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朝清供”的文化图景：玉梅冰蕊先含笑，春色来年胜旧年

岁朝，即农历正月初一，也称为岁旦。“清供”，广义上指的是陈设和观赏清雅的物品，如南宋人士林洪曾著有《山家清供》，将山间蔬果等食材的采摘、烹饪、保存乃至食疗药效等事娓娓道来。以岁朝为主题的绘画涉及花鸟、人物和山水三大画科，“岁朝清供”应属从花鸟衍生的画题，呈现的是时令花木蔬果、雅玩器皿和各类与岁朝有关的吉祥物象。
一、岁朝供物的源生
最初的岁朝供物，可能与元日食用的“五辛盘”有关。《荆楚岁时记》载：“元日，……进屠苏酒，下五辛盘。”屠苏酒又称椒酒，五辛盘就是五种菜肴的组合。注云：“五辛所以发五藏之气，即大蒜、小蒜、韭菜、云苔、胡荽是也。”可能以气味浓郁芬芳之饮食来祛除和预防疾病。如杜甫（712—770）《杜位宅守岁》：“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汪元量（1241—1317后）《幽州除夜》中有：“壶倾卯酒杯浮栗，厨出辛盘饤簇花。”至宋时，“五辛盘”逐渐与民俗中立春享用的“春盘”混同起来，呈现出多彩的观赏特色。司马光（1019—1086）《春帖子词·皇后阁其四》：“玉盘翠苣映红蓼”。韩维（1017—1098）《春帖子词·皇后阁其四》“紫兰红蓼簇春盘。”范成大（1126—1193）《立春大雪招亲友共春盘坐上作》：“菘甲剪翠羽，韭黄截金钗。”菘即为白菜。杨万里（1127—1206）《郡中送春盘》：“韭芽卷黄苣舒紫”。都表明春盘鲜艳的色泽。为了装饰春盘，宫廷中甚至将菜加以染色，《岁时广记》卷八引《皇朝岁时杂记》：“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盘并酒赐近臣。盘中生菜，染萝卜为之装饰，置奁中。”这些载录都表明了“春盘”或“辛盘”并非仅为食材，亦有观赏之趣，而酒器、白菜和萝卜等物象也常出现在后世的“岁朝清供”图像中。
与此同时，由于理学的兴盛和文人品位的情趣，宋时节令赏花的习俗也大为兴盛。《梦梁录》载：“四时有扑戴朵花，亦有买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柏桂、罗汉叶。春扑戴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扑金灯花……秋则扑茉莉……冬则扑木春花。”南宋张镃（1153—1221）在《赏心乐事》中载录了一年十二月观赏的不同花木景致，以一篇尽述岁时之趣。虽然在《宣和画谱》、《图画见闻志》、《画继》以及《图绘宝鉴》等宋元画史文献中没有关于“岁朝清供图”的记载，但宋画中出现了一些以单独的瓶花或盆花为创作主体的作品。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南宋李嵩（1166—1243）的《花篮图》，可以看作是宋时“岁时赏花”的代表画作，其上有款“李嵩画”。藤篮中满盛早春花卉，有红山茶、绿萼梅、水仙、腊梅和瑞香。其中山茶是主花，绿萼梅则是宫廷中的名品，如陈著（1214—1297）《绿萼梅歌》：“君不见宣和艮岳绿萼梅，百花魁中此为魁。”这页《花篮图》是四时花册页中的“冬花”，另有“春花”和“夏花”册页传世，可见并非专为岁朝所作。但宋人写生状物，四时的花卉种类分明确切，不相混杂。
南宋，李嵩，《花篮图》，绢本设色，册页， 26.1X26.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件被归于赵昌（11世纪）名下的《岁朝图》，画湖石和茂密的山茶、水仙、梅花和长春花，花卉之下再用石青填底，显得富丽多采。其构图特殊，画面不留空地，极具装饰的效果。北宋郭若虚（生卒年不详）的《图画见闻志》卷六中提及，南唐宫廷中有被称为“铺殿花”的画作，为宫院挂设之具，画丛艳叠石，傍出药苗，杂以禽鸟蜂蝉之妙。另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态。而此幅作品的构图命意似乎正与之相吻合。但该画虽有“臣昌”款两处，但并非其原作，时代也晚于赵昌，之所以被认为是“岁朝图”，可能是因为画中的主花采用了岁朝时令的水仙与山茶。
传北宋，赵昌，《岁朝图》，绢本设色，轴，103.8x51.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四时花卉的绘制在宋以后得以延续，岁朝早春是其中的重要母题。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宋缂丝岁朝花鸟》，采用墨笔和纹理融合的方式，织出梅花、山茶和水仙。一对鸲鹆相互鸣唱，两只雉鸡双双依偎。《元绣先春四喜》，在蓝色地绫上五彩绣梅花、水仙、山茶、二对喜鹊等，尽显早春时节的欢快欣悦。由此，从史料和实物两方面来看，“岁朝清供”的缘起，是元日前后可观，可品与可赏的时令物象。
宋代，《宋缂丝岁朝花鸟》，绢本设色，166.5X71.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元绣先春四喜》，蓝绫本设色，86.8X46.2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岁朝清供图的兴盛
一般认为，“岁朝清供”这一画题自明代晚期开始出现。然从明人的载录来看，专门的“岁朝清供”还并未成为岁朝图画的主流。如清代孙原湘（1760—1829）在《天真阁集》卷三十诗中记载有元人本《钟馗岁朝图》，“饿嚼梅花香蕴籍”。明代刘若愚（1584—不详）《酌中志》：“正月初一正旦节……（岁暮）门旁植桃符版，将军炭，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文震亨（1585—1645）《长物志·悬画月令》：“岁朝宜宋画福神及古名贤像。……正、二月宜春游，仕女、梅、杏、山茶、玉兰、桃、李之属。” 然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岁朝图中已融入了“清供”的画题。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曾御笔绘制《岁朝佳兆图》，并有谐音“柏柿如意”御题诗一首：“一脉春回暖气随，风云万里值明时。画图今日来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画钟馗带一小鬼，钟馗手持如意，小鬼高擎盛满松柏和柿子的大盘，正在踏脚行进，其上又一蝙蝠飞舞。虽是人物画，然画中的松柏、柿子、如意和蝙蝠却在“岁朝清供”中是常见之物。
明代，朱见深，《岁朝佳兆图》，纸本设色，59.7X35.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早期的“岁朝清供”，被称为“岁兆图”。清初孔尚任（1648—1718）的《节序同风录》云：“卧帐悬八吉祥小事件或带身边汗巾上，又画各色花果器物吉祥名曰岁兆图。”由此可见，这些吉祥花卉，蔬果，器物等，实际取其吉“兆”。清初大臣张溥（1602—1641）也有《题岁兆图》：“璘玢竹实缀璚英，佛国花开尔许明。谁貌冰姿伴髯叟，却教老子顿移情。”从诗意来看，有梅花、竹子和山茶等花种。而前述明宪宗的《岁朝佳兆图》，其中的“岁兆”正是“柏柿如意”。
雍正时期女画家陈书（1660—1736）所绘制的《岁朝丽景》，画面右上方有款书：“雍正乙卯（1735）新春。上元弟子陈书画于来青小墅。时年七十有六。”钤印“陈书”朱文连珠印。画中腊梅、山茶。南天竹、水仙，经过整形修剪，按照高低比例栽种于天蓝釉瓷盆中，并配有湖石。其下放置百合、柿子、苹果、灵芝、橄榄，寓意“百事如意”。花卉蔬果都是冬令时物，显现出浓郁的岁朝气息。
清代，陈书，《岁朝丽景》，轴，绢本设色，96.8X4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绘制“岁朝清供图”的风气，在乾隆时期最为兴盛。据曹可婧在其硕士论文中的统计，清高宗弘历（1711—1799）自乾隆十六年（1751）起，几乎每年都画《御笔岁朝图》，仅少数几年偶有间断。这或与乾隆曾题跋赵昌款的《岁朝图》和蕫祥款的《岁朝图》，并在乾隆十七年（1752）仿画了后者有关。他在1760年作《高宗纯皇帝御笔仿宋人岁朝图》：“御笔画如意、柿、百合、瓶中浸柏枝，并书壬申元日诗。”画后题跋：“壬申元日试笔一律，并仿宋人岁朝图意。”
除此之外，乾隆也采用御笔《岁朝清供图》来纪念和祈愿国家大事，正如其曾经言道：“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雨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纪事，即游艺拈毫亦于小中见大。”如《弘历御笔丙子岁朝图》，作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是年弘历四十五岁。诗塘上题“同风”二字，画中绘有瓶、竹、灵芝、萝卜、“新春大吉”条幡，运笔墨色浓淡间颇有意趣，题诗曰：
岁纪重开子，星杓又指寅，天涯息征战，歌舞太平春。
乌孙归去各封汗，协纪明时命五官，讹正从前珠露海，條风翘首向东看。
乾隆的《御制诗二集》卷六十中收有这两首诗，而在“讹正从前珠露海”一句后有作者自注：“蒙古推步家谓之‘珠露海’，准噶尔旧有之，兹以归我版图，命何国宗等挈仪器往测晷度，注之宪书，以示同文。”其深意在于铭记平定准噶尔叛乱、重新测定疆土版图并记之于国典的帝王功业。
清代，弘历，御笔丙子岁朝图，轴，纸本墨笔，90X50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方面，“岁朝清供”的画题相比山水、人物画更易于绘制，可工笔也可逸笔，是宫廷画家、宗室画家、词臣画家都能参与创作的图绘，还能制成工艺品观赏，也是在宫廷中得以兴盛的原因之一。
我们从乾隆的宫廷画家金庭标（活动于18世纪）所画的《画曹大家授书图》中，可以见到“岁朝清供图”在室内得以张挂。该画以东汉才女班昭为主题,描绘她在宫苑小阁里教学的情景。画中有一冰裂纹白瓷花瓶，其中插有万年青、梅花、山茶。其后放置水仙湖石一盆，并有柿子与灵芝。并有款书“臣金庭标恭绘”，钤印“臣金庭标”白文方印。画中的其他位置，还有窗外的腊梅和南天竹，棕榈，室内的牡丹、水仙湖石、篮中的山茶和柏叶。这些节令蔬果植物，都是冬日岁朝之所见。再如《清宫十二月令图》中的十二月，靠墙案桌上有一件瓷器仿青铜尊的花瓶，其中插有大枝梅花与天竺，应为清供现场景致。
清代，金庭标，《画曹大家授书图》，轴，纸本设色，90.5X90.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曹大家授书图》中的《岁朝清供图》
乾隆时期的词臣邹一桂（1686—1772）所作的《画盎然生意》，图绘的是仿古铜盆内平铺小碎石，植栽棕榈、文竹与湖石，旁边配有仿哥窑花瓶，内插山礬和迎春花，旁有万字锦春结饰，具有“万福集聚”的涵义。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谈到花卉画法时提到须“知天”，即关注节令。“又以水墨为雅，以脂粉为俗，二者所见略同。不知画固有浓脂艳粉，而不伤于雅；淡墨数笔而无解于俗者。”正如画作中既绘制岁朝之喜，却又不失清雅之风。而宗室画家，乾隆之孙绵亿（1764—1815）的《绘宜春呈瑞》中，有月季、梅花、松、竹插在小口筒式的青釉瓶中，旁边有水仙、百合、玉磬、柿子、如意，象征“平安吉庆，百事如意”。款书“臣绵亿恭绘”，并有嘉庆皇帝颙琰（1760—1820）的御题诗：“吉语拈题应岁朝，玉梅香色笔端描。凌波斜倚春先报，百合清平凤律调。嘉庆壬戌（1802）新正御题。” 绵亿另有一件名为《太平春色》的“岁朝清供”画，与《绘宜春呈瑞》构图类似，有嘉庆癸亥（1803）御题。
清代，邹一桂，《画盎春生意》，轴，纸本设色，42.2X74.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绵亿，《绘宜春呈瑞》，轴，纸本设色，84.4X35.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缂丝岁朝图》，在葫芦造型内设计岁朝清供图，以古器物加上花卉组合而成。敞口仿古铜器方觚造型的青瓷花瓶，内插梅花、茶花、天竺，左侧另有水仙盆栽，并配置爆竹，以及出现了一只捡起瓜子的松鼠，一派浓郁的新春画意。上方则有乾隆、嘉庆朝的词臣姜晟（1730—1810）书写御制诗文一首，并用蓝色缂丝制作。曰：“绘图吉语叶开年，雅吟风流喻别传。婀娜茶红报春丽，郁芬梅白飏风鲜。瓷瓶插处间天竺，石盎植来惟水仙。匹鼠探壶试五技，却倾瓜种兆绵绵。御制岁朝图诗。臣姜晟敬书。”祈愿的内容除了新春节令之外，还有子孙绵长。
清代，无款，《乾隆缂丝岁朝图》，轴，缂丝，64X4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清供雅器的呈现
观赏岁朝清供图，除了时令供物之外，另一旨趣是器物的陈设。在古雅器物中插花的风气，最初也是起自宋代。北宋神宗时代（1048—1085）薛绍彭的《元章召饭贴》的花笺上，便出现了青铜辅首衔环尊，其中插有梅花数枝。再如宋人杜良臣（生卒年不详）的《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的花笺上，则是插有兰花的琮式瓶。南宋赵希鹄（1170—1242）《洞天清录·古钟鼎彝器辩》中提到：“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若水秀，传世古则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可见宋人喜爱古雅的花器已经蔚然成风。
宋，薛绍彭，《元章召饭帖》，纸本，28.1×38.4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杜良臣，《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纸本，25.7×36.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的文人审美延续和复兴了宋人的趣味。如文震亨认为置瓶应“春冬用铜，秋夏用瓷。”高濂（生卒年不详）曾言道：“大古尊罍”适合摆放“堂中插花”。晚明陈洪绶（1598—1652）名下的《清供图》，其中的玉杯形状，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晚明螭把玉盃颇为相似，是当时流行的清供器物。张宏（1577—1652后）的《岁朝图》中出现了青铜觚、铜炭盆、提梁卣等古器，是他除夕摹友人的收藏而成。另有一件传成化年间（1465—1487）画家陶成所作，款为“嘉靖壬申云湖仙人漫笔”（嘉靖朝无壬申年）的《岁朝图》，也出现了炭盆和提梁卣，还有一爵，一铜罍和拨火箸，罍中插柏枝、水仙、老梅、山茶和灵芝，时代应为明末或其后。
明代，陈洪绶，《清供图》，藏地不详。
明晚期，玉盃，高3.7厘米，盃径7.3厘米，最宽8.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张宏，《岁朝图》，轴，纸本设色，94X71.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传明代，陶成，《岁朝图》，轴，纸本设色，238X60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人们在“岁朝清供”画中时常能观赏到宫廷的内造器物，传为元人的《丰登报喜图》就是一例。画中一件镂空的双层玲珑转心套瓶内，插着白梅、天竹，花间悬挂香囊、玉磬。黑漆彩绘几架上置有铜香炉，珐琅瓶内则有香箸，另有玉兰花插一件。前方果盘盛满百合、柿子、苹果、佛手，旁置柏枝与柿、灵芝与细颈玻璃瓶，运用同音和谐音，表达“百事平安，福气吉祥”之意，可能是清代中晚期宫廷画家所作。该画对器物的表现精细程度超过了花卉果蔬，显出一派宫廷富贵气象。另乾隆时期画家蕫诰（1740—1818）曾画《碧桃金鱼》，其中有碧桃、爆竹、金鱼、炉、盒和石榴瓶，意为多子多福，岁岁平安，金玉满堂。在画面右下角也出现了玉兰花插，可见是当时流行的宫廷供器。
传元人，《登丰报喜图》，轴，绢本设色，99.9X63.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青玉玉兰花插，18世纪后半叶，高22.3厘米，宽1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蕫诰，《碧桃金鱼》，册页，纸本设色，11.9X1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部分“岁朝清供”画题，在注重表现雅致器物和吉祥诗意之时，逐渐脱离了节令意义，画面中除了应时花卉蔬果外，也混入了其他的吉祥物象。
陈书的另一件《岁朝吉祥如意》，作于雍正乙卯（1735）新春上元节。画中有一孔雀蓝釉行龙长颈瓶，其中插有红梅、茶花，旁边摆放了柿子、石榴、桃子、灵芝、佛手及桃花，呈现春暖花开的景象，也有事事如意，福寿双全的涵义。但石榴和桃子都并非节令水果，当于乾隆御笔岁朝图中的牡丹一样，为衬托欢乐丰富场面所画。款书：“新春如意事事吉祥，雍正乙卯上元日，南楼七十有六老人陈书。”在诗塘上有姚文田（1758—1827）书写嘉庆皇帝的御制诗：“天开周甲岁庚辰，梅蕊舒香庶汇新。如意从心符事事，吉祥顺序溥长春。庚辰（1820）新正御题陈书岁朝图敕敬书、臣姚文田奉。”画中的青瓷瓶，与清宫所藏的乾隆时期青瓷瓶颇为相似。该瓶器身云龙盘绕，蝙蝠穿梭期间，是清代流行的器物。
清代，陈书，《岁朝吉祥如意》，轴，纸本设色，108.3X49.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乾隆时期，景德镇窑，青瓷云龙纹瓶，高27.9厘米，口径3.1厘米，底径8.0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再如清宫所藏多宝格的盒盖，盖面用各类宝石、牙、木等百宝镶嵌而成一幅《岁朝图》，前景为玉磬、苹果、葡萄、石榴。中景陈设葫芦瓶，装饰大吉二字。瓶的左侧有鱼缸，其后有柏枝。画面为追求花团锦簇的视效，加入了葡萄和石榴，二者均有多子的吉祥涵义。
清代，嵌玉石博古图八方漆盒（盒盖），18,19世纪，宽39.5厘米，盒高11.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宫廷的器皿固然华美精巧，然在文人手中的“岁朝清供”，便脱离了宫廷的富贵气象，显出深邃而有逸气的文化意蕴。吴昌硕（1844—1927）在1929年所作的《岁朝清供图》，画中有全形拓的陶陵鼎和盖，并添加墨笔设色的腊梅、牡丹和佛手，古朴的全形拓衬托着淋漓的折枝花，别有一番韵致。自题曰：“焦山汉鼎镌云雷，斑斓古玉生玫瑰。岁朝供养好风物，浊醪满酌春初回。一斗一斤谁铸艁，陶陵共厨字仍好。文选楼头跳劫灰，赢得摩娑伴清晓。戊申四月，吴俊卿。”钤印：“安吉吴俊章（白）”“古鄣（白）”。吴昌硕曾在《缶庐别存》卷一中言道：“己丑（1889）除夕，闭门守岁，呵冻作画自娱。凡岁朝图多画牡丹，以富贵名也。予穷居海上，一官如虱，富贵花必不相称，故写梅取有出世姿，写菊取有傲霜骨，读书短檠，我家长物也，此是缶庐中冷淡生活。” 可见其早年不爱牡丹之荣华，晚年的他更为疏朗通达，作“岁朝清供”不拘于时，以富丽的牡丹配斑驳的古器，更衬托出吉光片羽的典雅华章。
吴昌硕，《岁朝图》，1929。
吴昌硕以全形拓为器添画成的“岁朝清供图”不止一件，大都不囿于节令物象。如其曾曰：“友人赠周夺敦全形拓本，自补菊花水仙，作岁朝图，好古癖深，亦不自觉酸寒是也。”并题诗一首：“周敦离奇夺字标，破经秦火几回烧。保残守缺寻常事，难得秋华赏岁朝。”秋华便指菊花，孤标傲世，洁身自好，“秋华赏岁朝”则喻“春秋”变迁之意，此时的“岁朝清供”早已不囿于传统的祈愿与吉兆，而是更为端雅的历史见证。
“岁朝清供”从宋元时代的节令画题，到清代盛行的清供图，整体而言多以冬季花卉为主，兼有观赏、饮食和吉祥寓意之功能，为元日增添喜庆延绵的气氛，渲染太平盛世的景象。然而仅有美好的祈愿，或还不足以实现理想，人们更需要的是坚韧奋发的志愿。元日后第七日，便是人日，杜甫在《人日》诗中谈到了将祈愿与志愿联结的新年：
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尊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
佩剑冲星聊暂拔，匣琴流水自须弹。早春重引江湖兴，直道无忧行路难。 
参考文献：
张晓红撰：《蓼茸蒿笋试春盘：以宋代为中心》，《文史知识》2011年第2期。
曹可婧撰：《乾隆朝宫廷“岁朝清供图”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17年硕士论文。
孟晖撰：《岁朝图里看乾隆》，《紫禁城》2001年第5期。
《百卉清供：瓶花与盆景画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8年版。
《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纪艺术的仿古风》，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年版。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