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北京姑娘栾奕从纽约回到她从小生活的城市，这也意味着她6年美国生活的结束。
名校硕士毕业、成为抽签拿到H1B工作签证的幸运儿、公关做得风生水起。栾奕原本计划明年完成绿卡申请。她坦言，离开美国，是一个“几乎要前功尽弃、成本极高的决定”。她为此思考了几个月的时间。
回国后，她将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意外地在社交账号上引起很多共鸣。
结合她的自述，我们一起来看她的思考：
我为什么离开美国？
我在纽约一共生活了6年：在纽约大学读研2年，工作4年。2017年拿到美国工作签证，原计划在明后年完成绿卡申请。
栾奕从纽约大学毕业
读书时做过很多兼职，工作后做过公立学校教师，自媒体博主，纽约知名餐饮品牌PR经理。就职期间帮公司三登《纽约时报》并获得过近百篇主流媒体报道，个人也上过一些华人报纸。
栾奕在美国做美食博主探店
对我来说，离开美国是一个几乎要前功尽弃、成本极高的决定。
但我还是回来了。原因概括来说有四个：
➤ 美国疫情以来的行为，完全站在了它所宣扬的那些价值观的反面。
➤ 在美国我无法获得我所看重的共鸣共情与社会参与感。
➤ 美国综合得分日益走低，中美差距显著缩小，中国在我有生之年甚至有可能实现反超。
➤ 同等条件和同等努力下，我在中国获得快乐和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栾奕这一代人看美国电影、动画和出版物长大。在这些作品中，美国宣扬着它的民主、自由和多元。
而在经历了美国疫情暴发、“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政府打压中企的一系列事件后，栾奕看到的，是“美式价值观的崩盘”。
被打碎的“美国滤镜”
2012年我开始准备出国的时候，美国宣传的主流价值观大概是这样的：崇尚科学、人人平等、民主法治、自由多元。
对于一个有点人文情怀的文科生来说，这简直就是“理想世界”的定义。
而在纽约这个“最不像美国”、最激进多元的地方，我曾经一度觉得世界真的还挺美好。
直到疫情、特朗普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这记组合拳，彻底打碎了所有的美国滤镜。
而见识到美国最真实的面目之后，我无法说服自己继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像原来那样与之共处。
接下来，她从三个角度写了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观察。
1、民主与法治：“看不见的手”突然看见了
好多人特别欣赏美国的政治制度。说实话，初高中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但政府对华为、Tiktok、微信明目张胆的制裁，“看不见的手”突然能看见了，还连扇了我们三个嘴巴。
这让我对美国的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属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政治体制没有优劣之分，哪个体制能让自家国民踏实发展、国家稳步向前就是好的。国民幸福感和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才是王道。任何抛开历史阶段和国情空谈体制都是耍无赖。
非要借题发挥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来，以干涉和贬低中国为乐，有大国的瞎操心没大国的责任心。
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外国人，即使是和平年代，这种“随时都会被第一个放弃”的感觉太令人不安了。我选择回到让我更有安全感的土地上去。
2、反智与傲慢：“反疫苗”的美国人
疫情带给我的一个巨大冲击是，它让我十分具象化地意识到，美国社会的反智现象已经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眼看着2020年都快过去了，美国社交媒体上至今还有人在争论要不要戴口罩。我盲猜，如果没有这些反口罩的游行，美国感染人数大概能少个10%。
有人说，那是因为民众在等疫苗。但问题是疫苗一般要达到60%以上的接种率才能实现美国的全民免疫。那么，有多少美国人愿意接种疫苗呢？
宾大今年八月份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20%的人不相信疫苗。注意，不是说新冠疫苗，是所有疫苗，疫苗这个概念本身。
这使我对美国人“崇尚科学”的滤镜破灭了。
这六千多万不信疫苗的，加上几百万几千万不戴口罩的，让我觉得美国抗疫之路实在是道阻且长。
当然，美国疫情到今天这个地步，政府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他们手握一切信息和科技资源，甚至还有宝贵的两个月窗口期。但他们选择把头埋在沙子里，什么都不做。
疫情刚暴发的两个月，美国疾控中心宣传了：多洗手、别恐慌、保持社交距离。而在我和所有中韩日留学生戴了半年的口罩之后，5月，疾控中心终于建议大家戴口罩了。
其他国家的确诊病例不作数，早就发布的科学研究也不作数。
除了傲慢，还是傲慢。
我有时候甚至觉得美国政府在赌。《纽约时报》在美国死亡人数达十万人时，发布了一整版的讣告。上面是1000位逝者的名字。
借用《三体》的一句话，希望美国有朝一日可以明白这个道理：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3、有条件的自由和开放
继续从口罩说起。
口罩自己可能都没想到，薄薄三层无纺布，遮住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权与法治和那自由的天空。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加州通勤者戴着白色的防护口罩，其中一人身上还写着“要不戴口罩，要不去坐牢”。 来源：纽约时报
有不少人，哪怕面对生死，面对求大家居家隔离的医护，面对每天开发布会教怎么戴口罩的州长，都要坚守不戴口罩和朋友去海滩晒太阳开派对的自由。
这件事本质上是高度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和东亚文化圈“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社会责任感的观念区别。
我们都没错，只是观念不同，不必强融。
5月北京新发地疫情前期，大姨夫去了趟新发地买菜，事发后一家人开始了强制隔离。两个快70岁的老年人，愣是在隔离期结束后又接着自我隔离了两周，一共在家里窝了25、6天。北京好不容易快清零了，他们生怕给社会添麻烦。
中国老百姓这种心照不宣的社会责任感，对我来说更加熟悉，也更加有安全感。
4月份的时候，美国著名国民电台节目连线采访中餐企业，探讨如何向中国学习，振兴“后疫情时代”的餐饮经济。
照理说是挺拉好感的方向，偏偏主持人在临结束时问：听说中国现在封城，出入公共场合强制扫码、查体温，中国群众就真的没有意见？
面对主持人的笑里藏刀，几个连线方都坦诚地说“没有怨言，大家都很理解”。然后就是主持人心领神会的笑容。在最后剪辑播出的版本里，主持人果然意味深长地补刀了一句。
这次访谈也让我对美国人的自由开放精神有了更绝望的认识。这样见多识广的媒体人，理应保持着开放的心，不带明显预判和倾向地去采访他人。
可惜没有人能逃离美国这么多年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的洗脑，很多美国人所谓的“持开放态度”（open-minded），也不过是愿意接受在自己观念的同向延伸线上的更多观点罢了。
4、普通票：$100
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学生和残疾人：$50
促使我做出回国决定的导火索，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看到那条视频的时候，我也跟着里面的路人从不解，到质疑，在看到弗洛伊德尿失禁的一幕时愤怒地热泪盈眶。
接下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目之所及的所有活动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让路，所有媒体资源向这场运动倾斜，整个美国似乎都停滞了，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大部分信息都与它有关。
再后来，我熟悉的媒体圈和餐饮圈开始流行互相检举，谁家的编辑有过歧视行为，谁家拍杂志同工不同酬，谁家店员曾经驱赶过黑人顾客。
后来不知道是谁想出了“统计纽约哪些餐厅是黑人开的”这个主意。
最后发展到餐饮界各种意见领袖、主厨、食客的大联动，大家在社交媒体上接力扩充“黑人开店”名单，号召粉丝去名单里的这些餐厅点外卖以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
因为主厨是黑人所以去吃这家餐厅，主厨真的会为此开心吗？这是不是反向歧视呢。
这场运动进行到这里，个人观感已经很离谱了。而让我彻底震惊的是下面这件事。
8月底的一天我在网上闲逛，看见一个线上讲座活动，票价是分级制：
普通票：$100；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学生和残疾人：$50。
作为有色人种的我感到被冒犯，给主办方写了一篇长邮件表达这样定价多么不妥。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对方CEO，一个金发碧眼白人美女的官方回复，邮件字数是我的三倍。
她表示，定价分级是因为之前与平权NGO合作过，他们也更希望借此举，给经济有困难的群体一个机会。言外表达了“其他人一片好评，你是第一个来投诉的”意思。
一位美国朋友说，这就是在实践“机会均等”啊。给“弱势群体”一个机会！并向我祭出网上的神图：
“平等 VS 公平”
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看起来是少数族裔占便宜了，但这背后的逻辑和当年的种族隔离又有什么区别。又是谁给他们的权利，可以这样居高临下地评判他人呢。
经历了这场全民运动，“平等”和“人权”两个大词现在看来有点变味。而直说整场运动是白人的自我感动，又实在有点太悲壮了。
美国黑人世世代代重复着“黑人闹-白人哄-再闹-再哄”的命运。“黑人的命也是命”期间曾有一个视频冲上微博热搜：
每次看都很难过。
“黑人的命也是得”闹的沸沸扬扬的时候，也时有亚裔同胞站出来，试图借着这股东风，为新冠期间亚洲人遭受的歧视发声。其实在特朗普一句China Virus（中国病毒）“震惊四座”之前，针对亚裔的歧视就已经开始了。
1月底国内疫情大规模暴发的时候，纽约地铁就开始有人辱骂亚裔乘客“滚回中国”。唐人街晚餐时段整条餐馆街空空荡荡、陆续有中餐馆被打砸抢。
偶尔有几个政客跑到当地唐人街餐厅吃饭拍宣传照），试图拉动经济以及拉点选票。除此之外，亚裔基本上是孤立无援的状态。
首先美国的亚裔人口就不多，大家还以不爱投票著称。对主流政客来说，亚裔基本不算数。
如今亚裔精英越来越多，经济地位高，又重视教育，已经形成正向循环。在日常生活中，亚裔是真正能够与白人抗衡并且抢夺资源的一群人，他们对白人的食物链顶端地位是一种威胁。而帮自己养狼的事情，傻子才会干。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感情健全的人，我当然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我做不到在支持的同时，不感到一点委屈。
除了美式价值观的崩盘，栾奕说，她长久以来形成的认同感，让她对美国始终是一种异乡客的感觉，无法得到她所看重的个人社会参与感。
其实黑人平权运动和中国疫情早期抗疫的讨论度和全民参与度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慢慢地我意识到，无论我自己多么努力，我始终无法对这两件事情达到同样程度的共情。
对于中国发生的事情，我是更加真情实感地感受着共鸣，这些是我在纽约再待10年20年都永远无法获得的一种精神共鸣。
很遗憾，面对弗洛伊德这样被残忍地夺去生命的人，即使刽子手如此具象，身边的人们如何群情激愤，我也没有办法达到同样程度的共情。
我终于明白，对于美国，我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异乡客”。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我的心态可能永远都是“他们美国又怎样怎样了”。
以前总觉得，如果我再多读点书，再苦练一下英语，再多交点美国朋友，总有一天能融入美国社会的吧？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后来我GPA3.9从纽约大学毕业，业余时间把《六人行》看了十遍，毕业后在美国学校教书，交了ABC男朋友，离开前两年每天的工作都是跟美国媒体打交道……
6年了，我明白了融入美国社会并不是可以用“能听懂深夜脱口秀95%的梗”来判定的客观状态，而是一个心理状态。
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一份社会参与感。我想要时刻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在一起。我知道我们离完美的社会还有很远，但是，哪里又有什么完美的社会呢？我愿意跟同胞们一起吃苦，一起摸索，一起通过自己的努力，亲手让这里变得更好。
而除了这些“感性”的原因，中美力量对比的理性思考也是促使栾奕做出回国决定的原因。
如果说多年前我出国的时候，美国和中国就像是“100分”和“70分”。
留学生们为了这30分的差距，克服语言文化身份饮食等诸多不便，背井离乡追求“向往的生活”不难理解。
如今将近十年过去，以及美国在疫情期间不负责任的表现，美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下降有目共睹。
两者的差距确实还有，但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上，为了享受这多出来的分数，付出那么多代价实属不值。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人心。
现在的美国不仅面临着内部的撕裂，还因为疫情期间的表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信用危机。它几乎是釜底抽薪的移民政策也让很多外国人才寒了心，无论是已经在美国的，还是曾经向往美国的。
失掉国际信用，失掉外来人才，美国的实力会被严重削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