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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盂鼎和大克鼎传世善本看潘祖荫的吉金收藏

2020-05-05 12:48  澎湃新闻   - 

潘祖荫(1830-1890)是清代“吉金”鉴藏的关键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鸿宝”,与毛公鼎并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鉴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的标配。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经是潘家的镇宅之宝,如今是国之重器,属于国宝中的国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与“潘祖荫”三个字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此,评价潘祖荫的 生平鉴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话题。 
 
金石学虽然始于宋代,但从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钟鼎彝器来看,宋代流传至今 的“传世器”数量极少,绝大多数是清代乾嘉以后陆续出土发现,再结合上海图书馆“吉金”拓片来分析,钟鼎彝器收藏者与“吉金”拓片收藏者大致是重叠的,而且都活跃在同时期的金石朋友圈中。在粗略统计清代“吉金”原器和拓片的收藏家群体 后,不难看出,其中一部分也是碑帖收藏者,但仍有一大部分碑帖收藏家不在这一群 体中,由此可见,“金石”收藏圈有既独立又重合的现象,以独立为主,重合为辅, “金”“石”收藏基本沿着两个并行的轨道在发展,“金”类收藏者人数少,参与者 大多是高端人群,“石”类收藏者人数多,带有平民化倾向,类似于花费不高,乐趣 多多的“农家乐”,故碑刻一般美称为“乐石”,两者合一就是“吉金乐石”。 
 
这种收藏“金”与“石”分门别类现象,主要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大力者收藏研究彝器吉金,无力者嗜好残石砖瓦。此外,金石碑帖除了收藏与研究功能外,还 有一个书法欣赏与临摹功能,“吉金”属于三代古文字,其释读、认知与欣赏需要较 高的知识门槛,不像“乐石”那般大众化、通俗化,士农工商的日常书法学习大多依 靠碑帖。这就造成了“吉金”与“乐石”拓片,在碑帖拓片收藏供求关系中所占份额 差异极为悬殊,这在上海图书馆的馆藏数量差异中已经可见一斑。 
 
“吉金”拓片的传播远不及“乐石”拓片,“乐石”类碑帖拓片传世有宋拓本、 明拓本,“吉金”却没有如此高古的拓本传世,直到清代金石学兴起后,在乾嘉时期 才逐渐流行传拓“吉金”铭文拓片,到道光年间,又发明创造了“全形拓”(又称全 角拓),以传拓加手绘的技术,勾勒出钟鼎彝器的原形,并伴随照相术的发明、引 进、发展、普及的过程,带动“全形拓”技术手法亦日臻完善。 
 
潘祖荫(1830-1890)是清代“吉金”鉴藏的关键人物之一,其收藏的大盂鼎和 大克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鸿宝”,与毛公鼎并誉为“海内三宝”。 大盂鼎 和大克鼎的入藏,既是文物鉴藏至高地位的象征,也是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的标配。 
 
大盂鼎和大克鼎曾经是潘家的镇宅之宝,如今是国之重器,属于国宝中的国宝。 大盂鼎和大克鼎与“潘祖荫”三个字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因此,评价潘祖荫的 生平鉴藏,大盂鼎和大克鼎是第一话题。 
 
一、大盂鼎和大克鼎的出土与入藏
 
大盂鼎,为西周早期祭器。鼓腹敛口,颈部装饰兽面纹带,三柱足,上端亦有兽 面纹,两耳立于口沿上。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径83厘米,腹深49.4厘 米,重153.5千克。其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其中重文5字)。 
 
清道光初年,大盂鼎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初归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为岐山 县令周赓盛豪夺霸占,旋转手倒卖给省城文物商。道光三十年(1850),宋金鉴得点 翰林后,在京师琉璃厂重见大盂鼎,出银三千两将其重新购归,运回岐山老家。同治 初年,宋家没落,大盂鼎转归项城袁保恒(袁世凯叔父)。同治十二年(1873),左 宗棠又从袁保恒处购得此鼎,将其暂存关中书院。昔日左宗棠因遭人弹劾,得潘祖荫 疏救而幸免,遂决定以此鼎相赠,以示感激。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大盂鼎又 从关中运回京师,入藏潘祖荫府邸。
大盂鼎铭文 二白本
大盂鼎铭文 三白本
 
大克鼎,又名“善夫克鼎”,西周中期后段器。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 米,深43厘米,重201.5千克。颈部有三组变形兽面纹,腹部有环带纹,立耳两侧有龙纹,足部有浮雕兽面。其内壁铸有铭文共290字(其中 重文7字,合文2字)。 
 
光绪十四年(1888)夏,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北 凤泉乡训义里,今在法门镇白村,即法门寺北偏西四公里 处,旋由关中运往京师,同年秋冬时节归潘祖荫所有。光 绪十五年(1889)春,潘祖荫开始组织幕僚洗剔、传拓、 观赏、释读和研究。光绪十六年(1890)秋,潘祖荫去 世,其弟将大盂鼎与大克鼎从京师运回原籍苏州秘藏,成 为传家之宝。 
 
由此可知,潘祖荫收藏大盂鼎的时间跨度为16年,收 藏大克鼎不足2年。1951年,潘祖荫孙媳潘达于女士将大 克鼎、大盂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此二鼎是百余年来出土 有铭文的最大圆鼎,堪称“国之重宝”。1959年,大盂鼎 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克鼎留存 上海博物馆。 
 
二、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拓本传播和价值评判
 
《大盂鼎》道光、同治时期传拓的“关中拓本”较为少见,自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归潘祖荫后,光绪初 年“京师拓本”才逐渐流传开来,光绪十六年(1890)秋 潘祖荫去世,两鼎运回苏州秘藏后,潘氏后人的低调行事令大鼎传拓戛然而止,此后拓本流传渐稀。 
 
道光、同治时期传拓的“关中拓本”,为大盂鼎“早期拓本”,此时大鼎内壁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 “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成“三白”。所见此时拓本的质量一般并不理想,左侧与下截略有沁墨现象。 
 
“二白本”铭文下截锈斑尚存,凹凸斑驳明显,是 其主要特征,其铭文质量虽不如剔除锈斑的“三白本”清 晰,但传世数量远较 “三白本”稀少,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 
 
《大克鼎》光绪十四年(1888)夏关中出土时,铭文多半为铜锈所掩,文字漫漶不清,光绪十五年(1889) 春,潘祖荫在京师命工洗剔后传拓,并属李文田及门下士 之同好者为之释文,故传世铭文拓本可分“未剔本”与 “剔后本”两种。 
 
“未剔本”指光绪十四年(1888)夏关中出土后的最 初数月间的拓本,称“关中拓本”;光绪十四年(1888) 秋冬时节大克鼎运往京师,此后拓本称“京师拓本”。 “未剔本”铭文虽漫漶不清,约三分之一文字不可辨识, 然传本极稀,文物价值极高,上海图书馆素以馆藏丰富闻 名海内外,然《大克鼎》“未剔本”亦仅存一件。
 
“剔后本”为光绪十五年(1889)春至光绪十六 年(1890)秋潘祖荫去世前一年间传拓本,称“京师拓 本”, 其传世数量也较少。 
 
潘氏去世后,其家人将大克鼎、大盂鼎运回苏州原籍 隐匿保护,其后两鼎绝少传拓。因潘祖荫收藏大盂鼎时间远 超大克鼎,故传世《大盂鼎》拓本数量亦远超《大克鼎》。 
 
虽然,潘祖荫收藏大盂鼎和大克鼎原器,还主持两鼎 洗剔、传拓、释读、研究工作,如今所见传世拓本亦多为潘祖荫在世时“光绪京师拓本”,但是,两鼎的最初拓本 或早期“关中拓本”皆非潘祖荫所有。 
 
下面,就将笔者近年在上海图书馆所见两鼎善本择要 介绍如下。 
 
三、大盂鼎和大克鼎善本的精选
 
“海内三宝”——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其中大 克鼎传本最为稀少,大盂鼎次之,毛公鼎最多,故将大克 鼎善本列在首位,优先介绍。
大盂鼎全形拓及铭文 周庆云藏本
 
(1)大克鼎
 
①周庆云藏本 
 
此为周庆云藏全形拓本,拓工精湛,系最旧拓本,当时铭文尚未全部剔出,部分文字漫漶不可辨,属于 “未剔本”。
大克鼎铭文 未剔本
 
周庆云(1866-1934),字景星,一字逢吉,号湘 舲,别号梦坡,浙江乌程人。南浔巨富,喜诗文金石书 画,精鉴藏,著有《南浔志》《盐法通志》《梦坡诗文》 《梦坡室获古丛编》《梦坡室藏砚》《梦坡室金石印痕》 《四十砚碑拓本》《历代两浙词人小传》《琴书书目》 《琴史补》等。 
 
王蕴章题端::
 
善夫克鼎。吴县潘文勤所藏。梦坡吟长得精拓本,属为篆额。西神王蕴章。
 
王蕴章(1884-1942),字莼农,号西神、窈九生、 红鹅生、二泉亭长等,江苏无锡人。任上海沪江大学、 南方大学、暨南大学国文教授,上海《新闻报》主笔。通 诗词,擅小说,工书法,是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有 《西神小说集》《王蕴章诗文钞》《梅魂菊影室词话》《然 脂余韵》等。 
 
卷轴装,画心纵200厘米,横92厘米,馆藏号: Z1437。此卷轴与下文《大盂鼎》王蕴章跋本,馆藏号: Z1237,同属一套。 
 
②褚徳彝藏本 
 
此本为褚徳彝旧藏,属于“剔后本”,存民国十四 年(1925)褚徳彝释文并题记。民国三十六年(1947) 归吴仲垧师李斋收藏。钤有“褚礼堂”“松窗”“千籀 窠”“仲垧得来”“师李斋”等印章。
大克鼎铭文 剔后本
 
吴仲垧题卷轴外签:
 
善夫克鼎旧拓精本,褚礼堂先生旧藏本,丁亥夏得于沪上,重装并记。仲垧。
 
吴仲垧(1897-1971),字载和,亦曰在和,别署仲 珺、仲军,江苏扬州人。喜金石书画,善篆刻。因治印拜师李尹桑,故斋名曰“师李斋”。辑有《餐霞阁印稿》 《郘亭印存》等。 
 
卷轴右上方,王福庵题端:
 
克鼎。仲垧先生有道金石家命题。丁亥 (1947)九月福庵王禔。
 
拓片下方,褚徳彝释文并题记: 
 
乙丑(1925)秋九月十六日,小雨新霁,坐 江楼因书释文于拓本之上下方,有不可释者,仍 作篆文书之。徳彝记。 
 
卷轴装,画心纵126厘米,横47厘米,馆藏号: Z2135。 
 
③吴昌硕跋本
大克鼎铭文 吴昌硕跋本
 
此为吴昌硕、徐乃昌递藏本,系“剔后本”,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吴昌硕题跋。拓片钤有“徐乃昌 印”“企瑗所得金石文字”印章。 
 
拓片左侧,光绪三十一年(1905)吴昌硕题记: 
 
克鼎。是鼎出关中凤翔府,为潘郑庵宫保所 得。文多铜锈所掩,未尽剔出,兹就其可辨者录 其文于下。第二行“□”、第五行“□”字不可 识,不能臆断也。第十二行似本无字,“克曰” 以下诵其祖德,“王在宗周”以下纪其册命及赐 赉之盛。官止善夫而锡田如此之优,亦不可解。 
 
(其下大克鼎释文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岁在乙巳四月维夏, 安吉吴俊卿释于癖斯堂。 
 
卷轴装,画心纵111.5厘米,横56.5厘米,馆藏号: Z2049。 
 
(2)大盂鼎
 
①吴廷康藏本 
 
吴廷康问礼庵藏本,系吴式芬惠赠者,道光拓本,为大盂鼎“早期关中拓本”,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 第三行“王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此时拓本质量并不理想,左侧与下截有沁墨现 象,显然不是出于熟练拓工之手。钤有“默公审释金石 文字记”印章。 
 
卷轴顶端,有同治甲戌(1874)十二月吴廷康(茹 芝)题记: 
 
周成王四年封康叔于卫,作酒诰。十九年丰 侯坐酒亡国,至廿三年命盂嗣乃祖南宫雩地即 事,无敢舔酒燕飨,黾勉正德,以正人民,而锡 邦司臣夫勿废朕命。盂乃作鼎纪事。可见周家所 以受天永命而垂训者,匪易任厥事也。道光中年 有自长安拓得,是鼎新出土者,海丰吴子苾阁部 (吴式芬)购以见惠,嘉兴徐籀庄(徐同柏)曾 注释文。同治癸酉(1873)岐山复显是器,争相 售取,居奇弗果。先寄墨图至浙,爰并前铭善本 合制于问礼庵,敬识升平胜事。(下略) 
 
吴廷康(1799-1887?),字符生,号康甫、赞甫、晋斋、茹芝等,室名摹陶轩、问礼庵,安徽桐城人。喜金 石,善考据,能书画,精传拓,有砖癖。辑有《慕陶轩古 砖录》《桃溪雪》等。
 
据吴氏题记可知,此件拓本似乎应该是道光年间(1821—1850)初拓本,要远早于同治、光绪拓本,拓本原拟配全形拓,但是,现今只见铭文,却未见所谓 “墨图”(全形拓)。 
 
此本铭文拓本墨色相对较淡,虽然下截文字模糊,但 是铭文表面锈斑、剥蚀、凹凸痕迹异常明显,能真实反映 铭文表面的金属质感,为所见诸本所不及。这一特殊纹理 具有类同指纹识别功能,可以作为鉴定《大盂鼎》早期拓本的标准参考件,也是区分原作与翻刻的绝佳依据。 
 
此本卷轴装,画心纵77厘米,横43厘米,馆藏号: Z1194。 
 
②鲍毓东跋本 
 
徐乃昌积学斋藏本,道咸年间“关中拓本”。表面锈 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王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 白”,尚未剔出一横。 
 
徐乃昌(1869-1943),字积余,晚号随庵老人,安 徽南陵人。总办江南高等学堂,督办三江师范学堂。清 亡后,隐居著述和校刊古籍,主编《南陵县志》《安徽丛书》《积学斋丛书》《随盦徐氏丛书》等,另有《金石 古物考》《随庵藏器拓片》《随庵所藏龙门造像拓片目》 《积学斋书记》《安徽全省金石图》《安徽金石古物存 真》《皖词纪胜》等。 
 
卷轴上下各有光绪丁未(1907)鲍毓东过录徐同柏 《从古斋款识学》之钟鼎铭文及考释,另抄录《汪钟霖题 跋》,其题记曰: 
 
右文与下方释文均从嘉兴徐氏《从古斋款识 学》录出,末附吴县汪钟霖跋云。徐氏此书均 依原拓双钩填廓,精彩不差累黍,惟盂鼎时方 从岐山出土,以张石匏(海盐人)所寄钩本重 模,故编附于尾。鼎后归乡先辈潘文勤,敝 有 精拓本,兹为剪装补入,庶成完璧。光绪丙午(1906)十二月记。 
 
积学斋主人曩得此拓于京都,藏之盖有年 矣。丁未(1907)立夏日出示鲍毓东,命具录之,时居真州白沙翠竹堤上。
 
鲍毓东(1845-?),号石室主人、 叟,浙江钱塘人。光绪间官海州知州,晚清诗人、画家,著有《端虚室 剩稿》《端虚室随笔》。 
 
此件徐乃昌藏本,传拓较粗率,上纸后尚未待到干 透,即上墨传拓,故满纸沁墨。但据鲍毓东题记可知,拓 本收藏有年。故笔者怀疑此类沁墨现象,或许就是道咸时 期“关中拓本”的特征之一。 
 
卷轴装,画心纵87厘米,横41.5厘米,馆藏号:Z1029。
 
③ 刘世珩藏本
 
此本为刘世珩(杞庵)藏本,道咸年间“关中拓本”,拓工精良,墨色浓厚。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 三行“王臣十又三白”,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 横。 
 
卷轴顶端,有李瑞清《盂鼎临本》,尾题“质劲上沿 殷法,楚派实宗此,后来景君公方神谶皆从此出”。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阿梅、 清道人、玉梅花盦道士,江西临川人。光绪二十年(1894) 进士,1905年至1911年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擅书画,书法 自称北宗,与曾熙的南宗颉颃,世有“北李南曾”之说。晚 年寓沪,与吴昌硕、曾熙、黄宾虹并称“海上四妖”,有 《清道人遗集》《清道人临毛公鼎全文》传世。 
 
卷轴底部,有蒋黻过录吴大澂《盂鼎释文》。
 
拓片左侧,有罗振玉题记: 
 
盂鼎书体最峻整,在古金文中至罕觏者。闻 关中此鼎出土,凡二枚,一容十石,即此鼎是 也。一容十二石者,文字小于此,而严峻则相 等,后为人载归皖,今未知存否?拓本尤难得, 皖为杞庵先生乡里,盖一访之,俾拓本得流传艺 林乎。上虞罗振玉记。 
 
罗氏题记所云“一容十二石者,文字小于此,而严峻则相等,后为人载归皖”者,当指小盂鼎,此鼎与大盂鼎 同出陕西眉县礼村,曾归岐山县令李文翰,李氏乃安徽宣 城人,或云鼎已运回安徽老家。 
 
刘世珩(1874-1926),字聚卿、葱石,号杞庵、聚 卿、楚园、灵田耕者、枕雷道士等,安徽贵池人。光绪 二十年(1894)中举人。清末藏书家、刻书家、文学家。有《南朝寺考》《贵池县沿革表》《聚学轩丛书》《读书 止观录》等传世。 
 
蒋黻(1866-1911),字伯斧,号斧公,江苏吴县 (今属苏州)人。官清学部候补郎中,光绪戊戌(1896) 与罗振玉创农学社于上海,编刊《农学报》。藏书家、学 者,著《沙州文录》。 
 
注:此件藏品为四条屏之一,另三件为《虢季子白 盘》《散氏盘》《曶鼎》,装裱形式统一,皆卷轴装,拓 本上方皆为李瑞清临本,下方为蒋黻、罗振玉题记。 
 
卷轴装,画心纵98厘米,横48.5厘米,馆藏号: Z1293。 
 
④周庆云藏本 
 
此本为周庆云藏全形拓,上方为铭文拓本,下方为全形拓本。与上文《大克鼎》周庆云藏本同属一家收藏,一 时装裱。
大克鼎全形拓及铭文 周庆云藏本
 
铭文拓本之拓制手法与上文所述“刘世珩藏本”极 为相似,属于道咸年间“关中拓本”,拓工精良,墨色浓 厚。表面锈斑尚未剔除,倒数第三行“王臣十又三白”, 旧拓作“二白”,尚未剔出一横。 
 
全形拓本,鼎口里半露铭文,倒数第三行“王臣十又 三白”,此本已经剔出一横,成“三白”。由此可见,全 形拓本为后补,与顶部铭文拓片非一时所拓。 
 
卷轴顶端有民国十一年(1922)王蕴章题端:
 
郑庵所藏盂鼎。盂鼎道光初年出眉县礼村, 旋归吴县潘氏,为郑庵所藏吉金中上品。此精拓 本尤见精采。近梦坡丈亦得一鼎,铭文大略相 同,惟“南公”作“惠公”。周初宝器至今完 好,文义篆法穆然,想见镐洛遗型,洵可宝也。壬戌孟夏,王蕴章。 
 
卷轴装,画心宽92厘米,高200厘米,馆藏号: Z1237。 
 
结语 
 
上海图书馆藏有25万件碑帖拓片,其中碑刻占绝大 部分,其次是明清法帖,金文和全形拓片占比却极低,仅二千余卷轴,不足馆藏拓片总量的百分之一。再环顾国内 外其他重要拓片公藏机构,亦大致如此,概莫例外。从中 可见,金文和全形拓是拓片收藏的珍稀品种,究其原因 是,钟鼎彝器的收藏者非富即贵,不是朝廷重臣,就是地 方要员,不是博学通人,就是贤达乡绅,其中也不乏巨商 大贾,但凡在这一收藏圈中涉足者,或淹通经史,或精 于小学,或笃嗜鉴赏。因此,过去一直将钟鼎彝器美称 为“吉金”,只有富贵贤达者才能拥有,也正因为是“吉 金”,故较少传拓和流通,与同属“金石”范畴的“石 刻”——历代碑刻的传拓数量有着天壤之别。 
 
通过上文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大盂鼎和大克鼎的传世 拓本多为铭文拓本,较少见有配有全角鼎图的。这一情况 与毛公鼎拓本截然不同,毛公鼎传世拓本一般多带有全角 鼎图。从中可知,潘祖荫与陈介祺、端方诸人的金石鉴藏 的品味和兴趣的差异。 
 
其实“吉金”拓本的价值判断的核心依据,不在全 角,而在铭文。“铭文”部分,才是一件“吉金”拓价值 体现的真正主角,全角只是配角,仅仅起示意图的作用, 不可本末倒置。如今我们欣赏精美全形拓本时,千万不能 忘记“金石学”的初心——“正经补史”,铭文拓本和名 家题跋才是“吉金”拓本文物价值的根本所在。
 
(本文原刊于《书与画》杂志2020年第03期,由《书与画》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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