蘅家的年夜饭也被迫取消了，起初这让她很是遗憾，因为与平时身在国外的儿子一家团圆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更何况还有她日思夜想的小孙孙。她本已采买了不少年货，准备做儿子爱吃的妈妈做的罗宋汤，小米饭，一家人一起品品红葡萄酒……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儿子犹豫良久，还是商量取消聚餐，后知后觉尚不觉得疫情严重的赵蘅不太愿意接受，事后却感谢儿子，说他决断得对。但那个除夕夜，赵蘅独自度过，还是感到缕缕哀伤。
1月27日，北京出现首例因新冠病毒致死者——杨军，他的几位家人也因此被隔离治疗，最早蒙灾的这一家人就租住在赵蘅所在的小区。据说，杨军的家人后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杨军一家的不幸染病和杨军的离世小区居民最初均不知情。事情发生后，区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赶来检查，嘱咐居民尽量不要外出，之后小区封闭。赵蘅说，我们可能是北京首批实施封闭的小区。居民生活很快不便，小区想办法成立了服务社集中售货：建立微信群，居民接龙写下要订购的食品、常用物，由小区的小卖部采购，在小区门口分发，赵蘅说：“每家每户的饭食喜好都大暴露。”当接近“弹尽粮绝”的赵蘅第一次领到订购食物、咬下苹果的那一刻，她说，觉得好幸福！
一直忙碌的赵蘅也得到难得的闲暇，在关心疫情却无以为助的情况下，她给自己安排了好多项目。她在电脑上建了“疫情纪念”文件夹，分类安排并记下自己的疫情生活——每顿饭的样子、画的画、为疫情写下的诗等等，还捡起了幼时学过的钢琴技艺，要求自己每天练习。
她写下“致系列”多篇诗作，其中有《致我天上的邻居》，“不知你我是否曾擦肩而过，在进出小区的门边，或是在玉兰花盛开的春天……”那是写给杨军的。
赵蘅养了一只小狗，疫情前小区养狗人遛狗时喜欢扎堆儿，人在一处聊天，小狗自由玩闹，现在不敢了。为了避免碰面，赵蘅想那就晚些去，反正自己睡的也晚，干脆晚上11点再下楼遛狗。谁知一天下得楼来，转弯就碰到了邻居，原来人家也是这样想的——晚点儿出来，避免相见。碰面时，人可以保持距离，小狗却不管，使劲要往一块儿凑，赵蘅和邻居于是就势拍照，留下一张疫情期间遛狗照以作纪念。
见不到的儿孙想念非常，团圆的元宵佳节，赵蘅一家三口想见面，脑中转了周边的几处空旷之地，选来选去选中了圆明园。一家三口各自开车，聚在园门口，儿子有心，带来了元宵便当，分装在小玻璃瓶中，三个人每人两粒，口罩摘掉半边挂在耳上，享用只保留下残余温度的元宵。一家人为这顿难得的年中一聚略觉开心。
从2月5日起，赵蘅开始创作一幅油画，画的是疫情中的自己。这个选择有个缘由，春节期间，适逢赵蘅的小孙孙两岁生日，为了准备给小朋友过生日，赵蘅特意挑选了靓丽的橘红色毛衣，她觉得小孩子喜欢鲜艳的颜色。意想不到的疫情使一家人没有吃成年夜饭，也没有敢聚在一起给小孙孙过生日，儿子一家在元宵节过后便飞回了美国。赵蘅遗憾之余便想穿着这件橘色毛衣画一幅像。4月5日是赵蘅75岁的生日，她想用这幅画记录自己疫情中隔离在家的样子，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同时也画给小孙孙，到时问问他：“像不像奶奶？”
油画对光线要求高，赵蘅觉得客厅光线变化太快，便将画架支在了无窗的卫生间，对着镜子开画。卫生间空间狭小，调色板只好委屈在马桶盖上。采访时赵蘅说，这两天就快画完了，从开始画时就一直穿着这件橘色毛衣，画完可以换一换了。
赵蘅还有写作的打算，想写去年家中出现的一只老鼠，和老鼠斗争的过程会是一篇好玩的《老鼠记》。
正正经经给自己建立了“疫情纪念”文件夹的赵蘅，脑子里金点子不断，画画、写作都是持续有序进行，每天的时间安排充实饱满。她说，现在的文件夹是二月的，如果疫情结束不了，那就只好再建三月的，生活是要继续下去的。
赵蘅100岁的妈妈、翻译家杨苡先生住在南京，本打算年初二回去看望母亲的赵蘅未能成行，母女俩便常常通过微信、电话聊天。赵蘅说妈妈不把当前的事当事，她毕竟经过的太多了。老人家状态好得很，说也想写诗，而且说这个时候写诗是最好的，她想好了题目，拟叫《我能做什么》。看到屋门口的芭蕉该修剪了，杨苡先生嘱咐赵蘅的姐姐去找花工来，姐姐着急：“妈妈，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怎么能找呢？”老妈妈很纳闷儿，她不太在乎，觉得应该该干什么干什么。老人家每天看新闻，关心时事，看过后说：“我不管那么多，我觉得我们国家人民很了不起。”
止庵：
闲读闲改 恰如其分
著名学者、作家止庵去年底就做了今年的日本旅游计划，买好了2月15日的机票，订妥了温泉旅馆，并做了充分翔实、字数达七八千的游览攻略，这份攻略细到哪天参观博物馆、哪天去逛跳蚤市场。随着新冠疫情的消息越来越多，止庵犹豫再三，于2月初取消了行程。止庵说，不是日本不让去，是我实在不愿意给人家添麻烦。他了解日本人的隐忍性格，“他们一般不会明说，但是会小心地躲避，这样的情况下双方都不舒服，旅游心情也不会好。”
出不了门，止庵安心待在家里。没有了客人，也不出去做活动，有时候和朋友们通过微信聊聊天，但是觉得说的都是差不多的话，慢慢地连微信聊天也少了。止庵现在住的地方没有电视，电脑也只有小小的一个，看不了电影，他的时间，便基本上用来读书。
每天的主要功课，是读《论语》，并记下体会和心得，这是十几年来止庵一直在做的事。近几年忙着写别的东西，所以放下了，现在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捡起来。
他的手边有十几部《论语》的注疏，每天摊开在书桌上，比对着看。他希望参照前人对《论语》的理解，得出自己的观点。他要写的不是注疏那类作品，当然更不会是“语译”，只是从某一处(很早就想好了)入手，说出自己的见解而已。也许“卑之无甚高论”，但希望都是网上查不到的。止庵近些天所做的功课加上之前累积的文字，这份笔记已有十几万字的规模。但是他说现在还不能着手正式写一本书，恐怕得等疫情结束后再踏实下来整理。
止庵说，每日读《论语》，遇到有一章历来解释都不清楚，有些甚至解释错了，而自己得到心满意足的解释时，真的是心满意足。虽然笔记只得两三行。“我去年写完那个酝酿了三十年的东西后，一辈子想干的事实已干完了。关于《论语》的书乃是‘暮年上娱’，此事不急。”止庵说出此语，令人不自禁地会心而笑。
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止庵曾答应与一家公司合作制作抖音短视频，当时的意向是讲日本旅游，公司有工作人员上门拍摄。如今情况变化，视频却还是照做，这也成为止庵闭关家中经常做的另一件功课。他自己用手机录制，再发送给对方制作，内容变为讲读书心得，讲卡夫卡、契诃夫，现在在做一个关于推理小说的系列短视频。他不知道反响如何，似乎也不太关心，但讲的过程舒心和开心。
其他的零碎时间，被止庵用于“闲改”和“闲读”。
去年止庵完成了一部18万字的小说初稿，这是他继随笔集《画见》后的又一部作品。他在慢慢改，想起来哪句话不妥就改一改，“不占什么时间，觉得哪里不完善，就修改一下。”
止庵已读完的“闲书”，列一下书单，可见如下：《普汉先生》《海街日记》(七册)《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牛犊顶橡树》，现在正重读《群魔》，多为小说，还有漫画。止庵对读书的节奏安排是：读一本分量重的，再读一本分量轻的，搭着来。
《普汉先生》是张爱玲《半生缘》一定程度上的“母本”，《半生缘》的人物关系和地点关系都脱胎于此。止庵早前曾经翻过，这一回又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海街日记》是日本吉田秋生的漫画作品，有同名电影，漫画共九册，国内现出版七册。止庵盛赞是枝裕和导演的同名电影，他认为把这个世界上美的事说好比说坏要难得多。“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寄生虫》里面的人都是有瑕疵的，说是坏人也不过分，这种拍起来其实不难。但是《海街日记》里活着的人都是好人，甚至连缺点都没有，这就很难拍，但是漫画和电影都处理得太好了。”止庵读得爱不释手。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是德国德布林的长篇小说。1929年出版，是德国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止庵曾看过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有10个小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没有读过书，这次读来首先最直接的感受是作者恣意狂放的写作风格。
晚饭后，没有其他事情的情况下，止庵会选唐人某家诗数首为家人讲解，已经讲过杜牧、王维、李白、王昌龄、刘禹锡、岑参。还有杜甫、李商隐、李贺、贾岛等待讲，他说，这些自己特别喜爱的诗人，每位可能一个晚上不够。
止庵称自己现在的日子是幽居生活，恰如其分。
韦力：
纳回正轨的心里波澜
著名学者、藏书家韦力是一个计划性极强的人，寻访和写作的安排往往规划到数年之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使他今年春天的寻访计划几乎全部泡汤。最初的十几天，他的心绪都处在烦闷、无奈之极的纷乱状态。
无奈待在家中的韦力憋闷之于，给自己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比如站到冷静的角度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灾难。所以烦闷是无用的，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对于个人来说，不是医务工作者，无法奔赴前线，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不给社会添麻烦，就是最重要的贡献了。
他还常常把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相比，北京当年是重灾区，北京人走到哪里都令人侧目，所以他感同身受着作为武汉以及湖北人的心理压力。而既然是同胞，就不应当在人家的创伤上再撒一把盐。
“非典”时韦力也没办法出门，但他觉得当时心态的恐慌程度不像现今这样强。当时他找到一个为他之后十几年的工作打下良好底子的事情，也是他之前一直想做而不得的，那就是在书库中整理书目。
“编目是一项很枯燥的工作，在此之前我曾经四次半途而废。但是因为‘非典’时哪也去不了，我在书库中干了几个月，终于把自己的古籍藏书目录编完了，可以说‘非典’期间的不能出门对于我完成这个事情‘功不可没’。”
但这次不行，韦力书库的所在地也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小区被临时封闭，韦力只好在家里看书，但明显感到看书的速度和质量比以往差了很多。
心里的无奈纠结，大约经过10天左右，慢慢平和下来，就想现在的环境非人力所堪，自己只是一个平头百姓，社会中的一粒微尘，不做事怎么成呢？于是他整理自己住处的书，开始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在慢慢翻阅书的过程中，韦力看到很多最初没有留意的东西。他以往的做法，是按寻访计划理好书目体系，待寻访完成，再系统读某一类相关的书。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有读完书而找不到寻访目标的担心。以前韦力觉得没有寻访到而读了书等于白浪费了时间，如今现况弄人，韦力只好将程序倒转过来。
这一倒转使他对一些人和事有了新的认识，很多东西也更加清晰化。比如他计划中的《觅道记》，是他“觅系列”的倒数第二部书稿。而道家的寻访之旅，本是要放到三年后进行的。这类资料韦力在列寻访单之前已经买了不少，在家中堆了一堆。现在他开始系统地看，重新构思，在脑海中编织《觅道记》的框架。韦力感到自己的心态慢慢平和。
现在，韦力在工作室的写作已经“复工”。因为工作室所在小区也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人，所以韦力每次前去都是全副武装，口罩、护目镜齐备，自己开车往返，不接触外人，尽量做到隔绝感染。韦力说以往自己是个很不在乎小节的人，但是在这种局面下，不只是自己在不在乎生命，而是不要无意中成为一个传播者而影响到更多的人，也就是通过自我约束来达到少给别人惹麻烦。
他的生活和工作慢慢纳回正轨。
韦力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师友赠书录栏目，广受欢迎。有人将它视之为购书指南，有人把它当成书及书友间的交往故事。而韦力设置此栏目的最初想法只是答谢朋友厚谊。这个栏目已经坚持写了六七年，都是写别人赠予之书。这场疫情使得书的递送停摆，收不到书了，也就无法写。韦力说：“这个月的还能写，因为我写的是上个月朋友赠送的书，下个月恐怕就难以为继，这是一个小烦恼。”
烦恼既小，解决起来就快，韦力在家理书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写作此栏目之前朋友赠予的书，这些书因为不是当月受赠，所以没有写过。韦力于是又灵机一动，“如果下个月没的写，就写前些年朋友所赠之书。”
自认为红尘中一粒微尘的韦力先生和我们大家一样，期盼着这一场疫情尽快结束。而结束之前，为了花开之后生活的继续，我们是否也做好了力所能及的准备？
本版文/本报记者 王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