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孙歌：哲学与文学如何处理疾病与死亡？_美国新闻网-美国华文媒体融合平台-旅美华人的精神家园

最近，以“生命至上——人文精神与抗疫”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有主题报告与六个平行论坛。大会主题报告包括：“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清华大学耿焱教授）“医学的观念与发展”（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院士）、“媒体·人文·责任与抗疫”（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王鲁湘）等。

其中的医学与文学论坛邀请了首都师范大学陈嘉映教授，思想史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孙歌研究员，作为特邀嘉宾，围绕论坛主旨，两位分别就“没有死亡就没有美德”“想象生命”展开哲学性与文学性的诠释。医学从业者们也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表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院主任赵美娟教授的演讲主题为“重温生命诗性”。

陈嘉映

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

陈嘉映：《没有死亡就没有美德》

中西哲学家都在进行死亡相关思考，例如，苏格拉底认为，哲学活动从根本上说是在为死亡做准备，也就是在“练习死亡”；海德格尔将生命理解为向死存在；康德三大公设中的“灵魂不死”；人口论证中人类的新陈代谢，都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哲学通过思考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另一个对应的途径则是皈依宗教。不过对人口论证的批判认为它属于一种外部论证，无法证明对每个个体“我”的好处。

古希腊原子论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死亡与我们的生命无关，两者并无交集。中国古代也存在类似的想法，为老子做注的道学家郭象说“夫死者已自死，生者已自生。”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提出补充，我们对死亡场景的想象实际上是不合逻辑的，是将活的自己置于其中，因此不必感到担忧。然而这样的论证并不能消除对死亡的“憾恨”。

死亡之所以可憎，并不在于当事人是否经历，而是因为它剥夺了当事人原有能力的发挥。例如，一个健康的人因祸产生智力缺陷，不自知而感到快乐，但是爱他的人则会感到无限的损失和痛苦，这一点可以进一步延伸为，生命的状态不是以个人感知为标准的，而是与他人息息相关。

《瘟疫之城》描绘了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年，席卷整个古希腊雅典的瘟疫直接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视觉中国资料图

人不是生活狭义的当下，而是活在自己的希望和计划中，死亡可憎是因为打断了计划的完整性。人类生活中重要的事情都是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婴幼儿的死亡来说，他们只是做了生命的准备，还未来得及实施，因此更加可惜。另一方面，年轻人由于生命力旺盛，敢于面对困难和危险，更加不惧怕死亡。

伊壁鸠鲁的时间观是线性移动的，永远活在当下，不留遗憾，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可以克服死亡的恐惧，但是代价是立体的生活变得单薄简化，成为马尔库塞所说“单向度的人”，因此多数人不一定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最终因为放不下所重视的东西而回到对死亡的遗憾。

柏格森的时间观是绵延立体的，一切人生计划和情感都拥有特定的界限，不一定以死亡为终点，例如陆游所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死亡一方面令人憎恨惧怕，另一方面因其有限更加凸显生命的珍贵之处。出生、成长和消失构成快乐的一部分，是动态的。美德亦是如此，在冷兵器时代，勇敢与胜利和荣耀相关，亚里士多德曾说，“只有人间才有阿喀琉斯（《荷马史诗》的头号英雄），天上众神当中是不存在的。”神永生不死，在这个意义上人胜于神，因为终极的勇敢和爱就是面对死亡。人类所珍爱的美德和感情，因死亡的衬托而更加明晰。人的有限性首先是生存时间的有限性，既是一种遗憾，也是生而为人最值得珍惜和荣耀的部分。

孙歌：《想像生命》

医学上生命的界限主要指生命体征，但是文学上是模糊的，如“有的人还活着，但是他已经死了”。《文心雕龙》认为，最好的文学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文学的标准存在于绵延的时间里，经时间留下，被一代代人继承的才是好的文学作品，消失了的都没有价值。源远流长的文学作品不仅有一时一地的针对性，而且任何条件下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示，但不是明确展现的，这样的文学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冲动出发，即形象思维。

中国人经常讲“满腹经纶”、“打了腹稿”、“宰相肚里能撑船”、“古道热肠”、“牵肠挂肚”、“小肚鸡肠”、“腹诽”等词，似乎一切都发生在肚子里，但事实上肚子不是用来思考的，关于脑，则有“绞尽脑汁”，这是民国时期科学主义进入中国后才出现的词，对比下，“搜索枯肠”在唐代即用于表达写作状态。林语堂注意到，英文中没有类似表达方式，他认为中国人重感情，在叙事中饱含情感要素，但是也有批评这是国人科学精神不够发达的表现。

医学科学面对的难题不是天然可克服的，用肚子想事情的方式是可以与此关联的。中医中最重要的穴位是腹部的关元穴，是人的元气所在，隐藏的道理是，当元气支撑人的生命，大脑和心脏都要依赖它，可见的思维需要生命能量的支撑。

庄子中寓言，中央之帝混沌招待倏忽二王，出于回报，他们决定帮混沌凿出七窍，于是日凿一窍，混沌亡。与历史叙述和现代理解相反，我们认为混沌分化出形状，构成万物，而这则寓言提示我们，不否认倏忽（有限的），然而代表无限的混沌居于中央，是生命之本。

文学常表现在世间万物中很难穷尽的情感、现象，因为文学面对的是生命整体，它包含了许多可分化的有限的局部，但本身无穷尽。歌德通晓自然科学，但是在对学生艾克曼的谈话中，却认为现有的科学知识无法解释所有生命现象。他曾言，“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灵魂的触角可以伸到身体范围外，使人有一种预感，预见到最近的未来，我们都在神秘而奇异的境界中探索。”这句话揭示了生命的不可测性。

与医学的相关之处在于，尽管现代医疗越来越能够按照规律把握人体状态，但这不是万能的，每一个不可重复的个体都会有不同的结果，不能用规律来要求生命，无论面对是患者还是读者，都需要充分考虑对方生命的完整性。观念只在需要的时候登场，大多数时候要调动双方的直觉，才能被接受。

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敲既有动作又有声响，画面具有立体感；顾随先生认为，杜甫“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一诗没有让意识参与创作，而是依靠直觉，因为“不可忘”是口语的表达，更具饱满的声音力度，体现出无论写作还是欣赏，耳朵都具有重要功能；马致远《秋思》只有一个动词“下”，但具有非凡的动态和画面感，是通过联想进行融合再创造。一种解释认为，“瘦马”不是马，而是“扬州瘦马”（艺妓），诗中包含不可视的意向，存在于断肠人心中，通过想象打造新的画面。

欣赏文学在于发现未表明的部分，与医学关联，有经验的医生面对精神焦虑的患者，会声称所开的药十分珍贵，一次只能吃一片，患者因此坚持服药获得康复，这就是调动了画面背后潜在的生命形态和想象。

中国古人一直在打造“万物一体之仁”。个体是有限渺小的，只有意识到有限生命可以融入到无限中时，才会坦然面对死亡。古人以个体生命承载道。阿来的《云中记》，阿巴的选择基于对大地、村庄的特殊认知，对生死的别样感悟；疫情期间，医护人员推重症患者看日落，与生死万物相关；传媒大学患病的教授要求医护拉开病房的窗帘。传统信仰依然存活，支撑我们战胜困难，在历史中走下去。

讲座现场

赵美娟《医学靠近文学：重温生命诗性》

诗性是人生命中的朝向灵魂层面的世界，那里潜藏着人的诗性的哲学种子，冯友兰将哲学方法归纳为正负两种，正的方法是逻辑分析方法，直接解析对象，给对象准确清晰的表述，在西方哲学中居于主导；负的方法以“烘云托月”的方法对不可思议的事物，只可意会的事物给予描述，多存在于中国哲学。今年被授予国际桂冠诗人的舒也的获奖诗题目为《我的胡须因思念而疯长》，从题目可以感受到作品承载的情感生命力量，在情感逻辑面前，主体获得共鸣。

类似的，冯友兰认为，近于道的诗用负的方式讲明形而上学的道理，不是通过诗本身，以直接可感觉、可达到、可表现的不可感觉、不可思议者，来表达诗意智慧。在中国哲学史中，庄子比喻的形象思维中又不乏思辨的抽象，体现诗性哲学思想，鲁迅评价其作品为“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因此诗词与吟诵使人沉浸于“画中有音，音中有像，像中有意，意中有情，情中有体”的浑然一体的忘我之境，使生命之水宣泄。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将中国文化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期，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推三古七段论，以中国文学各种因素在该时段存有的成熟与否，将中国古诗词节点定在魏晋至明朝中叶；季羡林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中古界定为公元3、4世纪至公元13世纪；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史家刘师培在《中国文学讲义》中指出，中国文化精华之一便是文字表达过程中的诗意与智性，文史哲兼通的灵动之气。

同样在西方，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简约的诗性表达和极尽节制的锤炼，最逻辑的心灵与最激情的情感集于一身，读他的文字，印证了泰戈尔所说“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符需要最艰苦的锻炼。”哲学家尼采将理智与激情对立统一到疯，以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追问人之德行的提升，追问如何获得生活和存在的意义，语言的燃烧感，反思的彻底性令人仿佛感到能量在剧烈消耗，文采与思想的魅力一扫枯燥如嚼蜡的晦涩感，生命的活力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充满音乐的节奏，创造与想象这一高贵的禀赋全然释放，告诉读者，人作为与世界完全一体的有机存在，想象的创造力本就先于理性，人类早先无知与好奇激发的想象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在维科看来，诗性智慧就是想象性创造力，“在世界的儿童期，人们按照本性都是崇高的诗人”。

这些都是生命哲学亟待回答的大问题。对此，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隐忧》中提出以下三点：关于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涉及工具主义理性的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关于自由的丧失，即人的可能性维度的生命在最深层次渐渐收缩。

生命科学家迪尔泰在《人文科学导论》中第一次提出人文科学这一概念，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事物，以理性思维对象来描述事物，通过假说概括出普遍规律，满足人们的功利性需要，而人文科学的对象是历史的社会的，探索事物的内在价值和人的内心世界，正因如此自然科学关注事实，人文科学关注价值，价值判断体现为个别的不稳定性和可能性。现实中事实与价值的背离正是忽视人文理性的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指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在理想的社会中将获得统一性。这一结论为我们今天重温生命的诗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信心。

用康德对人是什么的分析，我们如何更好地思考行动和感受，不仅遵循自然科学的结论，还要符合为自己创立的法则，即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还为自身立法。布兰特认为，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本质特性就是智性，即康德意义上的理性规范性。

关于人的思维方式问题，亚里士多德大致将此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感性思维方式通常看到事物的表象片面，理性思维方式看到本质，而知性将二者通联。后来的哲学家也多强调这一点。人们关注文章与文学的区别与联系，关注中国六朝与近代德国思想的共同点，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反映的正是知性思维。缺乏执行思维的人，容易陷于冥思玄想，导致文字表达到创造性思维方式的生命参与的萎缩。

现代人值得关注反省，并从人的内在信仰层面进一步理解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内涵的深意。

陈嘉映、孙歌：哲学与文学如何处理疾病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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