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国家美术馆名作展”原本预计从今年3月3日持续至6月14日。在此之前，展品已经运至博物馆。然而，就在开展前不久，博物馆宣布因疫情而关闭。这一展览计划将在东京站后巡展至大阪的国立国际美术馆，目前，大阪站巡展已宣布延期至今年11月开幕，展期近三个月。巡展的最终站定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展期可能将推迟到明年五月结束。这意味着这批来自伦敦国家美术馆的重要藏品可能要到明年夏天才会“回家”。
伦敦国家美术馆建于1824年，专注欧洲绘画。此次展览将呈现美术馆馆藏中的61幅作品，横跨文艺复兴至后印象派的绘画历史。这是美术馆首次在英国以外的大规模巡展，也是这些作品首次亮相日本。展出作品包括卡罗·克里韦利（Carlo Crivelli）的《圣母领报》与梵高（Van Gogh）的《向日葵》。
不同于其他大型欧洲博物馆，伦敦国家美术馆并非基于皇家收藏，而是从市民收藏积累而来，囊括从13世纪下半叶一直到20世纪之初的藏品，涉及各种风格，包罗万象，因而被称为一本“欧洲绘画史的教科书”。此次展览着眼“伦敦国家美术馆是建立于英国的西方艺术博物馆”这一立足点，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交流”这一视角出发，分为七大主题。
第一部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收藏”。早在伦敦国家美术馆设立之前，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就在英国备受尊重。不过，如今收藏于英国的这一时期作品是在十八世纪末以后才被带到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混乱中，法国等欧洲大陆各地的许多私人收藏品都遭遇了流散的命运，这为英国收藏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收藏机会。这一时期，众多杰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带到英国，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威尼斯派的提香、佛罗伦萨-罗马派的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展览上，提香的《勿触碰我》（Noli me Tangere）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19世纪中叶起，这种喜好发生了变化。英国开始对以往被忽视的早期文艺复兴艺术进行了重新评估，以保罗·乌切洛（Paolo Uccello）为例，乌切洛生活于中世纪末期与文艺复兴初期，他将晚期哥特式和透视法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潮流融合在一起，在展览中，其作品《圣乔治与龙》（Saint George and the Dragon）中斜向刺出的长枪与地面草皮的形状强调三维空间，虽然有些不自然，却可见到画家的关注所在。
第二部分为“黄金时期的荷兰绘画”。伦敦国家美术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全面收藏十七世纪的荷兰绘画。凭借贸易和商业繁荣兴旺的荷兰与英国地理位置接近，其文化对于步其后尘而成为海洋帝国的英国而言十分容易亲近。在这一部分的展品中，伦勃朗的《34岁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at the Age of 34）无疑是一大焦点。这幅画作于他名声鼎盛时期，画中他侧着身，右手肘放在栏杆上，充满自信地看着观者方向。除了伦勃朗这样的大师作品，扎根于现实世界的静物画、风俗画以及海洋画也备受英国人的欢迎。19世纪60年代，维米尔在法国获得了重新发现，他的人气迅速传到英国。在本次展览上，能够看到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第一件维米尔作品《坐在维金纳琴旁的年轻女子》（A Young Woman seated at a Virginal）。
第三部分呈现“凡·戴克与英国肖像画”。来自比利时佛兰德斯的画家凡·戴克（Sir Anthony van Dyck）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宫廷首席画家。他绘制的宫廷肖像画风格大气，深受欢迎，他所描绘的人物姿势、服装和布景等被日后的英国画家们作为典范而继承。这一部分追溯了英国画家如何沿袭并发展凡·戴克的肖像画形式。十八世纪，工业化进展和国家快速发展催生了新型社会阶层，为了与传统贵族相抗衡，他们寻求了肖像画这一手段。这一时代诞生了一种名为“谈天画”（conversation piece）的新肖像画，这种肖像画是以自家宅邸或领地为北京，描绘身穿时髦服装的上流市民夫妇或全家团聚场面的小型作品，与大幅的传统王侯贵族肖像画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兴起。
第四部分以“状游”为主题。状游（Grand Tour）是指自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贵族子弟作为完成学业的最终步骤，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等地，寻求艺术、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根源的旅行，壮游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如同今日的明信片，当时富裕的游客希望带回绘制当地著名景观、古迹或节庆场面的绘画。在威尼斯，由卡纳莱托（Canaletto）绘制的城市景观画非常著名，展览中展出了他的一幅《威尼斯：大运河上的划船比赛》，画中，身穿狂欢节服装的游客与装饰华培的贡多拉船让整个画面充满活力。画面的远景出描绘了原本应该看不见的里亚尔托桥，艺术家在此巧妙地使用透视法，将构图凝聚起来。
第五部分“西班牙绘画的发现”探索了英国对于昔日西班牙绘画的重新评估。十九世纪初期，英军参战的西班牙独立战争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员与物资移动，西班牙艺术也在英国真正变得广为人知。由戈雅（Francisco de Goya）绘制肖像的威灵顿公爵是在该战争中击溃拿破仑的英雄，他在回国时带回了包括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在内的诸多西班牙艺术作品。委拉斯凯兹的作品对惠斯勒、萨金特等英国艺术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六部分“风景画与如画美学”又回到了英国，探讨以特纳为顶峰的英国风景画在诞生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和发展。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其，“如画”（picturesque）在英国广泛流行，相较于重视和谐的古典之美，艺术家试图从自然界中发现不规则的、富有对比和变化的“如画般”的美。这种价值观的根源来自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等在17世纪意大利制作的理想风景画，洛兰的绘画诗情画意地描绘了平静的阳光和周围的空气，成为英国人眼中体现“如画美学”的存在。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的藏品中，17世纪理想风景画也从设立之初就占据了重要一角。而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那些曾风靡一时的田园牧歌式风景画成了一种对时代症候的回应，它们细腻地传达出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失落的“自然乐园”的一种文化补偿和精神抚慰。在十九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家中，特纳是杰出的代表，他以洛兰为偶像，后者常常点缀一些神话或宗教人物在景物之中，在展览展出的特纳作品《嘲弄波吕斐摩斯的奥德修斯》中，就描绘了一出沐浴在雄伟光线中的神话场景。
《海港》，克劳德·洛兰
作为展览的结尾，第七部分“英国对法国现代艺术的接受”介绍了在十九世纪法国推进的现代绘画改革如何被扩展到英国。19世纪下半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莫奈（Monet）等印象派画家来到英国，但是在长期墨守学院式美学和技法的英国，对于印象派画家和后印象派画家的接受程度远远落后于法国。直到20世纪10年代以后，伦敦国家美术馆才开始充实法国现代绘画的收藏。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 Eliot Fry）于1910年在伦敦举办的“马奈与后印象派展”成为一大转折，展览展出了梵高、塞尚和高更等人的作品，并将其称为“后印象派”。在此次位于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的特展中，展出了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毕沙罗、莫奈、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梵高等人的代表作。其中，梵高作于1888年的一幅《向日葵》成为展览终曲的高潮，作品在将近一个世纪前进入伦敦国家美术馆，此后仅在英国以外展出过三次。梵高 “向日葵”拥有超越文化和地域的感染力，最近，在原作被出借后的隔离期，伦敦国家美术馆将这幅画搬到了英国多地的广告牌上，让同样“困于”室内的向日葵带给人们慰藉。
（本文综合编译自国立西洋美术馆官网信息以及《The Art Newspaper》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