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著名的艺术品成为“人质”已不是第一次了。1939年战争爆发时，媒体大亨基思·默多克爵士组织赞助了一次欧洲当代艺术品的“先驱展”，而在展览期间，这些作品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被澳大利亚的艺术机构收购，成为馆藏。当然，这一次，这些作品只是在国外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并未有传闻要出售。
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艺术馆馆长尼克·米茨维奇（Nick Mitzevich）表示，“我们有来自全球的23家艺术机构的借展作品，包括伦敦泰特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近100幅马蒂斯与毕加索作品。”在新冠疫情迫使艺术场所关闭大门前，堪培拉国家艺术馆是展览“马蒂斯与毕加索（Matisse＆Picasso）”展示的地方。此展览原计划至4月13日。
“目前，安全运送这些作品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们将一直留在我们馆中，直到这些借展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来到澳大利亚带走它们为止。”主要公共机构之间的作品交流对于举办大型艺术展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同时，将这些作品推向世界各地也是一项复杂而昂贵的工作。米茨维奇说：“我们不只是让它们坐在卡车后面去。艺术机构需要有快递员，而这些快递员其实就是作品的保管员，他们需看管这些作品。”
“如果，你是从伦敦、巴黎或纽约来到澳大利亚，那么你需要转机，至少要乘坐两次飞机。在此期间，你需要在登上第一个航班时做检查，而转机时再进行一次检查。同时，在运输作品时，温度和湿度是最大的敌人，因此不可以将运送作品的箱子放在小棚或停机坪之类的地方上。重要的是，保管人员必须在运输过程中的每时每刻都仔细检查这些作品。”
如果没有保管人员的陪伴，这些画作就不可能去任何地方。现在，由于人们无法自由出行，绘画也不能了。而这一结果是双向的，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目前大约有1200个借出的展品，一些借展到澳大利亚其他地区，而另一些则是去了海外。这些作品也无法回国。米兹维奇表示：“目前，我们馆藏作品中，有借展到伦敦的弗朗西斯·培根作品，有借展到德国的莫奈作品《干草堆》，而莫奈的《睡莲》借到了昆士兰美术馆，内德·凯利系列作品则借到了凯恩斯。”
当然，国家美术馆并不孤单。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美术馆也已确认其特展“凯斯·哈林/巴斯奎特：穿越线”将仍留在澳大利亚。而由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则拒绝透露目前是否持有国外的重要作品。
这些著名的艺术品成为“人质”已不是第一次了。甚至，毕加索和马蒂斯也不是第一碰到这样的难题。1939年，鲁珀特（Rupert）的父亲基思·默多克爵士（ Sir Keith Murdoch）通过他的《先驱报》组织赞助了一次欧洲当代艺术品展览。 该展览被称为“法国和英国当代艺术先驱展览”，由悉尼麦格理画廊（Sydney's Macquarie Galleries）的联合创始人，默多克的《先驱报》的艺术评论家巴兹·伯特（Basil Burdett）策划，展出了217幅作品：包括189幅绘画作品，16幅纸上作品和12件雕塑。
其中，乔治·布拉克斯的作品有四幅，皮埃尔·博纳德的作品六幅，保罗·塞尚作品七幅，亨利·马蒂斯和文森特·凡高作品各八幅，保罗·高更和毕加索作品则有九幅。整个展览的保险金额为20万英镑，以今天的货币价值计算约为1,790万美元。这笔钱，相当于现在国家美术馆的“马蒂斯与毕加索”展中的任意一幅作品。
1939年8月，“先驱展”在阿德莱德的南澳大利亚艺术馆开幕，10月，因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没有空余的展厅，因此这些作品被搬到了墨尔本市政厅。而之后，到了悉尼时，这些作品受到的侮辱则更大了。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叫停了展示，其表面原因是人们要付费才能观看这些作品，这违反了美术馆的规则，但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美术馆的受托人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不高。最终，这些作品被挂在乔治街David Jones商店的顶层。
据艺术史学家，国家美术馆图书馆负责人，《堕落与变态》一书的作者，史蒂文·米勒（Steven Miller）说法，“这些作品是伯德特（Burdett）从80个或90个不同的地方收集来的。”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将这些作品归还则变得不可能了。
传言，一旦结束了巡回展览，在战争的余下时间里，这些作品就停滞不前了。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其1966年的《澳大利亚艺术》一书中写道，“这些画作一直被保存在板条箱中，直到1946年才被拿出展出，一半在新南威尔士州美术馆的地下室里，另一半在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 。”
实际上，根据米勒（Miller）和查宁（Chanin）的说法，那次事件被称为“Hush Hush”行动，并不是为了把这些最先进的欧洲艺术品打包、保管（以防发生爆炸），而是美术馆希望将它们变为永久收藏。他们在2005年出版的书中写道：“展厅的墙壁上随后定期挂有先驱展览的画作。这些画作受到了澳大利亚馆藏的精心保护，而毕加索，布拉克和梵高的作品则留给了他们命运。”
实际上，展览中的作品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在澳大利亚巡回展出，一直持续到了1945年5月的朗塞斯顿和霍巴特的展区，并于当年10月在布里斯班结束。大约有7万人在旅行时看到了这些作品。期间，许多作品是可出售的。米勒表示：“尽管有艺术机构购买，但当时没有任何机构购买大型艺术品，尽管在现在看来绝对是值得买的。有些非常重要的作品本来就是真正的大收购。”
澳大利亚国家艺术馆确实购买了八幅作品，总价约为2500英镑，包括一幅在当时被误认为高更的作品（价格为1500英镑），后来证明是另一位艺术家查尔斯·卡莫因（Charles Camoin）创作的。“卡莫因是一位公认的艺术家，其价值售价在上千。但如果真的是高更作品，那价值就在数百万了。”米勒说道。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的故事则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它通过Felton Bequest拥有了该国最大的收购基金，但它只购买了两件作品，菲利克斯·瓦洛东的《欢乐时光》售价108英镑，凡高的作品《男人的肖像》售价2196英镑，后者在2007年被美术馆宣布为假货，其价值也从500万美元降至为零。
在当时可以买到的作品中，塞尚的《nature painting Sous-Bois (c 1885)》售价为5522英镑； 博纳德的《Prairie Aux Chevaux（1919）》售价552英镑； 乔治·布拉克的《 La Table De Marbre（1925年）》售价850英镑； 以及马克·夏加尔的花朵画作价格仅为165英镑。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很明智的。在购买他们认为的梵高和高更的作品时，美术馆至少博对了大半。
当然，现在滞留在堪培拉的作品里，没有任何作品是可以出售的。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作品会以低价出售。它们只是在国外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米茨维奇表示：“我将其描述为有点停顿和推迟。展览将会继续，只是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
（本文编译自《悉尼先驱报》，作者系艺术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