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花繁——上博“江南文化艺术展”面面观

“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日前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并受到较多关注。本文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全文从宏观出发，对江南文化艺术展的定位、策展思路和展品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可了解整场展览之概貌。
公元1691年，王翚和几位内廷画家着手绘制一组共12巨卷的清宫绘画，详细描绘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全过程。这就是著名的《康熙南巡图》，也是本次展览开篇的第一件文物。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由此解决水患，肃清吏治，笼络人心，开启了康乾盛世。江南如此多娇，引皇家天子屡折腰。如今，我们仍然重江南、说江南，如同这个展览。 王翬等《康熙南巡图》（粉本）（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何处是江南
中华文化有南北二元耦合之说，北方以黄河文化为代表，南方以长江文化为代表。若论及地域文化，则大体分两类：第一类主要根据东周诸侯国而定，如楚文化、秦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第二类主要以地域而定，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塞北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江南文化。对于“江南”的地域范围界定，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可见“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新江南”等多种说法，而地域范围也是本展览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江南区域史的研究以经济学界起步较早，至今已近四十年，现有“四府说”至“十府说”的关于江南地域范围的说法都以经济为重要的划分依据。于是，明清时期是“江南”的成熟阶段，其核心为“八府一州”（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清代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直隶州），如今我们所说的“江南”也主要以明清“八府一州”为中心。然而，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江南不可能存在一个明确的地域边界。正如文博界的人必然会问：“江南”包含瓷器生产代名词的景德镇、漆器制造闻名中外的扬州、诞育灿烂史前文明的宁绍地区吗？经济界的人必然会问：“江南”包含在国务院最新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中“被出局”的徽州和江西（局部）吗？答案是：本次展览取文化江南的概念，侧重中心区域，但上述地区都包括。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传统的中国。”当今很多学者，尤其是文化界人，都倾向认为东晋南渡才是江南文化的开端。江南文化的时间范围是本次展览需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 良渚文化 玉项饰（上海博物馆藏）
先秦时期，江南土壤卑湿，地广人稀，丈夫早夭，并不宜居。然而，以河姆渡为代表的南方史前遗址的发现，证明独立于黄河文明的长江文明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殷商晚期，泰伯奔吴，点燃了文化的火种。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相继称霸，江南渐有崛起之势。三国时代天下三分，孙权于东南建立吴，江南展露政治头角。之后，如果把江南的发展看作一条流动的时间线，其中三个节点尤为闪亮，那就是由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带来的三次政治与人口南迁。再综合考虑经济因素，江南的发展常被分作四段：以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时代、以杭州为中心的唐宋元时代、以苏州为中心的明清时代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时代。 马家浜文化 家猪陶塑 上海博物馆藏
本次展览展出的文物中，年代最早者来自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其他绝大多数为东晋之后，尤其侧重南宋及以后。江南历史源远流长，江南文化不是无本之木。固然早期文物未必符合大众审美主流，但过去是要谈的。江南的文秀、精致我们同样珍视。
何以话江南
在国人心中，江南是烟柳画桥、杏花春雨，是梅雨绿潭、钓台春昼。她更像一个形容词，意味着悠久、温润、画意、富庶等诸多美好。展览原本打算平铺直叙，以地灵、人杰、物华递进，概说这片土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以及这方水土所养育的人民，还有这群人所创造的耀眼的物质文化。后来，在对江南艺术品梳理的过程中，随着对其承载的历史及文化的认识理解，我们想要对这美好做一些总结提炼，给这美好加一点引人深思。
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底色
目前，学界基本公认江南文化主要发源于吴越文化。其狭义者仅指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立国所创造的文化，广义者则包含有人类活动以来存在于先秦吴、越立国地区的一切文化现象。展览第一个板块带领观众穿越回史前，简要回顾江南发展历史，突出社会民风由尚勇至崇文的转变。 战国 越王者旨于睗剑 上海博物馆藏
从河姆渡文化到马家浜文化，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考古发现证明史前江南农业、渔业、畜业、纺织业等都有所发展，人民也具有一定的审美水平和艺术创造力。于是，展览按时间先后展出了反映早期农业、畜牧业及审美追求的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并根据学界将吴越文化视为“具有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为共同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展出了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石锛和陶器。商末周初，吴、越两国逐渐形成，其人断发文身，善于铸造青铜器，语言、穿着、饮食、居住方式等都与中原不同。对于这段历史，最为人熟知的想必是吴越争霸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又当属勾践卧薪尝胆那一段。这些过往被青铜器等铭记，以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最为知名。展览则依靠上海博物馆自有馆藏，展出了吴越代表性青铜器，其中的剑、矛、戈都是曾经争战的缩影。实际上，吴越时期除了青铜冶铸，造船、航海、麻葛种植、桑蚕种养等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印纹硬陶发展更达到全盛，并在制陶技术逐步提高的条件下出现了原始瓷，翻开了我国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页。 春秋吴王夫差矛与战国越王勾践剑（湖北省博物馆藏）
总体来看，在中国文化史上，直到六朝前期，江南典型民风仍是尚武逞勇。西晋末年“衣冠南渡”，琅琊王司马睿渡江至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为江南带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至此，展览第一板块也迎来转折，一组六朝文房无声联结着南渡前后的历史。东晋以后，江南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安宁的政治社会环境使得华夏文化在此迅速发展，文学、艺术、史学等都出现了新气象。以书法为例，至东晋，“四大家族”（王、谢、郗、庾）书法著称于世，又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王氏家族书法最负盛名。以绘画为例，以顾恺之为首的“南朝三大家”（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诞生，为后世画坛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唐代虞世南摹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卷（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佚名摹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至唐代贞观元年（627年），全国州郡分为十道，其中的“江南道”辖“凡五十有一州”，这是“江南”从行政命名角度的首次亮相。唐末战乱，百姓向南避难，南方人口首次超过北方。南唐时期，“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南京再次成为都城。朝廷推行右文国策，文化繁荣，三代国君更是文采斐然。宋代“靖康之难”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今杭州），朝廷延续崇文抑武的国策，重科举教育，兴礼乐文治。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可知江南刻书早在两宋时期已闻名全国。至明清，城市经济的繁荣、造纸业的发达，以及套印、饾版和拱花等印刷技术的成熟，都为江南刻书、藏书创造了优越条件。明人胡应麟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今北京）也，金陵（今南京）也，阊阖（今苏州）也，临安（今杭州）也。”四大书肆集聚地，三个在江南。清人孙从添说：“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除了官方藏书，如宁波范钦的天一阁、嘉兴朱彝尊的曝书亭、“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湖州刘承干的嘉业堂等江南私人藏书楼鳞次栉比。 清乾隆 陈亮编 《欧阳文粹》二十卷（部分）上海博物馆藏
刻书、藏书的背后是江南读书之风的盛行。“自六朝文士好嗜词赋，二陆撷其英华，国初四才子为盛。至今髫龀童子，即能言词赋，村农学究解作律咏。”明清时，以书院为例，全国以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四处最盛，四处之中同样三处位于江南。而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载，平均每七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多来自江南。得天时地利，江南文学家及文学创作自然可观，如首开山水诗风的谢灵运、《文心雕龙》著者刘勰、“初唐四大家”之虞世南、“孤篇压全唐”的张若虚、“中兴四大诗人”之范成大、文学意象中的文人楷模王冕、《水浒传》著者施耐庵、“三言”著者冯梦龙，以及并称“江南四大才子”的唐寅、文徵明、徐祯卿、祝允明，还有“绛云楼”主人钱谦益、“清学开山”顾炎武、《儒林外史》著者吴敬梓、“性灵派”代表袁枚、“一代儒宗”钱大昕、徽派朴学巨擘阮元等，不可胜数。清代，戏曲、小说、传奇等通俗文学作品蓬勃发展，文艺已然渗透各个阶层，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教育、文学、艺术等影响力达到巅峰。
安礼乐仪又旷达洒脱的性情
《论语》说：“不学礼，无以立”，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江南向来被认为最具创新精神或者说打破常规的勇气，然古人言“仓禀实而知礼节”，今人说“生活要有仪式感”，考古发现证实，江南也是安于礼、乐于仪的。展览第二板块由礼入手，同样以东晋为转折，继而讲述规范之外的寄托与通达。 三国·吴 朱然墓出土 宫闱夜宴图漆案 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藏
自东周陆续成书的《周礼》、《仪礼》和《礼记》是儒家礼学经典，内容涉及社会历史、政治伦理、礼制官制、人文价值等各方面。至唐代，五礼体系发展成熟，传统礼仪被总结为吉、军、凶、宾、嘉五类。其中，吉礼是五礼之首，主要指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可由史前祭天、地的玉璧和玉琮作代表。军礼主要与战事有关，表现在军队的操练征伐中，代表文物以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权杖为早，被视为军权、王权与神权合一的象征。凶礼多指丧葬、持服、谥号等礼仪，代表文物首推专为敛葬制作的随葬器，如画像砖、堆塑罐，不一而足，又以无锡鸿山战国早期越国贵族墓出土的瓷质仿青铜礼乐器极具地域特色。宾礼主要是“亲邦”之礼，发生在天子与诸侯或者诸侯与诸侯之间，后世的遣使、朝贡、觐见也归于此。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漆案上彩绘了汉魏时期宫闱宴乐的宏大场面，表现了三国时期吴国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可想见早至孙吴之时的“宾礼”的最高级别，格外珍贵。嘉礼最贴近民生，饮食、婚冠、庆贺等都被包含在内。借浙江湖州三天门南宋贵族墓出土的聘礼之金钏、金戒、金霞帔坠，可见彼时嫁娶礼仪之一斑。以上所有文物的背后，等级地位的昭示又无处不在。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拓片 （南京博物院藏）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拓片（南京博物院藏）
然，相对北方政治伦理，江南还体现出独特的诗性，表现为自由与宗教的二维。三国末期和西晋初期，司马氏利用军政大权拉拢士族，剪除异己，迫使曹奂“禅位”。司马氏建国后，皇室内部又爆发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这样的背景下，儒学渐失魅力，士大夫转而醉心于形而上的道家老庄之学。他们退隐山林，着“褒衣博带”，相聚“扪虱而谈”。不拘礼法、清静无为的处世态度为时人称道，以竹林七贤为代表。虽然七贤主要活动于西晋初期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但衣冠南渡之后，名士风度也影响着江南。江苏南朝墓葬中多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考古发现，直至明清，江南文人绘画中仍多见竹林七贤题材。怡然当下、自由清高的魏晋风骨为世人心向往之。 明代李士达《竹林七贤图》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论及了儒家与道家，便也多谈几句信仰。江南一直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在古老好神巫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信仰多样、多教并立的宗教风貌。其中，道教于东汉后期传入江南。晋室南渡后，其中一派天师道随之南下，成为吴地道教主流，被许多世家高门信奉。东晋南朝时，以葛玄、陶弘景等为代表的道教理论家对天师道教义进行改造和充实，剔除了其中违背儒家礼制的主张。由此，自唐以后道教都得到官方认可。可见地域特色的是，江南道教注重修炼长寿，不讲什么“度世”、“兴太平”，不强调为天地立功，教人修炼的《黄庭经》备受重视，可视为生命通达的另一种表现。佛教则是外来宗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江南。三国时期，孙吴都城建业（今南京）已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佛教中心之一。晋室南渡后，佛教在江南得到进一步传播，多由身为居士的士大夫研习。比起北方佛教的“政治性”，南方佛教更具“哲学性”，并不断与传统儒学、玄学碰撞交融，形成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各个汉传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禅宗等。宋室南渡后，统治者推行尊佛重道的宗教政策，提倡儒、佛“共为表里”，各派别之间不再有严格界限，道教还在禅宗影响下衍生出南宗，盛行金丹、吐纳之术，平添了文人气质。
宋孝宗曾在《原道论》中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其实，除了道、佛二教外，江南还宽容地接纳了如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文化信仰，这些信仰也并未互相冲突，反而受到了江南通达的性情影响，彼此包纳，和谐共存。
治平济世与明德修身的人物
除了诗性，江南更有责任。这片土地曾多次政权易帜，曾遭遇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数次重大灾难，也曾给予敌寇最顽强的抵抗。江南如“桃源”般美好，但江南的美好从来不在“世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背后是延续数代的励精图治。江南文化的载体说到底还是人。然而，这片土地诞育了数不清的政治名家、军事名将、儒商巨贾、科技达人，哪怕“百杰展”亦难取舍，又如何道得尽这灿若星河的江南人？受展厅面积所限，兼顾艺术性和借展率，展览第三板块“大舍大弃”，只借存世、可得的十数件文物珍品例举两类江南人物：治平济世的、明德修身的，希望能“举重若轻”地陪同大家追思那些铿锵生命。
三国东吴的建立是江南首次展露政治头角，治平济世类人物也从吴主孙权家族墓出土的堆塑五联罐开始，又按年代顺序依次罗列了直至明代的7件文物，它们背后是曾北抗曹魏、西拒蜀汉、生擒关羽的东吴大将朱然，被称为“东南重望，吴越福星”的五代吴越国开国君主钱镠，最为观众熟悉的北宋名臣包拯和同样“清苦守节，廉白是务”的包拯次子包绶，明代开国功臣、保得边疆多年安定的沐英，文武全才的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兼抗倭英雄唐顺之，为政有声、挂起“嘉定恢剿义师”大旗的抗清英雄侯峒曾、黄淳耀。正如唐顺之也是一代儒学大师，平天下与修自我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紧接着的文物主要表现江南思想家和遗民。 王守仁《示诸侄手札册》 上海博物馆藏
“火”到如今的思想家，首推王守仁。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流为说教，以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性之学悄然而来，倡导回归自我，崇尚个性。因王守仁别号阳明，其心学也被称为“阳明心学”，大要有三：“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强调开拓实践。本展览依靠上海博物馆自有馆藏，展出王阳明肖像图轴及其“示诸姪”的手札册，虽为家训，也体现着“四句教”[]的思想，透着心学的味道。明天启五年（1625），刘宗周跳出阳明心学的影响，提出“慎独”理论，开创蕺山学派，强调道德修养。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蕺山学派的传人，以黄宗羲“以君为客”的民本思想影响至深。 龚贤《江村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由明入清，刘宗周绝食而死，在中国文化史上，这类人被称为遗民。遗民生活在当朝，却将身份和灵魂定格在前朝，除了侯黄二人的愤而反抗，其他如自杀殉节、退隐山林、不仕新朝也都是遗民情结的典型表现。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有一幅珍贵的《墨兰图卷》，作者郑思肖就是宋代遗民的代表。他字忆翁，号所南，坐卧不北向，画兰不画根，以喻国土沦丧。元代遗民据清人张其淦《元八百遗民诗咏》中所录，大多为江南鸿儒名流。如戴良、杨维桢、倪瓒、顾瑛等，气节之外，艺术造诣了得。由明入清，部分画有所长的遗民靠丹青记录亡国悲愤，也靠出卖画艺为生，被称为“遗民画家”。江南是遗民画家人数最多、最活跃的地区，如金陵八家之首龚贤、新安画派之首弘仁、姑熟画派之首萧云、常州画派之首恽寿平、“南陈北崔”中的陈洪绶、“画中九友”中的程嘉燧，还有项圣谟、吴历等，加上倪元璐、方以智、归庄等文人代表，包揽明清之际画坛的半壁江山。 元代郑思肖《墨兰图》卷（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从政治上看，遗民是一种姿态；从道德上看，遗民是一种操守；从哲学上看，遗民是一种价值信念；从文化、审美上看，遗民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经典，具有光耀千古的审美价值。”无论出世还是入世，这些后世垂范对于江南的贡献除了政治疆域的拓展、外寇犯境的平定、民生福祉的体恤，更多的是超越地域甚至国界意义的令人仰止的思想高度和坚贞气节。
阳春白雪与市井浮生的风尚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南宋以还，中国文艺的重心就一直在江南。结束了相对严肃的上一板块，展览第四板块选取年代主要为南宋及以后的文物，转而讲述江南人的自由审美与精致生活。 计元儒琴 上海博物馆藏
南宋文人赵希鹄说：“吾辈自有乐地”。文人书斋历来是审美情趣最典雅的所在，有琴棋书画、博古赏鉴、品茗焚香等雅事，有家具陈设、文房器用、花木竹石等雅物。斋内斋外，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皆是艺术。书画是文人于书斋内最常进行的艺术创作，而提及江南绘画，必然会想到五代“董巨”的水墨山水、两宋时期的“米家山水”与“小景山水”、元代赵孟頫的“古意”运动、明代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清代“正宗”之“四王”等等。若说画派，明代浙派、江夏派、吴门画派、松江画派等文人画与院体宫廷绘画并行不悖，清代金陵画派、扬州画派相互映照，江南画坛呈现百花竞放的绚丽景象。书画之余，摹古鉴赏是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备。明初，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曹昭编撰成《格古要论》，书中按文物性质分设门类，既论述了宋元人多提及的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等，又创新地纳入古窑器、古漆器等六门，涵盖了古物鉴藏的主要门类，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谈及江南鉴藏，有一句话大家必不陌生：“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过云楼是清代顾文彬收藏书画碑版、古籍善本、文房器用等古物的地方，以书画碑版为最。明拓东汉《曹全碑》册、南宋扬无咎《四梅图》卷、宋魏了翁《文向帖》卷、宋刻《锦绣万花谷》、元人《七君子图》卷、明沈周《京口送别图》卷等均为至珍名品。此外，晚清著名金石学家、鉴藏家吴大澂的愙斋同样名重江南，涉猎青铜、玉器、瓷器、瓦当、封泥等诸门类，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最。本展览依靠上海博物馆自有藏品，精选江南文人绘画及篆刻作品，并主要选取过云楼、愙斋旧藏，兼顾鉴藏品类，表现江南文人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情趣。 清代顾文彬过云楼旧藏宋刻《锦绣万花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藏） 清代吴大澂愙斋旧藏愙鼎（南京博物院藏）
宋代《梦粱录》云：“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适累家。”高雅的生活除了丹青与鉴藏，还有茶、酒、香、花。茶事始于唐、盛于宋，以点茶法最为流行，方法是将茶粉放入茶盏，用茶瓶煮水冲茶，其间以箸或匙不停击沸，令其生出细腻丰盈的泡沫。又增加“斗茶”一趣，以汤色纯白、水痕“咬盏”为上。 吉州窑木叶贴花盏 上海博物馆藏
明代开始，散茶冲泡法取代末茶冲泡法，茶具也随之发生改变，紫砂壶大行其道。品茗之外，饮酒也是一大乐事，酒器品类、造型众多，常见梅瓶、玉壶春瓶、注子、台盏等。宋时习惯饮用热酒，酒注与温碗常成套出现，又常与台盏配合使用，精致考究。瓶花使用可追溯至魏晋，至宋元时期，花器品类丰富，且刻意与日常器皿区分，常见梅瓶、胆瓶、长颈瓶、仿古式瓶等。受理学影响，插花追求清疏，注重意趣。用香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至唐代，香道文化已然形成，到了宋代，随着海外香料的大量进口，香文化融入日常，达至鼎盛。 明 鲍天成透雕浮槎犀角杯 上海博物馆藏
明清时期的江南，文人隐世而居，百姓安居乐业，商人建业经商，匠人一展所长。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尤推苏郡。”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说：“今吾吴中（今苏州）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勲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宫廷），其势尚未已也。”即便京师，也以江南工巧为上。更重要的，江南文人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总结成理论成果，如屠隆的《考槃余事》、文震亨的《长物志》、戈汕的《蝶几图》、王士性的《广志绎》、王圻的《三才图绘》等，起到了重要的美学引导作用。自此，江南工艺美术领域的作品雅致得无以复加，温润端庄的玉器、典雅名贵的瓷器、绝世难得的犀角器、千文万华的漆器、俨然图画的织绣、清逸脱俗的竹刻、简练优美的家具……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与科技水平，也充分体现了江南人的审美水平与艺术创造力。 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上海博物馆藏）
至此，文人士大夫与市井百姓的生活意趣已有了诸多交叉，而另一项极重要的“共同语言”就是音乐。早自魏晋南北朝时，音乐就是江南流行的艺术之一。当时，长江下游的“吴声歌”婉约缠绵、清新自然，以《采莲曲》最为今人熟知。到了宋金时期，戏曲基本形成，市井中“瓦肆”“勾栏”兴盛，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趋于融合，出现了“宋杂剧”。与此同时，在温州诞生的南戏于临安迅速发展成熟，至元代，流行程度已可与杂剧比肩，杂剧作家也兼作“南曲戏文”。明成化以后，南戏在江南“衍化出各种新腔”，其中的昆山腔起源于江苏苏州昆山一带，主要用管乐伴奏，演唱讲究吐字收声和板眼，后来演变成昆曲，并从南方走向北方。明末徐树丕在《识小录》中说:“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当时，昆曲被称为“雅部”，其他戏曲被称为“花部”或“乱弹”，又由于昆曲对其他剧种影响深远，也被称为“百戏之祖”。明清两代是江南戏曲空前繁荣的时期，戏曲从业者众多，戏曲作者如林，留下《琵琶记》《香囊记》《浣纱记》《鸣凤记》《玉簪记》《西厢记》《红拂记》《长生殿》等诸多经典。同时，戏曲评点和曲论著作也蜂拥出世，如李渔的《闲情偶寄》等，上升到戏曲美学的高度，将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推向巅峰。至晚清，“歌场舞榭，流播如新”，江南在戏曲艺术史里的中心地位无可非议。 明 成化年间说唱本 上海博物馆藏
李白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江南的美好让人自然而然地热爱生活。不管是士大夫还是贫寒之士，无论阳春白雪的书斋雅事还是市井浮生的柴米油盐，正如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中所叙，布衣蔬食的日常与心念艺术的情趣缺一不可。“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是江南人由来已久的不懈追求。
抱诚守真又开放兼容的器度
政治、文学、艺术、经济几个词从来相辅相成，而经济发达之地必为文化繁荣之所，经济的作用至关重要。展览第五板块表现以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江南商贸通天下，最后浓墨重彩地落笔于如今的长三角龙头城市——上海。
水，可柔可刚，是江南性格的一部分，古代江南的经济发展也与水息息相关。春秋时期，大运河开掘，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保障了漕运，促进了商品贸易，对中国南北文化的发展交流，尤其是对扬州、苏州、杭州、镇江等沿河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古代江南财富急剧增长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大运河相关遗址的出土文物中，以瓷器数量最多，涉及全国南北数十个窑口。本展览仅选取一件来自安徽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器形相对完整的唐代巩县窑三彩抱柱狮子为代表，观者可借以想见彼时大运河两岸的繁盛。唐宋之后，于古时江南的水路贸易而言，连接亚、非、欧三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功不可没。唐代时，朝廷在扬州等港口设立了市舶司，专职于海外贸易的管理。宋代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招徕蕃商入华贸易，逐渐于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如太仓、宁波等遍设市舶。当时海上输出物品以陶瓷和丝绸为大宗，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象征。明清时，得益于大一统王朝的强盛国势，加上京杭大运河和丝绸之路的推动，洞庭商帮、徽州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等十分活跃，江南商贾往来，经济发达，城市群郁郁而盛。曾经的繁华留在了清代徐扬的《姑苏繁华图》里，全幅画可见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50多个手工行业。店铺除了经营本地土产，还有来自外地甚至国外的名产，正是“山海所产之珍奇，国外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围绕《姑苏繁华图》，兼顾对外交流中的输出与输入，第五板块的前半部分选取早至东晋之时的江南出土欧洲玻璃器，以及江南重要港口常见出口的陶瓷并丝织品，再现古时繁华。 徐扬 《姑苏繁华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
接着，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上海。无论是唐宋时期吴淞江南岸的著名贸易港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区白鹤镇），还是明代以后新开黄浦江入海口并兴建的上海城，上海的发展也一直与水紧密相关。晚明时，上海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徐光启。他用《几何原本》推崇西学，在《农政全书》中倡导农业生态观。他主张向西方学习，“欲求超胜，必须汇通”。在他去世210年后的1843年11月，上海开埠通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意义重大。
“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晚清民国期间，一个庞大的画家群体以上海为活动中心鬻画为生，所作绘画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雅俗共赏，被称为“海上画派”。20世纪后，“海派”的称呼扩散到戏剧界，很快又漫至文学、戏曲、电影、音乐、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于是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成为上海的文化主流。 吴昌硕《花果册》（其一）上海博物馆藏
海派绘画是理解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1926年，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将海派分为“前海派”与“后海派”两期：前者以任薰任预父子、赵之谦、任伯年等人为代表，特色是兼工带写，蕴含文人清雅趣味；后者唯吴昌硕马首是瞻，以大写意画法一枝独秀，带有浓郁的金石气。海派的范围在其后期又变得广泛，比如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和冯超然，比如张大千、黄宾虹、刘海粟、林风眠、徐悲鸿，都被归入海派范畴[]。此外，在中西美术争鸣的大背景下，以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樑为代表的远渡重洋寻找“中国画何去何从”答案的美术先驱回到国内，分别任职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上海美专校长、杭州国立艺专校长、苏州美专校长，成为中国西方美术领域的启蒙教育家，对中国美术界影响巨大。于是，所谓“海派”，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标新，又有对中西文化的糅合，更由各地移民共同铸就[]。第五板块的后半部分从以青龙镇为中心的唐代上海城市发展谈起，围绕后世汇集于上海的各地工艺名家的文房作品，以及前、后海派代表性画家的绘画作品，表现上海由来已久的“海纳百川”特征。
不难发现，“海派”与“商”紧密相关，而正如商圣范蠡三次散尽家财，江南商人除勤勉经营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儒”，文学家对此也多有赞许。如南宋陈亮一反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的说法，认为有利方有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明代王守仁一反孟子“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矣”的说法，提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以清中期定居于扬州的盐商马曰琯、马曰璐为例，他们曾广交文人学者，以极大的精力和财力访书、购书并转抄、精校、精刻图书，还大量资助贫寒文士、创办书院，为清中期的文化繁荣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被尊称为“扬州二马”。以清晚期张謇为例，他致力于早期棉纺织业，主张“实业救国”并注重教育，创办了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今东华大学），也是如今复旦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学校的创始人之一，被尊称为“状元实业家”。借用徽州人家至爱的木雕楹联文字“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经济繁盛之余，江南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格外突出，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也理所当然成为新中国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前沿所在。
最后，第五板块以吴湖帆新古典主义山水的《层岩积翠图》轴、刘海粟取法西洋画并结合传统泼墨法的《青绿山石图》轴、颜文樑运用印象派技法的油画《黄浦江夜航图》为结尾，仿佛海派文化继承了古典江南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逐渐在开放、兼容、创新中发展，最终中西合璧、走向多元。 颜文樑 《黄浦江夜航图》上海博物馆藏
（本文原刊于展览配套图录《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特集》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