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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郎”苏叔阳病逝 《丹心谱》等代表作感动一代人

2019-07-21 12:54  新京报  王俊

2017年8月18日,北京,苏叔阳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

苏叔阳走了。

对于年轻一代来讲,他的名字或许不那么熟悉。但五六十岁的老北京人对苏叔阳是亲切的。1978年,他的《丹心谱》公演时,在北京说万人空巷也不过分。

他有很多个身份,《丹心谱》让他作为剧作家进入剧坛;《夕照街》公映时,苏叔阳又以电影文学作家出现在电影界;《故土》面世,他又成了小说家;后来他又写历史,千禧年左右,《中国读本》在两年间销售了1000多万册。

他的作品里有北京人的生活和社会风貌,描写人性、时代,有颂扬也有批评。在那些看着苏叔阳作品长大的人看来,苏叔阳的写作像是胡同里那粒硌脚的石子,每天路过都会被硌一下,但哪天路过没硌着,你会想念那粒石子,去再走一遍,再硌一下。

他总是有赤子之心的,称自己是“涉世未深的少年郎”。在他眼中写作也好,创作也好,就是“能力所能及地办点事儿”。2017年苏叔阳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作家要医治人的心病。

昨日,苏叔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著名导演谢飞、相声艺术家姜昆等400多位来自文艺界、影视界、文学界的人士送了他最后一程。

早年一间房、一张桌光着膀子搞创作

苏叔阳的儿子苏霆是父亲创作的一位见证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只住着一间房,摆着一张桌,苏叔阳就伏在桌子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东西。

“他白天上班,晚上就光着膀子,在桌子上写作,桌子很破,咯吱咯吱响。”

在这样的环境里,苏叔阳写出了《丹心谱》、《夕照街》、《左邻右舍》等“爆款”。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苏叔阳作品的“红”。姜昆告诉记者,苏叔阳1978年的话剧《丹心谱》,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对整个文坛的影响,都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我家就住在人艺旁边,天天看到人艺门前人们人山人海买票的情况。我的父亲看完演出回来跟我们说:人艺回来了!苏叔阳先生用他的笔,用他对艺术的理解,在中国戏剧的传承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著名导演谢飞认为,苏叔阳作品是表现生活,表现艺术家对艺术的探索,满足观众需求。“不像现在作品以娱乐为主。”

“他的作品是和第四代导演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这批人都受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比较执着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文革’后拨乱反正,我们都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作品或来自于眼前,或来自于过往,对社会有颂扬有批评,作品比较扎实,有分量。”谢飞告诉记者。

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苏叔阳说自己在文学上缺乏自信。唯一有点儿底气的原则只有两条:第一、便是写人,写活人,活写人; 第二、写我们民族的生活和心灵。

他评价自己的文学创作是赤脚上路,唯有把脚掌磨厚些,努力地走下去。

“还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

尽管作品硕果累累,但苏叔阳常称自己“还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

苏叔阳的夫人左元平也经常说他“太天真太傻”。

2017年新京报记者去采访苏叔阳时,为他拍了照片,照片中的他,一手搭在桌上,一手搭在椅子上,头微微地扬起,露出小孩般天真狡黠的样子。

他总结自己——没出卖过朋友,没欺负过人,没走过后门,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干出来的,符合我的本意,说的都是真心话。

常常有人邀请他参加各类活动,《百家讲坛》多次请苏叔阳去讲课,他都给拒了。

接受采访时,他自谦自己只是做了一些事,谈不到什么很成功。“我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百家讲坛》请我去我不敢去,我是觉得我的‘板凳深度’不够。书面上的东西我可以说点儿,但是后面拿什么垫底啊,我觉得我差远了去了。”

如果实在有一些活动要出面,要吃饭入席的时候苏叔阳会和几个好朋友“溜出去”。

苏叔阳几十年的好友米南阳告诉记者,“我们愿意和好朋友一边吃一边聊天,聊文学、对对联。”

“有一次在饭桌上,有人出了上联‘元白可染关山月’。元白是启功的字,可染指的是李可染,关山月也是书画大师。”米南阳回忆道,“有人出了下联‘艾青方成戈壁舟’,这三个人分别是诗人、画家、书法家,不是一个行当也不是一个层次,这就不行。后来我接了一个‘雪石光照秦岭云’,雪石是白雪石,光照是卢光照,他们和秦岭云一样都是画家。”

苏叔阳就在席上坐镇,碰到对得好的就自然流露出称赞,“我们就一起鼓掌”,坦诚真实。

25年抗癌 见老友笑答“多棒啊还在活”

苏叔阳也遇到过困难期,让他的创作陷入困顿。

“一开始进入创作是很难的,当时环境也不好,但第一部作品发表后就一直在走上坡路。”苏霆说。“但是1994年那一下,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办法创作,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的。”

1994年,苏叔阳被查出肾癌。那年元宵节,他参加完一个晚会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眼前的东西朦朦胧胧打转,连台阶都看不清。入院后,医院给出的结果是肾癌。

一开始他不愿接受现实,偷跑出医院,去公园喝酒,一边喝一边开导自己,五十六也是走,十六也是走,二十六也是走,赶到这儿了有什么办法?

慢慢地他就想通了,在1994年5月,切除了右肾。术后恢复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他不断自我鼓励,把心渐渐放宽,“心宽一寸,病退一尺”。

生病后,苏叔阳又写了《中国读本》和《西藏读本》两部扛鼎之作,把自己在人大念中共党史专业的学术积淀,和文学笔法结合,以散文体的形式呈现。

25年的时间里,苏叔阳又经历了4次癌症,他见到老友的话就是“还在活”。

“他最早得癌症,我就在他身边,他的顽强乐观,没人比拟。见面跟我说:你看多棒啊,还在活。”北京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郝金明跟记者回忆道。

米南阳回想起与苏叔阳的很多往事就好像昨天一样。“去年我们几个好友一起吃饭,大家相约都好好活着,谁都不准走,但他就是走了。”

“病得不行了还想写话剧”

在生命的最后,苏叔阳还是想着创作。

苏霆看到这种情形感情很复杂。“一年前他就病得不行了,还想写话剧。说实话,作为家人,我不希望他这样,但作为同行,我非常敬佩,他真的是一座高山。”

郝金明今年春节去见苏叔阳,又被苏叔阳拉着聊了两个小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但还是拉着我聊创作、聊人生。”

晚年的苏叔阳,身体跟不上了,但脑子没停下过。

郝金明在筹备《正阳门下小女人》的时候,两人经常交流创作想法,一聊就是一夜。“这个故事怎么讲、这个人物怎么体现,两人为这件事,从6点到10点半,一直聊,不聊完他不让走、不散局。”

米南阳也经常大晚上接到苏叔阳的电话,“我们都是那种一旦思路来了,不管多晚,都要下床把这点‘火花’给记录下来。”

郝金明50岁的时候,亦师亦友的苏叔阳送了他一首诗,“路走过,桥经过,沟沟坎坎都迈过,大江大河也渡过,没想到小河岔里还淹过;风吹过,雨淋过,冰霜雪地全趟过,草地沙原也去过,外国的山峰咱爬过,谁知平地也摔倒过……”

这不是描写一个人的诗,是写给一代人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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