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目前，只能通过文图了解法隆寺的历史，感受佛教艺术之美。
1400年前，日本开始将佛教纳入自己的文化之中，其中位于奈良的法隆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创建者是日本皇族中最早皈依佛教的圣德太子（574—622）。
法隆寺还是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1993年成为日本第一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寺庙。寺庙中保留者日本最古老的佛像和工艺品，包括建筑在内共有日本国宝38件，是日本拥有国宝最多的寺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法隆寺金堂中央的日本飞鸟时代（7世纪）制作的“释迦三尊像”，其主尊释迦摩尼是按圣德太子身高制作（“尺寸王身”）的等身佛。金堂内目前共有13尊佛像，8尊为飞鸟时代留存之物，这些佛像也记录了佛教刚刚渡海来到日本形象。
法隆寺金堂为何时何人建立
据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建造的法隆寺在其死后半个世纪（670年）遭遇大火，但是如今的寺庙中却没有留下当时火灾的痕迹、“释迦三尊像”等火灾之前的造像也没有任何过火的痕迹，这也曾让学者对670年火灾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近代，在寺庙的一处草地上发现了可以证实火灾的证据，此后在二战前经历了多次考古发觉，终于发现了被火灾烧毁的寺院的遗迹，以及被1200度以上烈火灼烧变形的瓦片。由此判断，圣德太子建造的最初的法隆寺烧毁后，得到了重建。
那么，在背面明确记录着在622年铸造的“释迦三尊像”、现在位于梦殿（曾位于金堂）的救世观音像，以及其他几尊可能完成于火灾前的佛像何以毫发无损？它们是如何逃过火灾的？
这就涉及到圣德太子一族的命运，飞鸟时代是日本极为动荡的时期，豪族争斗不断、血亲互相残杀，圣德太子在20岁时成为推古天皇（日本首位女天皇）的摄政，他曾向中国隋朝派遣使者，寻求和平的外交，并吸取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制度，希望通过佛教平和杀戮之心。圣德太子把法隆寺作为日本研究佛教的基地，但是当时日本接受佛教的人只有太子一族和部分贵族豪强。
圣德太子35岁后，在如今法隆寺梦殿的位置钻研佛法，并在49岁病逝。他认为“除了佛理，世间皆为虚无”。不久后，因为皇位继承，太子一族在法隆寺集体自杀。法隆寺也在670年被大火烧毁。
考古发现证实了现在的法隆寺并非原址重建，而是重新劈山新建。在对现今法隆寺最早的建筑金堂的科学研究中，日本考古学家通过金堂天花板所用木材的年轮比对，证实建造金堂所用树木在668年采伐，按古人一般先决定建设、绘制图纸、再采伐的建筑工序，金堂应该在670年原法隆寺被烧毁前已经建好，也就是说，法隆寺金堂是在火灾前作为独立建筑建造的，而“释迦三尊像”、救世观音像等佛像没有过火痕迹，是因为当时在火灾前就已经移动到新建的金堂之中了。
既然，圣德太子一族已无人，那么金堂为何而建？过去多认为，金堂是680年代持统天皇在位时（686-697，与圣德太子任摄政的推古天皇不同，持统天皇是实际执政的女天皇）建造，但在2008年，金堂大修中发现，其建筑年代很有可能要提前到668年，天智天皇在位期间（661-671）。天智天皇因为在宫中发动政变，才得以掌握实权。他暗杀了权倾朝野的苏我入鹿，但此后他的政权并不巩固，其他豪族也积攒实力、蠢蠢欲动。加之此时强大的唐代向日本的同盟国百济发动了战争，天智天皇派兵援助百济，663年在白村江之战中败给了强大的唐帝国。金堂就是在被大唐打败的阴影下建成的，天智天皇试图利用圣德太子的权威，拉拢图谋背叛的豪族，这也许正是天智天皇建造寺院的目的。因为白村江的败北，天智天皇担心大唐来攻，为了统一日本四散的豪族，他选择了以佛教治国。为了推荐这一政策，就把法隆寺立为中心，并完善以圣德太子为象征的日本佛教。
百济观音自何时自何地来到法隆寺
此次将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的“观音菩萨立像”（百济观音，国宝）为飞鸟时代木造佛像。目前安置在法隆寺大宝藏院的百济观音堂。这件原在金堂内阵里侧、在和辻哲郎的《古寺巡礼》等众多文艺作品中都饱受赞美。其宽广的眉心、俯视的眼睛、微微上扬的嘴角，仿佛沁出了观音菩萨的心。
但这尊“百济观音”来历和造像的过程均不明，可以明确的只是带有中国南北朝造像风、雕刻其所用的木材（樟木、丝柏）的产地为日本，所以被认为是日本制造的。它又是何时安放法隆寺的？
天平19年（747年）《法隆寺资财帐》中没有关于百济观音的相关记载。不仅如此，11世纪后期的《金堂日记》（当时的法隆寺金堂内的佛像的详细记录）和镰仓时代法隆寺僧人所著的《圣德太子传》也均没有提及这尊佛像。直至元禄11年（1698年）的《法隆寺诸堂佛身体量记》中有“虚空藏立像长七尺五分”的记载，从其高度推测出“虚空藏立像”为“百济观音”，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出现“百济观音”相关描述的时代最早的描述，但书中又称，“虚空藏菩萨像”是“从百济国渡来的天竺制像”。
到了延享3年（1746年），法隆寺僧人良训在《古今一阳集》写道“这尊佛像的由来在古书中没有记载，但传说中这是异国之佛像”说明在16世纪中期，“百济观音”是何人何时所制作已经成谜，而这个谜题至今没有解开。
目前已知的是，发现百济观音的腕钏与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中展出的诞生于7世纪后半期的灌顶幡来自同时代、同工坊。据分析，这件豪华精美的灌顶幡由圣德太子的女儿请人做成的。这也是“百济观音”为日本制造的又一佐证。
在明治以前，法隆寺称此“百济观音”为“虚空藏菩萨”。明治5年（1872）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虚空藏菩萨”当时被安置在金堂，而且不戴宝冠。明治19年（1886年），日本对法隆寺宝物调查的目录上称其为“朝鲜风观音”（推测为冈仓天心提议）后又被成称为“观世音菩萨”，但在法隆寺，这尊佛像依旧被称作“虚空藏菩萨”，直至1911年在法隆寺仓库中发现了属于“虚空藏菩萨”的、刻有阿弥陀如来的形象的宝冠，明治时代人们才知道“虚空藏菩萨”是观音。
大正6年（1917年）《法隆寺大镜》中最早出现了“百济观音”的说法，1919年和辻哲郎（1889-1960）的《古寺巡礼》沿用了“百济观音”的说法，他被这尊“百济观音”吸引并描述道：
“那圆润凝脂的手臂，楚楚动人、纯洁无暇的胸部曲线。这并非是习惯于人体之美的心灵产物，而是第一次发现了人体无限美的惊奇之心的产物。”
1926年，考古学家滨田青陵（(1881-1938)在《佛教艺术》杂志上发表了《百济观音像》，至此“百济观音”的名称逐渐固定。滨田青陵认为，百济观音的容貌“无比纯真（無邪気）”，佛像“特有的神性、慈祥”并不明显，如果感受到神性，也许是评论家和鉴赏者灌输给观看者先入为主的感受。
日本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1907-1966）在《大和古寺风物志》（1943年）中称其为“源自大地的永恒烈焰”，并感受到这尊佛像拥有让我们忘却一切的力量。
对比如今安放在法隆寺梦殿中的以圣德太子为原型的“救世观音像”，“百济观音”的垂发、双臂等表现更为写实、天衣的柔和表达从侧面看更是生动。通过风格和细节的比较，专家认为“百济观音”比“救世观音像”“释迦三尊像”的年代稍晚。
百济观音雕像风格的源流何处，也是众说纷纭。除了比较广泛认可的受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影响外，也认为北齐、北周、隋朝的佛像也有与“百济观音”的渊源。在法隆寺中，“释迦三尊像”和“救世观音像”的“止利式”（适合正面观看）、对称性样式被认为起源于北朝北魏，金堂内的四天王像与百济观音造型相近。
从最初的“释迦三尊像”、“救世观音像”到“四天王”，再到火灾后持统天皇命人打造的“药师如来像”，法隆寺也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寺院。在旧法隆寺烧毁后，以金堂为中心建造了五重塔和回廊，法隆寺也在天皇的支持下发展，从圣德太子个人参佛之处，变为了谋求国泰民安的寺庙。到了平安时代毗沙门天立像和吉祥天立像被安放进了金堂，如今在“释迦三尊像”两侧。
毗沙门天是佛教的守护神之一，铠甲和衣服贴了金箔，花纹艳丽，这种飞鸟时代从中国传入的切箔工艺（切下金箔黏贴）在平安时代达到了顶峰。
吉祥天是毗沙门天的妻子，她和毗沙门天凶猛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带来繁荣和幸福的女神。她左手捧一能实现所有愿望的宝珠，衣着虽有褪色，但依旧可以想象当时艳丽的红色。
历经1400年，飞鸟时代诞生的佛像，以及后世陆续移入金堂的佛像，接受着代代的祈福。
金堂壁画的保护、临摹与烧毁
在法隆寺年代最早的建筑金堂四方内壁共为18间，其12间上绘有壁画。这些壁画浅显易懂地表达了佛的世界。12面壁画中，一、六、九、十号四面大墙上画有以三尊佛为中心的净土图（其中一号壁为《释迦净土图》、六号壁为《阿弥陀净土图》、九号壁为《弥勒净土图》、十号壁《药师净土图》），其余8面小墙上各画有1尊菩萨像。
金堂壁画是将原尺寸的底稿转印到墙面上后上色的，线条类似铁线描，彩色上强调红、绿对比。类似样式特征在敦煌莫高窟的初唐壁画中可以看到，可见其直接受到了中国绘画的影响。虽然作者不详，但根据墙面的不同，可以看出作品风格的不同，推测是几人共同制作的，最初壁画的制作时期是7世纪末到8世纪初。
虽然747年的《法隆寺资财帐》也未有关于壁画的记载，但据推测，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壁画，或因为壁画与金堂建筑是一体的，不被视为“资财”。最早提到壁画的文献是1106年的《七大寺日记》并认为壁画为“马鞍作鸟”的手笔，镰仓时代的《圣德太子传》也将壁画的归于马鞍作鸟。
江户时代中期开始，金堂壁画开始受到关注，并从1852年开始摹写，这一批最早的摹本目前收藏于山梨县放光寺。明治时代，随着欧洲人对日本美术的热衷，金堂壁画开始被有计划地被欧洲人委托临摹，其中1883年和1884年分别对6号和9号壁画的临摹目前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金堂壁画的贵重和艺术价值逐渐得到认可。
1884年，樱井香云为帝国博物馆再次进行临摹（现为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在此之后，铃木空如（1873～1946）在1907年至1931年也对金堂壁画进行了临摹(现为秋田县大仙市收藏)。
铃木空如在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的一次修学旅行中第一次接触法隆寺壁画，之后，他被樱井香云的临摹吸引，并开始自己临摹。为此铃木空如一生去过法隆寺50次以上，据说他在黑暗的金堂里闭门不出，埋头于壁画的临摹。他曾在明治时代花了10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第一次的临摹，之后，从大正到昭和的10年间完成了第二次、第三次的临摹。
铃木空如去世后，他的3组临摹作品，分别保存在他的临终之地箱根，平木浮世绘财团和秋田县的铃木家。如今箱根和秋田县的两组均捐赠于秋田县大仙市，而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即将举行的展览中，铃木空如的3组临摹作品将时隔72年重逢。
为了保护金堂壁画，1917年为其设置了帘子，并从第二年开始只在春秋特定的几日公开。
到了昭和年间，日本文部省设立了法隆寺壁画保存调查机构，致力于研究防止壁画老化和保存的对策，甚至建议壁画异地保护，但寺庙方面以信仰为理由反对，此事便也作罢。
1934年开始的“昭和大修理”对法隆寺金堂、五重塔等诸堂宇进行了修理。此次“修理”长达半个世纪直至1985年（昭和60年）才举行了完成纪念法事。
其间，1935年（昭和10年）京都的美术出版社便利堂拍摄了金堂壁画的原尺寸照片。这些照片在今天成为了无比珍贵的资料。并在1938年，便利堂制作了壁画复制品。
在研究科学保存方法的同时，从1940年开始，日本组织了包括荒井宽方、入江波光、中村岳陵、桥本明治4位画家带着助手进行现状临摹，但在1942年因战时体制临摹中断。1945年金堂开始落架（修理解体），临摹也重新开始。但荒井、入江两人分别于1945年、1948年去世，对于后来金堂壁画的遭遇也无从知晓了。
1949年1月26日早晨，法隆寺金堂发生大火。火灾过后，金堂初层内部柱子被烧毁，壁画几乎失去了色彩，只勉强留下了轮廓线。不幸中的万幸是原本安放其中的释迦三尊像等佛像，因为大修转移别处安放，故平安无事。日本也以此为契机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
金堂内被烧毁的壁画注胶固定后在1954年被重新组装，于寺内收藏库保管，不对公众开放，被部分烧毁的建筑部分也于1954年复原竣工。
建筑复原，但金堂四壁却一片空白，直到1967年，又有4位画家带着团队共14人的团队来到法隆寺金堂，他们的任务是复原再现壁画。其中桥本明治等人参与了1940年的临摹，在画师名单上还有2019年在中国敦煌等地做过回顾展的平山郁夫，他所在的团队参与的是三、十、十二号墙的复原。他曾到过敦煌，并认为金堂壁画受到敦煌壁画的影响很大。
与1940年开始的临摹不同，这次复原不再法隆寺现场，而在各自的工作室进行了制作。这些作品在1968年2月完成，并在金堂墙壁上复原，至此法隆寺金堂内部才恢复了火灾前的面貌。
细看这些壁画，第六号壁《阿弥陀净土图》中佛祖的背后出现了山脊线，这与《妙法莲华经》所描绘的“地平如掌，无有山陵溪涧沟壑，七宝台观，充满其中，诸天宫殿近处虚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的净土有所出入，所以也有学者认为，金堂壁画中描绘的并非彼方净土，而是佛祖来到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传达出只要遵循佛理，现世就能化为佛国。这也是1400年前圣德太子的志向——建设一个没有污浊的佛国。
如今，法隆寺宝物的除了寺内收藏外，约320件的宝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法隆寺宝物馆内保存着。这是由于明治维新后，受到“废佛毁释”的影响，寺院的维持一度变得困难。1878年（明治11年）管长千早定朝决定将圣德太子画像（唐本御影）等300余件宝物献纳当时的皇室，获得金钱赠予以维持7世纪以来的伽蓝堂宇。这批宝物曾保管于正仓院，在1882年被转移到帝室博物馆的“法隆寺献纳御物”作为皇室所藏品收藏，后除去归还法隆寺的四件及宫廷中留下的十件宝物，全部转交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据悉，东京国立博物馆6月2日开馆后进行的特展仅有“和服”展，展览将和服作为现代生活中的日本文化象征，并借此机会凝视过去和未来；此后，7月将推出《鸟兽戏画》特别展。而原计划在6月16日开幕的“国宝圣林寺十一面观音-三轮山信仰的见证”将推迟至明年举行。
本文资料来自日本nhk关于法隆寺的纪录片，以及“法隆寺金堂壁画和百济观音”展览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