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马时代是一家专注世界音乐的厂牌，不大，核心成员十人左右。去年做音乐季期间，他们准备扩张招人。结果疫情袭来，线下音乐现场成为重灾区，死寂了好几个月。
战马旗下多为海外艺人，最出名的是图瓦乐队“恒哈图”（Huun-Huur-Tu）。如今老爷子们困居图瓦家中几个月不敢出门，“小小的图瓦都有1000余个病例”，全年的海外巡演计划都停摆。不止恒哈图，也不止这间音乐公司，行业内熟悉的生存模式均戛然而止，但“大家的求生欲都很强”。
“疫情至今，我们亏损了几百万，但还好，员工的工资还在发，跟之前的数字差不多。”做小众音乐的小音乐厂牌如何求生，战马的例子有点意思，或是这门行当在嬗变时刻的一个侧影。
行业的变化几年前就已发生，但当时所有人都太忙，永远在赶往下一个项目的路上，很多事来不及去尝试。但有一个改变两三年前就开始发生，“我们不再是单纯的音乐经纪公司和主办方角色，把签约艺术家的数量减少到10组以内，签约方式从全约改为更定制多变的合作方式。”
一开始不是这样的。在线下演出构成行业收入绝对大头的时期，“签约都先从演出开始”。后来慢慢变得灵活，“为有的艺术家提供服务，有的从唱片约开始，也有些发现一开始就做演出不合适，就先做版权”。灵活的好处是，不用承受很大压力为艺人找钱和变现。疫情来临时，灵活成为优势，帮公司能撑得更久一点。
上半年的几个巡演计划取消后，还是要想办法赚钱。战马的第一反应和大多数同业者一样，转向直播。“年后我们就开始做，算开始比较早的。但后来发现变现困难，有些艺人（尤其我们家的）并不适合直播这种呈现方式。”
不被线下演出追赶有个好处，“能喘一口气，用富余时间实践几年前就有的很多想法”。他们一直庆幸，有个养了好多年的公众号“世界音乐”，内容泛音乐和文化，疫情前已能在上面实现良好的垂直卖票率。“但想用新媒体变现，光靠广告是不够的。虽然不够，我们也还刚刚拒掉两个广告。因为要推的都是偶像，人物没法写下去……”
要转型求生，就要启用另一个身份。“我们一直是音乐经纪公司，现在想试着用另一个身份和品牌接洽，把音乐产品和场景、生活方式结合。”等品牌来找还是主动？“我们很主动的，因为其它业务骤减，演出最早也要到9月以后了。正好趁此补起来，打好基础。”
战马模糊地想要做电商，但还没有发展框架，就先从卖东西做起。线上店铺“美好制造”的最近在卖Sonos音响，公号一推出立即有人下单。店铺是生活类精致微店的面孔，卖书卖设计，也卖音乐产品。他们也在摸索音乐人新的发片模式，“从前发片是为了艺术家本身和巡演的需求，以后未必会再用传统方式发行。想用嵌入产品，以产品的形式发布。”
忙是一方面，另一个原因是无从下手。“我们一直也没想出办法，怎么让世界音乐那么小众的东西撑起知识付费所需的体量”。一耽搁，市场迅速发展，渐趋饱和。再有，“世界音乐要怎么去讲？它不像古典音乐是一个完整、不大会再更新的体系，课程和相应的产品都能长卖”。
世界音乐没有真正的体系，线下演出可以用鲜活的艺术打动人，讲课时就一筹莫展了。“按地域还是时间划分呢？讲浅了，哦非洲音乐就是节奏的强烈，太枯燥。和人类学、历史、地理等学科结合，对听课人群来说又可能太艰深。”如何在大流量的平台推这个整体小众的产品，战马还没想明白。“也可能不拘于世界音乐，会去讲其它音乐，甚至文学。”
以上种种是自救。自救的同时，他们也试过救人。2017年合作过巡演的失明葡萄牙法朵音乐家Dona Rosa疫情时期生活突陷困境。她没能拿到政府的任何补贴，无法用唯一的谋生方式——唱歌挣来面包，因长期水肿行动困难。“我们想帮她，就在公众号上发起20元一张卖她数字EP的筹款活动。文章发出去后，第一天就卖了200多份。我们想一步到位，不想一次次去推，不然好像在拿她当产品销售。”后来虽然没卖到预计的500份，战马还是凑足500份的钱（约1000欧），汇给发起救助行动的德国Jaro唱片公司（Dona Rosa的经纪公司）。
“疫情期间，大家都困难，对Dona Rosa的共情能力就会很强。”Dona Rosa的EP至今卖掉340多份，远超战马时代的预期。
行业正常运转时，是音乐在流通和连接。谁能想到，担此任务的也可能是口罩。唱《深夜食堂》主题曲的铃木常吉在疫情初起时就问战马需不需要口罩，“很快就给我们寄过来了”。恢复上班后，战马立即开始给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寄口罩，一位50-100份。“珊蔻乐队的Ned Rothenberg在伯克利任教，问我们能不能多寄一点，他要送给家旁边的医院。”还有一位西班牙音乐人说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因为只有一个口罩”。
而随着疫情降级，演出市场跃跃欲试，“找我们的很多，需求很大，但大家都不确定计划能否落实，都还在观望状态”。若得幸恢复常态，行业的洗牌和更新也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会变成什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