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宝瑄，曹禺戏剧文学奖得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他编剧的歌剧《张骞》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他编剧的话剧《立秋》自2004年首演至今，已演出超过800场，实现了包括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全国“五个一工程”特等奖、“文华大奖”、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等几乎所有国家级重大奖项的“大满贯”。
话剧《清明》海报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戏剧创作，姚宝瑄总是怀有一股浓浓的家国情怀，他的作品视野宏大，既以大量史料沉淀出厚重底色，又以丰富想象酝酿出灵动气韵，他重视传统、呼唤传统，却又保持着对民族传统精神的现代阐释和反思。姚宝瑄曾说，他的戏剧创作“既无虚名所累、院团相逼，也无时间所限、内容所困，只有心之所想、情之所动，才能性之所尽、力之所能”，这种由心而发的创作状态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令人向往并敬佩。姚宝瑄新创作的话剧《清明》10月11日在沈阳盛京大剧院首演，并将开启全国巡演的步伐。本报记者日前对姚宝瑄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构思《立秋》的过程近11年。其间，您多次到山西的大院深宅采风，并翻阅了大量历史书籍，以追寻晋商生活轨迹。此次，您创作的“时令三部曲”的第二部《清明》，依循着的主题与中心创作，可否介绍一下。
姚宝瑄：写《清明》，我准备了很长时间，早在十几年前创作《立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清明》的雏形。《清明》的主角许凌翔是《立秋》中的二号人物，他的原型是近代山西集官、商、绅、学于一体的传奇人物渠本翘。渠本翘的人生经历虽然并不广为人知，却异常丰富精彩，非常具有时代的代表性：他干过票号，渠家是山西有名的大票号，在祁县号称“渠半城”；他做过实业；他当过官，官至内阁中书、中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教育部佥事；他当过校长，曾任山西大学堂学监。他最著名的一件事是他自己筹款，从英国的公司手中把山西煤矿、铁矿的采矿权赎了回来。
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一直有着浓厚的创作兴趣。在《立秋》前三稿中，我把他经商和当校长的经历糅在了一起，后来在许多老师和朋友的建议下，又把大学的这段情节单拎出来写了一部戏，就有了《清明》。
《清明》延续了《立秋》的故事背景，讲述了民国初年丰德票号倒闭后，副总经理许凌翔出任“北方大学堂”校长，在国与家的双重危局中恪守“汇通中西、求真知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的16字校训，坚守明理、振兴教育的故事。和《立秋》一样，《清明》也是选取了“一天”之事，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将各种矛盾冲突集中到一个特定的节气之日进行展示。通过这部戏，我希望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为国家、为民族的一颗赤子之心和家国情怀。
记者：“时令三部曲”的概念很有意味，请您谈谈最初开启这个戏剧系列的想法，为何选择了《立秋》《清明》《夏至》这三个时令节气？
姚宝瑄：作为一名非职业编剧，“时令三部曲”的开启只因心之所想、情之所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回山西工作，虽然曾在山西上过四年大学，我对山西却并没有太深了解，连乔家大院是什么都不知道。当时，张艺谋导演将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正好在山西拍摄，我听说他为了拍一场下雪的实景等了很久，坚持不用人造雪，很佩服他，等他们电影拍完，我立刻约了几个朋友去看乔家大院。现在依然记得，那天天很冷，乔家大院还远不是后来热门的旅游景点，除了拍摄时留下的几个红灯笼，十分冷清。我们一个院子接一个院子地逛，从第二个院子出来我往台阶上一站，忽然就感觉：这是一部戏，一个和《妻妾成群》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古代的山西商人，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支队伍，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准纳妾、不准嫖娼、不准私养女子，违者逐出商家票号，除名并废除继承权，无论何人都必须遵守此规矩。在这种独特的晋商文化中，男人们都出去经商了，留在深宅大院里的女人们怎么办？她们如何生存、如何守护家财、如何养育子女？我由此出发开始了《立秋》的构思，一琢磨就是十年。
因为这部戏基本是按着“三一律”的规则来走的，写的是“一天”之事，我想来想去，想到了“立秋”这个名字，它有特点，有意味。第一，它是时令之日，一年分四季，它是一季的起头；第二，它是一个丰收季节的开始，人们要抓紧立秋这个时间，抓不住，紧接着就是寒风凛凛，这就像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一个企业等等，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一定要珍惜这个时节；第三，中国人对秋天的感觉比别的季节都更深刻，“悲哉秋之为气也”，又比如“愁”字，心上有秋便是愁，“立秋”这个名字一下子就给这部戏扣上了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同时又具有极其现实的残酷。
《立秋》之后，又有了《清明》，“清明”既是故事发生的时间，又蕴含着剧中的人们对清明的政治、清明的社会、清明的天下和清明的教育的呼唤。
至于《夏至》，因为前两部戏都是以“渠本翘”为原型，我想索性做个三部曲，再写一个他和山西大学堂上海译书院的故事。选择“夏至”这个节气，也是取它一种天然的戏剧情境和美学意义：这是最长的一天，人们往往期待在这一天可以做很多事，但当下的环境、情势又不允许你做很多事，最后感觉，这一天时间太长了。
这就是“时令三部曲”的由来。
姚宝瑄和《清明》剧组的全体主创人员
记者：《立秋》经由山西省话剧团上演后，已在海内外演出几百场，知名度也很高，那么这次将《清明》搬上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姚宝瑄：《清明》的主创团队是清一色的“学院派”，无论是导演王丽娜、刘羿良，还是舞美设计鲁宁、灯光设计胡耀辉、服装设计陈向群、造型设计王小荭等，都是来自学院的精英；这部戏的演员也几乎都是中戏科班出身，“学院派”是《清明》的一大特色。我们希望认认真真做一部既是“学院派”精品，同时又能进行一定市场探索的戏，希望观众在看完戏走出剧场时，能非常冷静地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和当下的教育有所思考。
尤其这部戏的导演王丽娜老师，是一个对舞台非常忠实、非常热爱的人。2016年，她为了给中戏学生排毕业演出剧目《立秋》，特意带他们来山西采风，想见见作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交流剧本时，学生们争先恐后准备提问，我说你们先别问了，剧本有哪些问题，你们会提哪些问题，我一个一个告诉你们，因为我对自己的剧本太了解了。这可能给王老师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们这次的合作很愉快，我和王老师都认为《清明》应该是一部风格很大气的戏，这是我们的共识。王老师在排练时很注重细节，这群年轻演员很多都曾受教于王老师，她对他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既在专业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循循善诱、温柔宽厚。
记者：您任教于山西大学文学院，是一位能静下来心来做研究的纯粹教授和学者，而不是一位职业剧作家，请问剧本创作和学术研究对于您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姚宝瑄：可以说，要是没有在文化人类学、古典文化、世界文化方面的学术积累，我就写不出这些剧本。1987年，我刚从国外回来时写过一篇论文《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插上一双西去的钢铁翅膀——联接欧亚大陆交通线》，那是在“一带一路”提出的20多年前。虽然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却直接启发了我创作歌剧《张骞》和“丝绸之路三部曲”，我想我可以通过戏剧去呼唤人们重新开放丝绸之路。
《张骞》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抓题材“一抓一个准”，并且总能走在形势前面，其实这就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带来的优势。因为我知道这条路自古就是通的，虽然后来不通了，但是它完全可以重新开通，纵观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但凡是“向西看”的，如西汉、唐朝等，均成为华夏历史最鼎盛最辉煌的朝代，这种规律性的走向告诉我们，中国要向前发展，一定要掉头向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转向。因此，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把这个民族的“根”写清楚，不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时代有所观照，你的作品就走不出去。我认为，中国戏剧真正的发展方向，并非标新立异的“服、化、道”和外在演出形式，而是你的作品真正打动人心，让老百姓愿意买票进剧场去看戏。
很多人只关注编剧技法，却不关注人物的精神品格，我觉得做人的根本就是你真真正正地站在大地上，不管它是沙土、是黄土、是泥土、是河边、是山里，你一定要留下自己的脚印。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了解这个民族的灵魂，你的作品才会真正为观众信服，你才能让自己的艺术走向大众、走向历史，走进时间的隧道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