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喜爱历史文物的朋友们来说，伦敦大英博物馆是当仁不让的首选；如果想要追溯整个西方艺术的发展史，那就只有一个去处：英国国家美术馆。
不过，最近英国国家美术馆的诸多重量级馆藏以“从波提切利到梵·高：伦敦国家美术馆的杰作”之名出差到日本度假了，先是在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展出，随后的7月份，这场展览将移到位于大阪的国立美术馆。这将是迄今为止，伦敦国家美术馆外出展览的最大规模的一批画作。（注：原计划是2020年3月3日至6月14日在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展出，受新冠肺炎影响，2月29日-3月16日闭馆，展览现已延期开幕，说不定在东京看奥运会时，可以看到这个大展）。
该展览的策划是基于“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交流”，追溯了西方绘画的历史。展览由七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英国国家美术馆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收藏、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凡·戴克与英国肖像画、盛大之旅、发现西班牙绘画、克劳德·洛兰影响之下的英国风景画、法国画家在英国。其中重要展品有提香《不要碰我》、维米尔《坐在大键琴前的年轻女子》、伦勃朗《34岁自画像》、莫奈《睡莲池》和梵高《向日葵》等经典杰作，共计61幅作品呈现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后印象派的西方绘画史。
伦敦国家美术馆（TheNationalGallery，又译为国家艺廊）于1824年成立，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入公用事业的美术馆。与欧洲众多博物馆不同，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发展过程是先建馆，然后再购买艺术品。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台严格的政策，但却汇集了领导者们高瞻远瞩的艺术洞察力和富有远见的认知力。
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一大批新涌现出的艺术评论家和史学家，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约翰·拉斯金，正在革新着人们的审美标准，且对哥特式艺术和文艺复兴以前的艺术家们重新加以肯定，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馆藏文艺复兴大师作品便是那时购藏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以古希腊罗马艺术为榜样，他们在古典艺术的旗帜下，试着用自己的眼睛自觉地来看周遭的一切。
卡洛·克里维利《与圣埃米迪斯一起的天使报喜》1486年
卡洛·克里维利（1430-1495），是一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以晚期哥特式装饰的宗教题材画作闻名。展出作品《与圣埃米迪斯一起的天使报喜》是他的代表作，是受阿斯科利皮切洛小城（Ascoli Piceno）的天使报喜教堂委托，主题是庆祝该城于1482年获得自治权。通常，“天使报喜”只显示大天使加百列和玛丽亚，然而在这里画家加入自己的想法，巧妙地将天使报喜与城市获得自治的消息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画中有不少具有象征意味的细节，比如画面前方的苹果象征人类的原罪，葫芦象征耶稣复活，右上方的孔雀则代表永生。此画在19世纪中叶到达英格兰，由汤顿第一男爵亨利·拉布内尔（Henry Labouchere）捐赠给了伦敦国家美术馆。
保罗·乌切洛《圣乔治和龙》1455布面油画56.5×74 cm于1959年入馆
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1397年－1475年12月10日）同样是一位有想法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曾师从著名画家马萨乔，他对画面的立体感和透视效果极为痴迷，他的作品仍和童话书一样奇妙而富有想象。画中的公主有时候会被认为是教会的化身，看似驯服了恶龙，但却只是用自己的腰带控制恶龙，而不是真正的锁链，事实上是战士圣乔治拿着这纤细的长矛制服了凶恶的怪兽。
布面油画108.6×90.8 cm于1856年入馆
展览意大利文艺复兴部分最精彩的展品应是提香《不要碰我》。提香（Titian，1488/1490—1576），曾和贝里尼学画、做乔尔乔内的助手，他深受乔尔乔内的影响，以至于到了现在人们甚至难以区分两人的作品。
这组屋顶简陋、由麦草搭成的乡村房屋与收藏在德累斯顿茨温格宫的画作《沉睡的维纳斯》右上部分所描绘的景物完美切合，画作《沉睡的维纳斯》是乔尔乔内的作品，但他去世时作品尚未完成，后来由提香为其收尾。
《不要碰我》是《新约》中的一段故事。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他的追随者（野史说是他的情人、他孩子的母亲）抹大拉的玛丽亚万分怀念他。有一天抹大拉的玛丽亚发现，她见到的园丁正是耶稣。当她想要触碰耶稣时，耶稣却不让她碰他。
《不要碰我》这个主题被无数画家阐释过。提香的画面独具人间的感情和美。这个故事意在提醒世人，不要以肉身作为爱的凭证。那些消失了的，依然会在天国降下爱与关怀。
这幅画在描绘风景时所选的色调、绘画表达时华丽的格调，以及将心理活动的变化和周围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都非常接近画家的导师乔尔乔内的创作手法，以至于在作品完成后几年里，曾一度被认为是出自卡斯泰尔弗兰科的大师之手，尽管当时他已经去世了（乔尔乔内于1510年去世）。
从这幅画起，提香的画风才开始有辨识度，画面中光线照在女主人公身上，如X射线般使其几近透明，以及对画面紧凑的安排，都是提香年轻时期作品的典型风格，自此他的艺术激情也找到了真正的宣泄口。
丁托列托《银河的起源》约1580布面油画148×165 cm于1890年入馆
在1576年提香去世以后，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得到了许多宫廷王室的委任，让他们从物质和声望两方面都收获颇丰。这幅布面油画是四幅以神话为主题的系列画中的其中一幅，被赠予布拉格的皇帝鲁道夫二世。这幅作品讲述的是关于银河起源的传说：朱庇特将他和凡人阿尔克墨涅生下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带到妻子朱诺的身边，想趁她沉睡的时候让孩子吮吸奶水，以求长生。朱诺的奶汁喷涌而出，向上飞射的形成了天上的银河，向下溅落的则洒在地上，生成了百合花。
但是从整个画面的结构来看，并不均衡，因为大约在1648年之前，这幅画的下半部分被截断，而下半部分描绘的正是有百合花点缀的地面（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这幅画的原貌，多亏有两幅手稿和一幅古代的临摹作品留了下来）。空中用云朵堆成的华盖设计在整个构图中恰到好处，它罩着游离在璀璨星空中的卧榻，众神之母躺在层层床单和柔软的枕头上，突然被惊醒。丁托列托常会用于创作的元素正是裸体女性和飞在空中的人物形象，并以他们为基础，进行大胆尝试，如空间透视效果的展现、色彩光线的搭配和充满想象力愉悦感的画面设计。
到了19世纪后期，伦敦国家美术馆收集了17世纪荷兰绘画的重要藏品。其实，荷兰黄金时代的绘画是从1620年代开始大幅度发展，至1672的灾难年渐渐衰落，只经历了短短的五十多年。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成就并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派，文艺复兴虽然艺术造诣极高，但题材多局限于宗教或神话寓言，并深受古典主意的束缚，而荷兰黄金时代的出现则改变了绘画几乎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扩大表现范围，它将艺术引入民间，使得民众真正接触美，体验美，而不只是“仰望美”，这一转变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后来一系列流派，如印象派的兴起有一定影响。而从地理上讲，在贸易和商业中兴旺发达的荷兰文化对英国很熟悉，英国在19世纪紧随其后，发展成为一个海上帝国。
维米尔《坐在斯频耐琴前的女子》约1670 布面油画51.5×45.5 cm于1910年入馆
维米尔《坐在斯频耐琴前的女子》和《站在斯频耐琴前的女子》的画幅相同，主题相似，现在都收藏在伦敦国家美术馆，它们曾是法国艺术评论家泰奥菲勒·拖雷·布尔格的藏品。正是这位评论家于1866年，积极推动了扬·维米尔作品的深入研究。因为事实上，有近两个世纪，扬·维米尔及其作品都被荷兰绘画艺术界不计其数的优秀作品所湮没，以至于已被人们淡忘。
维米尔之所以享誉盛名，根本原因是他留下的作品非常少，只有三十来幅，大多描绘十七世纪荷兰风俗民情小景，展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画面恬静而温情。当时他会将这些精雕细琢、用笔精湛的画作卖给旅店店主或画商。他的作品通常描绘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场景，光线自然明亮，环境安静和谐，人物形象选择普通女性，但也有两幅引人入胜的风景画是特例。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画家在光线的设置及每一个细节的微妙处理上，都借鉴了十五世纪佛兰芒画家的作品，尤其是凡·埃克，同时进一步将他们的创作手法和意大利、荷兰画家的技艺相结合。正是这样，在这个内置普通的房间中，光线从侧面打进来，洒在画面中人物和每一个物件上，将它们的几何外形勾勒得尤其突显：从背景墙上挂着的金色木制画框，到仿佛沙沙作响的蓝色丝绸长裙，再到左边厚重但纹理清晰的地毯。
与维米尔的静谧截然不同，同时代也在荷兰的伦勃朗奔放叛逆，他最擅长的画作方式是：用光影说故事，其艺术成就在世时便已经广受肯定。伦勃朗生平留下的自传性文字非常少，与外界书信交流也有限，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熟悉，伦勃朗一生留下100多幅自画像，平均每年画两幅自画像，从意气风发到风烛残年，其数量之多在历史上所有油画家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
1630年至1642年，是伦勃朗职业生涯的巅峰期，迎娶画商的侄女萨斯基亚，住进豪宅，30岁出头的伦勃朗跻身为阿姆斯特丹的成功人士。33岁那年，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看到了提香的《穿蓝袖子的男人》和拉斐尔的《巴尔达萨雷伯爵像》，于是他决定，要在这幅34岁自画像中摆出相似的造型。在这幅画中，伦勃朗将自己的收藏都用进来了：天鹅绒礼帽，金黄色链条，褶边衬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服装！然而，巅峰过后即是下坡路，伦勃朗恐怕不知道等待着他的会是什么。从36岁开始，考验一个又一个向他袭来：妻子萨斯基亚因病离世，《夜巡》得不到委托人的理解和欣赏，请他作画的人开始变少。生活，开始显现出艰难的前兆。
哈尔斯《自画像》
（非本次展览作品）
肖像画大师哈尔斯（Frans Hals，约1580年—1585年间出生——1666年）的艺术生涯与荷兰人所谓的“黄金世纪”相始终。但令哈尔斯的尴尬在于，他与伦勃朗（Rembrandt Van Rijn，1606年—1669年）虽然有着年龄的差距，可他们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却相距不远，伦勃朗戏剧性的人生和伟人般不屈不挠的意志，使哈尔斯眩目的光彩在不经意间被遮蔽了，直到19世纪才重新被人关注。
这幅画展示了弗兰斯·哈尔斯的创造力，我们不知道画中女人是谁，但她的优雅礼服和珠宝表明，与哈尔斯的许多顾客一样，她可能是某个富有公民的妻子。哈尔斯十分注意她的服装细节，这是1640年左右这一时期的特征。
安东尼·凡·戴克《Lady Elizabeth Sinbaby and Dorothy and Viscount Andover》 Circa 1635 Oil on canvas 132.1 x 149 cm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ought, 1977
戈雅《威灵顿公爵》1812-14 Oil on board 64.3 x 52.4 cm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ought with aid from the Wolfson Foundation and a special Exchequer grant, 1961
埃尔·格列柯《Christ driving away merchants from the temple》 Circa 1600 Oil on canvas 106.3 x 129.7 cm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Presented by Sir JC Robinson, 1895
委拉斯贵支《Christ of the Houses of Malta and Mary》
c. 1618 Oil on canvas 60 x 103.5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equeathed by Sir William H. Gregory, 1892
新古典主义大师 安格尔《Ruggero saves Angelica》 1819-39 Oil on canvas 47.6 × 39.4cm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ought, 1918
本次日本巡展重中之重自然是印象派大师作品。如今在人们的眼中,印象派犹如法国绘画的代表一样, 可在 19 世纪后半叶它就是一个异端分子，完全与美术界主流无缘。这个过分前卫的革新性存在,犹如“美之逆子”。尽管伦敦国家美术馆很早就开始购藏文艺复兴大师杰作、荷兰黄金时代绘画，但是馆藏中一直没有十八、十九世纪到后印象派时期的法国画家作品。直到1917年，意外得到休里爵士遗赠的藏画，才得以弥补这一缺憾。
印象派最著名的画家要数莫奈，但在讲莫奈之前先聊一聊他的灵感来源，也可以算是印象派的起源。莫奈的灵感来源主要来自两个画家透纳和约翰·康斯太勃尔，关于两人竟谁才是最伟大的英国画家，一直以来都有争议。
首先来看透纳， 作品不同于传统宫廷画派的地方在于他的画不再认真描绘物体的边界，而是对其进行模糊处理，反而将精力更多放在光与影的表现上。本次展览展出的威廉.透纳《尤利西斯嘲弄波吕斐摩斯》主题来源于荷马史诗，画中尤利西斯（Ulysses）站在船桅顶端，嘲笑着独眼巨人，而独眼巨人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在战役中失去了左眼，并正在祈求海神为其复仇。作品表达了画家对一个伟大时代行将逝去的感叹，画面右边的夕阳更是衬托了对时代更迭的感慨。
有意思的是，透纳一生宏图是：“即便不能超越，也要赶上克劳德.洛兰的作品”，当他晚年把自己的作品捐给国家时，曾明确指出要把自己的作品《狄多创立迦太基》和洛兰的《示巴女王出航》并排展出，可见其执念，本次展览亦有克劳德.洛兰的作品，可资对比。
我们回到莫奈的另一重要灵感来源则是约翰·康斯太勃尔，较之透纳的画，他更喜欢描绘田园安逸闲适的生活状态，这主要和他幸福的婚姻生活有关，据说他和妻子幸福地生了七个孩子。本次展览带来了康斯太勃尔油画《艺术家记忆中的纪念碑或译纪念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纪念碑》，他非常崇敬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并认为其是创建英国绘画学校的重要角色。1813年，康斯太勃尔曾向妻子玛利亚这样描述雷诺兹的作品，“这里没有庸俗和牵强，也没有为生存和生活的各种欲望，这是迄今为止对艺术的最高的感知。”
聊完莫奈的灵感来源，我们再来看莫奈经典油画《睡莲池》，它是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的十大镇馆之宝。莫奈晚年只爱画睡莲，他在1897年至1926年这29年中，光是以《睡莲》为名的作品就有181幅，再加上其他和睡莲相关的画作，如《日本桥》系列、《柳下的睡莲》等一共是250多幅。
从创作时间和绘画特征来看，莫奈的“睡莲”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897年开始，止于1909年巴黎的个展“睡莲：湖水风景”。后一个阶段从1913年一直延续至莫奈离世的1926年。
展览展出的这幅油画《睡莲池》为前一阶段，在画家莫奈笔下与其说是凝视花叶，不如说是眺望着水的倒影来得恰当。而横跨池上的日本式拱桥，可代表印象主义画家受日本浮世绘影响之作，呈现出另一种法国画家眼中的异国情调。
雷诺阿《在剧院》 1876-77 Oil on canvas 65 × 49.5cm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ought, Courtauld Fund, 1923
德加 《芭蕾舞者》 1890-1900 Oil on canvas 72.5 × 73cm cm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ought, Courtauld Fund, 1926
保罗·塞尚《普罗旺斯山》 1890-92 Oil on canvas 63.5 × 79.4cm cm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ought, Courtauld Fund, 1926
保罗·塞尚《Old Woman with Rosary》 c. 1895-96 Oil on canvas 80.6 × 65.5cm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ought, 1953
印象派莫奈之后的代表人物便是梵高，梵高最有名便是《向日葵》系列和他的自画像。
事实上，梵高从未画过一幅名为《向日葵》的作品。相反，他将这些巨大的黄色花朵分成两种不同的向日葵系列，一种是在1887年他和弟弟在巴黎逗留期间，另一种是在1888年至1889年他在阿尔勒租住期间。
这么多向日葵，伦敦国家美术馆馆藏的梵高《向日葵》有什么同呢？
梵高《耳朵上扎绑带的自画像》 油画 60x49cm 1889年1月
1888年4月，35岁的梵高从巴黎来到阿尔勒这个阳光灿烂的城市，那里有遍地千姿百态的向日葵，它们那乡下才有的粗犷和不经雕琢，让梵高产生强烈的共鸣。梵高交往的人不多，除去他最信任的弟弟外，他最敬仰的就是高更。在梵高的心中有一个梦想：成立一个在高更领导下的南欧画室。于是他向高更发出了邀请，希望他来到阿尔与自己一同写生。
“我打算用一组画来装饰工作室，诚挚期待高更与我同住于此。没有什么比大朵大朵的向日葵更为合适。”为了迎接高更的到来，他要把这南方阳光下的盛艳之花送给他。梵高从早到晚工作，在1888年8月中的短短一周的时间中，他创作了四幅充满生命力的《向日葵》系列。他深知，唯有精诚力作才能引起高更的注意。
梵高《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1888年8月于阿尔勒，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藏
关于这些《向日葵》的创作过程，1888年8月凡·高写信给他弟弟西奥:“我正在努力带着激情作画……你知道我是在画向日葵…现在全部工作实际就是蓝和黄的调和。我从每天清晨太阳升起就工作，因为花褪色得实在太快了。我现在正在画第四幅，有十四枝花的向日…它带来了奇异的效果。”从画家冲动的同句中可以读出他对向日葵的由衷热爱，在他心中，这种高傲的植物“表现了象征‘感谢’的观念”。
本次展览展出的伦敦国家美术馆镇馆之宝《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是这四幅中向日葵数量最多，也最精彩的一幅。百年来只离开过博物馆3次。画中15朵向日葵从一只简单的陶罐里冒出来，背景是耀眼的黄色，花儿有的新鲜挺拔，环绕着火焰般摇曳着的花瓣，有的则快要结子，已经开始凋萎。
高更《正在画向日葵的梵高》1888年于阿尔勒，阿姆斯特丹梵高美术馆藏
同年秋日，高更的到来让梵高的梦想得以实现。而高更也的确对这4幅《向日葵》表示了赞扬，还为梵高画了一张画像，画像中梵高正在画《向日葵》。
高更《瓶花》 1896 Oil on canvas 64 × 74cm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Bought, 1918
两位任性艺术家的共处注定是短命的，很快他们的关系开始恶化，他们对生活和艺术的讨论也变得更为激烈。终于，在圣诞节的前夕，他们经历了激烈的争吵，随后，惊慌失措的梵高割下了自己的左耳，高更回到巴黎，两个月的相处宣告结束。
但几周后，高更写信给梵高，希望得到“黄色房屋”中挂在自己卧室那幅《向日葵》，称赞它是“梵高风格中必不可少的完美画面”。
梵高1888年8月创作的《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与1889年临摹的两幅《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
可以理解的是，梵高并不愿意将这幅被认为最有成就的作品交给高更，所以他决定画另一个版本的黄色“向日葵”与高更的作品交换。这幅作品在1889年1月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