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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逃离纽约后的40个小时

2020-03-16 13:58  美国高中留学   - 

现在是2020年3月13日下午3点整,距离我离开纽约长岛的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个小时。现在我正坐在山东某县城的一所快捷酒店满是84消毒液味道的房间内,整理着过去近两天内我所经历的一切。“魔幻现实”大抵是最能表达我此刻心中所想的词语。
 
自从我落地后的十几个小时里,有很多朋友向我发来讯息关心我的情况,也有很多朋友替自己或者别人来询问我关于从美国回到国内的事宜。一路上我恰好也在用相机记录着我所遇到的一切,所以决定写下此文以消磨我在酒店统一隔离的第一天。
 
本文中出现的所有照片均是视频截图
 
美国东部时间3月10日晚上10点,我收拾好这次回国所带的随身行李,把冰箱里所有的食物和房间内的日用品,外加两只N95口罩交待给留守的室友后,便离开了我位于纽约长岛的家。二楼的几个室友正在房间内激烈地进行着手机游戏,临行前我并没有和他们正式告别,虽然我并不清楚这次回国后下次相见会是什么时候。
 
我做出回国的决定并没有经历太多的内心挣扎。我家和学校所在的社区是长岛首例确诊病例发现的地点,几天的时间内,确诊病例已经增至让我失去安心继续在纽约呆下去的意念。再加上我学分提前修完不必担心学业的原因,回国保命对我来说算是一个中上签,虽然我知道这一路上的暗存的风险同样很大。
 
 
我拜托了我的另一位室友吕哥载我去机场,前几天长岛出现的一例Uber司机确诊病例让我不敢再冒险打车前往。吕哥今年三十出头,是我们学校在读的一名研究生,我和吕哥虽然年龄差了整整一轮,但是沟通上却没有任何所谓的代沟。我们前前后后机缘巧合在三所不同的房子里做了两年多的室友,和他一同在我们学校读研的还有他的妻子王姐。平日里他们对我还有其他室友都颇为照顾,我们也毫不客气地常常叨扰他帮我们种种。
 
车上的氛围并不轻松,在我们所处的社区内爆出接二连三的确诊病例后,吕哥是十分紧张的。他告诉我,“他最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王姐,因为她是被自己从岳父岳母那里‘骗来’一同来美国深造的。” 他要对她负责。我知道,像其他很多很多留学生一样,吕哥和王姐此刻也在挣扎到底要不要回,怎么回,以及再怎么回来。
 
 
在抵达肯尼迪机场T8的最后一个路口,我们险些和另外一辆送客的车辆相撞。车子停稳后的半分钟内,我们两个都在车内感到后怕,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最后我目送吕哥离开机场,明明自己安全到了机场,心里却总觉得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我在为自己做出的要求深感残忍和愧疚,立刻回国的强烈意愿占据了我的道德领地,但我又不得不厚着脸皮这样做了。
 
与吕哥告别后,我很快来到国泰的值机柜台,这是我第一次搭乘国泰航空。一来之前听到种种关于国泰空乘粗劣对待讲普通话乘客的事迹,二来每次回国都不会选择在香港转机。但唯独这次,国泰的这趟航线是我能够买到最早,性价比最高且转机风险最低的一班。起初最早预定的摩洛哥中转的航班被残酷取消,随后我立刻重新买了机票。要知道我订票的时候,周内已经找不到任何纽约直飞北京的班机。再三比较后,我选择由香港中转回到北京。
 
 
国泰值机柜台前排队的亚裔旅客全部戴起了口罩,而其他族裔的人则和大多数的纽约客一样全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柜台的工作人员也都没有戴口罩,我猜应该是公司统一要求不允许员工佩戴口罩吧。帮我办理值机手续的小哥见我拿着相机便问我是不是有油管频道,我便让他对着镜头打招呼。他非常耐心且认真地告知我所有关于值机的注意事项和登机口信息,最后我们互道了一声take care and stay healthy.
 
 
航站楼内异常的空荡,好像除了国泰的旅客并没有其他乘客出行一样。安检口的工作人员漫不经心地查看着我的证件和登记牌,她也没有要求我摘下口罩。不需要排队的安检在肯尼迪机场的任何一个航站楼都不常见。经过安检扫描仪的时候,我也没有被要求摘下口罩。看来上周洛杉矶发生机场安检员确诊新冠病毒的事件之后,并没有对纽约机场的工作人员产生任何影响,即便他们每天都要近距离接触大量的乘客。不管怎样,也还是希望他们可以保持健康。
 
 
我一直以来坚信的一点是,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是有着可以拧成一股绳的信念,但大难临头之际,各自飞散又是必然的选择。排队值机的时候我便注意到了照片中间的这位老阿姨,她当时操着一口熟悉的山东方言在左右寻求帮忙。我当时在她后面五六米远的地方,犹豫着要不要在这个时候上去搭话。我一路跟着她过了安检,准备随时跟上前去。我在等待她需要我的时机,终于,安检人员扣下了她的水杯要求她到外面处理掉里面的热水再重新过一次安检。然而老阿姨并不懂英文,于是我便借此上前提供了帮助。一同和我上前的还有照片中的这位男士,他是来纽约出差的北京人,因为疫情关系决定提前回国。
 
在老阿姨重新排队过安检的时候,照片中后方的这位女士走上前向我寻求帮忙。她要从香港回到广州,但不知道香港到内地的高铁是否还畅通。因为不清楚细节,我无法给出有用的答案,随后她选择和我们一起等待重新安检的老阿姨。许久之后,老阿姨向我们小碎步走来,虽然带着口罩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她的笑容,那是一种安心的大笑。老阿姨是青岛人,本来是打算在这边待一年帮女儿照看孩子,结果这次待了不到两个月就被家里人要求立马回国。就这样,我们一行四人男女老少非常默契地一起朝着登机口走去。
 
 
抵达登机口附近后,我们又非常默契地选择分散坐到不同的地方。我坐在一面显示屏前的空座上,屏幕上电影《花木兰》的预告片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宣传视频轮流播放着。几天前迪士尼刚刚在洛杉矶举办了盛大的首映典礼,一众主演和好莱坞红人们齐聚一堂,然而今天片方便宣布了全球撤档。疫情初期对华语影片的冲击无疑已经变成了对全球电影市场的巨大打击。与此同时,纽约各大arthouse,百老汇剧院也宣布了停止演出的消息。中国公主何时能够来到全球影迷的视线变成了一个未知的问题。
 
 
坐定后的我一直注意着老阿姨的动态,单纯因为我想确保她在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前去洗手间方便的时候,拜托我看管她的行李。看着她慢慢走远的背影,我猛地意识到作为个体的我对归属感有着多么的看重。从同是亚洲人,中国人,北方人,到山东人,这种按耐不住的对乡音和乡亲的信任和热情,并没有因为我在美国求学多年后消失。抑或是在危机四伏的周围抱团取暖,找到一个同样需要陪伴的人是何其的幸运。
 
 
机组人员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航班不会被狗血地临时取消,也意味着很快我们就可以登上回国的飞机。尽管基于种种原因,香港并没有给我任何亲近的感觉。但是哪怕能够离家近那么一丝一毫,在这个时候也都是好的。
 
 
登机前,我决定来到洗手间收拾好自己,准备之后不再使用洗手间等人员集中的地方。可人算不如天算,计划的行动没有一项是按照计划发生的。登机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购买的付费座位虽然有着很大的腿部空间,却恰恰位于洗手间的正后方,来来往往使用洗手间的人不在少数。邻座的一对定居香港的白人夫妇也没有佩戴口罩。靠窗坐的丈夫飞行途中有一段时间在一直咳嗽。原本不打算进食的我看到空乘就在我眼前准备食物肚子便开始觉得饿,这一切好像都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没有佩戴口罩的白人夫妇却备好了免洗洗手液,并主动offer我纸巾让我也擦拭干净,我一边表示感谢的同时又在心里os他们为什么不戴口罩。国泰的空乘们依旧热情地服务着身边的洋旅客,丝毫不受一直咳嗽的男士所影响。坐过道位置的我戴紧口罩,用卫衣的帽子和飞机上的毛毯裹着自己的全身,墨镜也没有落下。回头望去,后排的乘客有的如临大敌,有的恣意睡去。
 
 
不过国泰的空中影音是意外的不错,但是我没有什么心情观看。Whistleblower 让我想起了我们的李文亮医生和纪录片课上看过的《第四公民》。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在争做吹哨人,这次他们没有没收我们的哨子,只是在假装听不到。简单浏览之后,我打开了之前看过预告片的A24之《Waves》。浑浑噩噩看过三分之一后终是没继续看下去,绚烂的光影,MV似的剪辑加上烂透的剧本,让我的这趟飞行更加凄惨。
 
 
飞机起飞后,关于纽约的一切离我越来越远。这里的钢筋铁骨,这里的同学朋友,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疫情。我在这一刻体会到了做一名逃兵的感受,这滋味,不好也不坏。但心中颇有种 “明知山有虎,便上虎山行” 的意味存在,既然是自己做出的选择,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风险。去还是留,好像被过早地摆在了我的眼前等。我对学业唯一的顾虑是——我能不能赶回来参加毕业典礼,或者那时候还有没有毕业典礼。而我对于活着的唯一顾虑是——我能不能保全自己和尽可能保全身边人的情况下,顺利回到家里。
 
 
北京时间12号早上五点四十分,在近15个小时的飞行之后,我终于到达了香港。八个月前,这里曾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而现在,这里已经被全世界遗忘。起落架放下穿过云层的一瞬间我看到了黑夜中一束耀眼的光芒,就像是失明的人某一天突然获得了光明,那种快感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哪怕它浮沉不定,但在那一瞬间,它却真实的不能再真实。
 
 
抵港后,我跟随着人群走到了到达大厅。兴许是飞行时间太长,我迷迷糊糊地走错了地方,询问工作人员后才找到了转机的位置。我来到洗手间简单洗漱了一下,脸上已经被口罩勒出了一道道的印痕。如果它能确保我一路上不受感染,哪怕是勒出血我也是愿意的。转机通道的入口,我终于接受到了我出发后的第一次体温检测。一切正常。
 
 
清晨的香港一号客运大楼十分冷清,显示屏幕上已经出现了数次被取消掉的航班,和纽约机场不同的是,香港机场里的每一个人都佩戴好了口罩。机场的电视上没有任何商业广告,全部不停歇地播放着本地关于疫情的最新政策,此时我已经离开纽约16个小时了。
 
 
国泰和港龙的飞机在停机坪上整齐的排放着,它们里面有多少会飞离香港还是个未知数。昨日,特朗普政府颁布了对欧洲各国除英国外的飞行禁令,航空业的打击从亚太地区正式蔓延到了全球。飞不飞,飞去哪?
 
 
登机口外的同胞们焦虑地等待着,大部分人之间并没有保持一米五以上的安全距离。我不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只知道我们所有人会在同一架飞机上度过难熬的三小时。有太多人因为这次疫情在外滞留,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匆匆离开,匆匆回来。
 
 
登机后看到窗外升起的太阳,心情好了很多。北京是首都,是离家更近的地方。飞机上最担心的还是落地北京的隔离政策,因为明白现阶段处于严防境外输入人群的重要阶段,我已经做好遇到各种隔离安排的心理准备,但是心里还是会感到不安。既不想给外界添麻烦,又怕自己太过容易被放走。横竖都不讨好的事情,既然决定这样做了,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入境旅客要填写更加详细复杂的健康生命报告,在其中一栏,我没有犹豫地在“是”的前面打了勾。虽然每日坚持自测体温,而且没有感觉任何不适,但是纽约长岛家附近的疫情又让我不得不如实回答。虽然不知道这项肯定回答给我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但是理智和直觉都告诉我——如实上报是唯一的选择。
 
 
飞行地图上的这座城市更加坚定了我如实回答的想法。这两个月听到了太多太多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飞跃这座城市上空的那几分钟,我有在想城市里的人现在过的怎么样,他们要多久才能恢复到从前的生活。这座城市聚焦了太多太多的关注,这里的人经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所以我想在这里提醒所有入境人员:回国后一定要按照当地政府的隔离政策,老老实实上报行程,老老实实接受隔离,否则害人害已。
 
 
相比15个小时的飞行,3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看到北京上方晴朗的天空和远处清晰可见的建筑群,这一切对我而言变得更加不真实。我回来了,明明一个多月前我才从这里离开,这次回来却感到陌生。大概网友们骂得是对的,当国家和她的人民遭受最大挑战的时候,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在这时离开。即便是迫于学业和工作的原因,他们经历的一切我们都没有参与。阳光普照,我们选择去更宽广的天空飞翔;狂风暴雨,我们选择回到家巢中躲避。武汉封锁前逃离的500万人受尽责骂,我们这些人同他们无异。
 
 
飞机降落之前,空乘人员便通知我和其他16名旅客要先下飞机接受检疫人员检查。飞机降落后,我们17个人在出口接受了旅行史的询问和初步体温检测。随后工作人员统一收取了我们的护照并带领我们排队接受新冠病毒咽拭子检测。等待的过程是焦灼的,剩下的16名旅客和我一样全部是由其他国家中转香港入境。其中就有一家五口是在武汉封城前离开的,其他旅客多是从美国,德国,沙特入境。
 
在统一接受咽拭子检测后,我们根据个人情况填写申报明细。检疫人员注意到了我表格中的那项肯定答案。在通过多名工作人员讨论之后,他们决定将我放行。出关之后,我便与我当地的疫情防控中心取得联系,他们告知我要在机场等待他们前来接我。在经过9个小时的流程审批和车程后,我终于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踏上了回家隔离的行程。
 
 
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后,我终于到达了本地的入境人员统一隔离酒店,凌晨两点多的酒店楼道很适合拍恐怖片。隔离酒店属于快捷酒店,没有告知是收费隔离。一日三餐吃得好吃得饱吃得香。每日两测体温,有医生,特警,消毒人员看守。应该会是很充实的14天!
 
 
今天我发现了一项可以在酒店内运动且实用且可以排解焦虑的运动——洗衣服  不要问我为什么。
 
 
后面几天我会慢慢把所拍素材剪辑成一部纪录短片,里面会有更加全面的心路历程,敬请期待吧! 
 
重要的话说三遍:
 
主动上报,自觉遵守国家隔离政策!
主动上报,自觉遵守国家隔离政策!
主动上报,自觉遵守国家隔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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