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弃猫》：出于职责写了“父亲与战争” _美国新闻网-美国华文媒体融合平台-旅美华人的精神家园

【编者按】本文为日本《每日新闻》2020年7月11日刊载的村上春树专访，采访人为大井浩一、棚部秀行（文艺部），中文译文由靳安淼翻译。磨铁出版日前出版了村上春树长篇随笔《弃猫》中文版单行本，本文由磨铁出版授权。

作家村上春树（71岁）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谈到了他4月份出版的随笔《弃猫》和将于7月18日出版的最新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均由“文艺春秋”出版）。谈话内容作为本次专访的后篇在此登载。《弃猫》曾于2019年发表在某杂志上，村上在其中写了一些他父亲的从军经历等他当时从未写过的私人性质的内容，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反响。

《弃猫》

因为有太多人想要当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Q：您的《弃猫》给大家带来了很强冲击。这是因为过了70岁这个节点，所以下了这样的决心吗？

A：当时我想的是，“不趁现在把它写出来就很不妙了。”说实话，我不是很想写我家里人的事儿，但这个属于“不得不写”的东西，所以我拼了命把它写了出来。作为写作之人的一个职责。

Q：因为那涉及到了您父亲三次应征入伍的那场战争，尤其是涉及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A：这个原因占很大比重。因为有太多人想要当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所以发生过的事情不把它好好写下来是不行的。类似于篡改历史的事情经常发生，这是非常不好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我觉得写这些有些不妥，所以他（2008年）去世以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把它写出来。

Q：您在书中写道，您曾怀疑您父亲或许参加了有大屠杀行为发生的南京攻略战，所以您一直不敢去调查当时的记录。但最后，您搞清了您父亲其实并没有参加战役？

A：确实是出于这些原因，我迟迟没有去进行调查，但最终还是下定了“不写不行”的决心。调查之后发现，我父亲所在部队当时是去武汉作战，现在我每次（因新冠疫情的报道）看到武汉（的画面），就会想起这个。

以前，写不出来的东西就一直避开没写

Q：关于中国，您从早期的作品开始，就一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对其进行了处理，或者说，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进行了捕捉？

A：是啊。“中国”确实是我的一个“主题（德语：thema）”，或者说一个“动机（法语：motif）”。

Q：您亲耳听您父亲说，他所在部队处死了一个中国俘虏等等，这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A：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算是一个很强的刺激（shock）了，当然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Q：此外，您和您父亲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关系都“跌至冰点”？关于一对父子，这样的描写方式，也很令读者吃惊。

A：那段文字写起来异常艰难。把我本人身上实际发生过的事实书写出来，非常费力。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好要以怎样的态度去写。

Q：您说正是由于有了一段跟猫有关的小插曲，才能最终写出来？

A：把各种各样的插曲拿过来，平衡好整体的关系，然后写出一本经得起人们阅读的书，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或许我正是在技术方面达到了能写的程度，才能最终把它写了出来。以前对于我来说，是有“写得出来”和“写不出来”两种东西存在的。写不出来的东西就一直避开没写。不过，随着一部部作品的积累，我也变得越来越“写得出来”了。随后就很轻松了。各种以前写不出来的东西都渐渐写得出来了。我最初那本《且听风吟》，“写不出来”的东西就占了压倒性的大多数，所以我只把我“写得出来”的东西连在了一起，最终变成了那样的一本书（笑）。

Q：《且听风吟》得到了当时年轻一代的支持，他们夸赞说，终于出现了能把流行的东西自然地写入文章的文学。

A：我当时仅仅是因为只能写出那样的东西，所以写了那样的东西。不过，一直都那样的话，作为作家是生存不下去的。所以我勤加练习，想要更加自由地写出文章。最近才开始觉得，终于能把各种东西都随心所欲地写出来了。

Q：这种终于能写出来的感觉，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觉《1Q84》的时候，您的文章就已经十分自在了……

A：是啊，可能就是从大概那时候开始的吧，感觉自己能比较轻松地写出文章了。

Q：《1Q84》里，有个主人公之一的天吾和自己父亲和解的场面，这让人不由想起，《弃猫》里您和您处于晚年的父亲进行和解的那个场面。您在一个短篇小说《托尼瀑谷》里，也描写了一对跟中国有关的父子之间的关系。

A：经你这么一提醒，确实如此啊。不过，一个人想写的东西、感觉自己必须去写的东西，其实是有限的。由于没有那么多要写的，所以只能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持续地书写（那某几个自己想写的或必须去写的东西）。

再一次站在原来的位置上，去尝试新的东西

Q：很快您时隔六年的短篇小说集《第一人称单数》就要问世了。收录于其中的8篇作品里，有7篇，从2018年到现在的三年时间里，已经陆续发表过了，剩下的1篇，是您的最新创作。写一部短篇小说集，需要花这么长时间吗？

A：因为我是有了感觉才写的。并没有什么截稿日期什么的。最初的3篇就是突然一口气全写出来的。

Q：发表顺序是按照写作顺序来的？

A：是的。

Q：“第一人称单数”这个书名，是否意味着您又想以第一人称来写短篇小说了？

A：感觉自己又想以第一人称来好好写一写了。8个短篇，用的都是不同的第一人称。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第一人称，讲述着故事。不过，他们之间，也有着某种共通点。用的是这么一个有些复杂的结构。

Q：每位主人公身上都集中了精巧的设计，乍一看，又让人觉得，您写的全是您自己的事情……。

A：不如说，嗯……是用了很多“虚拟语气”的东西，类似“我可能也会是这样的我”的感觉。“这个虽然不是我，但我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第一人称的角度”是主人公，应该跟这个感觉很接近。

Q：您1985年的短篇小说集《旋转木马的鏖战》，开头写道，“里面全是讲述者真实听来的故事”，但其实全是您虚构的。当时是这样的一种写法呢。

A：嗯，是那么一种设定。

Q：这次的短篇集也让人联想到，里面看上去全是村上先生的亲身经历，但其实是不是全是虚构的？此外，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同时，音乐是不是又在里面承担了重要作用？

A：音乐……要说的话，是啊……Charlie Parker、Schumann、Beatles，还有短歌，都出现了，有的短篇里还出现了诗集。好像是每个故事里，都出现了一个那样的设计。

Q：《查理·帕克演奏波沙诺瓦（Charlie Parker plays Bossa Nova）》这个短篇，听一听里面的音乐，感觉文章的味道也变了呢。

A：那个短篇基本上是享受着就写出来了。比起“不得不写所以写了”，那个是“自然而然就一气呵成了”的感觉。所以，我的话，如果没有“想写”的感觉，是不会去写的。不想写小说的时候我还能搞搞翻译。我是想写的时候，才按照想写的样子，去写的，所以基本上是很轻松的。如果有了“截稿日期”那种东西，就会感到很吃力。然后，我总是想着，如果哪天彻底没了“想写”的心情，那就彻底不写了。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必然会涌起“想写”的心情（笑）。这倒是挺值得庆幸的。

Q：而且，您每次写完一个短篇集，就会想去再写一个中等长度的长篇……。

A：会想写呢。

Q：然后就会想写一个大长篇。您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呢。

A：所以，我总是想，如果彻底不想写了，就再去开个店什么的，但这个店，总是开不起来（笑）。有一件事我是想尽量避开的，那就是：没有想写的心情了，所以变成“不得不写”了。这个我是想尽量避开的。

Q：长篇《刺杀骑士团长》用的也是第一人称，重返第一人称叙事，也有年龄方面的考虑吗？

A：想要再一次站在原来的位置上，去尝试不同的、新的东西，这样的心情我是有的。我的小说是从第一人称叙事开始的，然后又用了很久的第三人称，但现在想要重返第一人称，用第一人称尝试一些以前写不出来的东西。今后会变成怎样我还不太清楚。不过，以前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时候，自己做不到的一些东西现在能做到了，所以想要在这个方向上试一试。

Q：接下来，又该朝着一部“中等长度的长篇”的方向去了吧？

A：是啊。应该是会写的。不过这个是我现在才要开始考虑的。不过，应该是会写个什么出来的。

想要一直对“多样性”敞开心扉

Q：进入长篇小说的执笔后，也会继续长期制作“村上RADIO”吗，就像翻译那样？

A：广播节目是想继续搞的，尽量地搞。能和很多人进行交流，这本身就很有趣，此外还有很多事情好像都能去尝试一下，所以想要继续试着搞一搞。

Q：翻译、广播节目、小说创作，三条线并行不悖？

A：不过，（全搞）也没有那么忙（笑）。我感觉稍微再多一些也忙得过来。

Q：从您开始听音乐的五十年代末到现在，已经过去60多年了，您感觉这世上，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哪些地方没有发生变化？

A：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我年轻时，听了相当数量的“没什么用”的音乐。现在回想起来，时常纳闷当时为什么会听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笑）？不过，听一听那些无聊的、没什么用的东西，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不听听那种东西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小说如此，音乐也是如此。我本人现在去听那些正当红却没有什么用的东西，那就真的无聊了。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现在正在一个劲儿地听的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所以我不想对此进行太多批判。我也觉得趁年轻应该把各种东西都听上一遍，而且我本人也是这样过来的。最近我个人开始对无聊的东西变得“非宽容”了，不管那是读的东西，还是听的东西。不过这个想让它顺其自然下去，因为我想要一直对“多样性”敞开心扉，并为此进行着努力。

村上春树《弃猫》：出于职责写了“父亲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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