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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梁缨忆与父亲黄胄往事:一起去新疆写生

2020-06-17 14:08  澎湃新闻   - 

梁缨是近现代中国画大家黄胄(原名梁淦堂)的女儿,在“金毛狮,一张皮:梁缨个展”于苏州博物馆举办之际,梁缨近日接受了“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per.cn)的对话,就她与父亲黄胄的故事,海外留学经历对她的启发,以及父亲的艺术观念对她的影响。“我父亲是一个豪迈的人,有一种张力。他认为绘画应该直书胸怀,从生活中来。”她说。
 
梁缨与父亲黄胄
 
德国留学时期的梁缨
 
梁缨,1961年出生于北京,曾在广州美术学院学习国画,1980年代留学德国汉堡美术学院。梁缨通过旅行和对自身周围的观察,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当代意味的“新表现水墨”作品。
 
她是中国画艺术大家黄胄(原名梁淦堂)的女儿,出生的时候,黄胄刚从西藏回京,三年自然灾害还没过去。她与父母关系和谐,曾跟随父亲前往新疆写生,去过江南考察。在梁缨看来,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父亲黄胄不同,但这点不同也是深受父亲艺术观念的影响。
 
澎湃新闻:您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您与父亲黄胄也因此分分合合。可否谈谈那段时期,您和父亲的故事,父亲对您的艺术生涯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
 
梁缨:我出生于1961年,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出生的时候中印边境正打仗,父亲被派到西藏做一些政治宣传的工作。当时在北京一个鸡蛋一块钱,很贵。我奶奶是河北人,河北人最讲究孕妇吃鸡蛋,所以把家里的钱买来都用来买鸡蛋吃。父亲当时给我母亲寄了好多马肉干。
 
1965年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因为我父亲与邓拓的关系好,经常一起聚一聚,所以就先把我父亲给批判了,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是"驴贩子"。我们家就被抄了。1966年,我读了位于北京万寿寺总政幼儿园,一星期回家一次。幼儿园老师就和别的小朋友说,“你们别和她玩,他们家被抄了,她属于黑崽子。”
 
后来,我在北京上小学,但转了好几次学。当时,父亲被叫去劳动改造了,不怎么能够回家了,所以我们都得跟着母亲郑闻慧。我母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住在出版社的宿舍,是一个大杂院里头,靠近公共卫生间的那种最不好的房子。大概1967年,母亲要去团中央五七干校,没法照顾我和二哥,就把我们寄养在她单位的一个司机家里。司机是工人阶级,家里有9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母亲每个月就给司机家里20块钱。那时候生活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和一些菜团子。
 
黄胄夫妇和女儿梁缨
 
那时候我们不能去看望父亲,但他每星期能有一天来看我们。父亲改造的地方是军事博物馆后面的一个桃园——就是现在的中华世纪坛,每星期天可以回来看我们一天。他早上4点出发来到我们这,下午4点再回去。那个时候,父亲来看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在寄养的工人家庭没有什么吃的,父亲回来后还可以带我们外出吃点糖炒栗子,带我们坐公共汽车。“文革”后期,父亲也稍微自由了些,他告诉我,他看了三年的桃园:第一年看管得特别仔细,结果别人批斗他,说他偷桃;第二年,他觉得树上掉下来的桃子可惜,就捡起来吃了,人家也说他偷桃;第三年,他说树上哪个桃子好他就摘哪个吃。
 
1970年,五七干校开始接受子弟,母亲所在的团中央干校建立了五七小学,我们就到农村去跟着母亲。那也是一段幸福的时间。在那里有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报等,很多知识分子都在那里。可以跟别的小孩一起游泳、扎猛子、逮王八、赶水鸭、追马蜂、粘蜻蜓、抓蚂蚱……
 
1972年落实政策后,大家都回城了,我也回到北京上学。由于母亲在农村还有些收尾工作,我跟着父亲,住在军博的一个宿舍里。1973年,周恩来要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准备改革开放。于是,很多画家被邀请到外交部招待所(以前的六国饭店)画一批作品作为礼品。我当时一放学就跑到外交部招待所去住,看着他们画画。由于“文革”时期,我父亲赶过黎车、卖过豆腐、扛过大包,所以当时身体不是太好了,但创作热情依旧高涨。在外交部招待所,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吴作人等就住在我们旁边。他们在那一边聊天,一边生活。我还小,这些老画家们不带我玩,但我至少能观察他们都在干什么。大家都为前途在担忧,李可染家的儿子当时是在内蒙古插队,想回来;李苦禅的孩子也在通关系,希望回到北京。
 
在外交部招待所没待过一年,就遇上了批邓小平的回头路。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黑画展,其中就有我父亲的作品。我父亲画的是我给他讲的在干校放牛的故事。当时我去的干校位于河南信阳,那里有很多水牛。父亲画了水牛在水里玩,描绘了一个小孩戴着红领巾,天上还有鸟。别人批评他,说他讽刺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画面中小孩看鸟朝西边飞,暗示向往西方。我记得李苦禅画了8朵荷花,别人就说他是污蔑8个样板戏。后来李苦禅说,“我都背不出8个样板戏有什么。”黄永玉画的是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李可染的山水被批为黑山黑水。“文革”时期,我父亲画了一张《赶集图》中,描绘一位美丽的姑娘,骑着毛驴,手中抱着孩子。后面有一个维吾尔族大爷背着地毯去自由市场上去卖。这张画被批为要走回头路。
 
1977年,我父亲住医院了。他很有毅力,住院期间也在画画。当时倪志福还是一位机工劳动模范,给我爸爸做了一个画架,让他可以在医院里坐着画画。我父亲人缘非常好,那时候很多人求画。
 
那时候荣宝斋写了为我父亲平反的信,希望他的作品能在荣宝斋卖。记得荣宝斋里的人写的非常有意思,将“黄胄”同志误写为“黄胃”同志。后来我爸见到荣宝斋经理时说,“我在你们荣宝斋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1979年父亲出院的第一件事是去新疆,他最希望描写的是边疆生活。很早之前,美院就想请他去教书,父亲认为美院不自由,且总政不放人,部队可以经常去边疆体验生活。所以那一年,我和他一起从乌鲁木齐一直到喀什,前后待了半年。那是父亲第五次去新疆,也是我第一次去新疆。
 
《群鸡图》黄胄,1984年,炎黄艺术馆藏
 
《运粮》黄胄,1983年,炎黄艺术馆藏
 
澎湃新闻:生活在那个年代里,什么激发你去学画?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的?
 
梁缨:我初三的时候,父母怕我去插队,得学一门专长,所以我开始写大字,学习笔墨,临摹我父亲的收藏,包括陈老莲、任伯年、龚贤等人的作品。1977年恢复高考,我开始跟着母亲学素描,画速写。
 
1977年美院没有招生,我就报考了工艺美院,但没录取。当时考题是画松竹梅的图案。我当时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图案,就花了松竹梅交上去,不符合考题。落榜后,就和父亲去了新疆,在那写生。
 
1979年梁缨与其母亲陪同黄胄在新疆写生时与柯尔克孜族同胞合影。
 
1979年左右,梁缨和朱屺瞻、应野平、丁井文与夫人郑学文等老画家在避暑山庄合影。
 
新疆回来后,我父亲觉得我应该去上学,想让我去浙江美院。我父亲去了轻工业部的工艺美术公司做一个总顾问,我和他一起到江南,他陪我来到浙江美院,想看看教学环境。看完后他觉得浙江美院环境太好了,年轻人还是应该往边疆跑,等老了再来江南。那个时候可以画画了,围在我父亲身边的人也多,父亲也不希望我待在身边,所以我就去广州美院上学。
 
80年代留学热,很多人去了美国,我想去欧洲。我父亲他们这代人受德国艺术影响很大,如珂勒惠支等人描绘生活的作品,所以最终选择去了德国汉堡美术学院。 
 
去德国前申请材料也是几经波折,期间也去了不少地方写生。在广州美院读书期间,我和高年级的学生去了广西苗寨,待了40多天。1983年,我在桂林写生,42度的高温天气热得难以入睡。后来,我和杨之光的女儿杨红一起去到当地的榕湖饭店。之前有文章写到这段故事:
 
“没有介绍信,也没有外汇券,两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姑娘就这么闯进榕湖饭店找经理。报上了父亲的名号,经理有些半信半疑,但仍要梁缨口头允诺了黄胄的一幅画,这才让她们顺利入住。梁缨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次年便去往德国深造。1984年,她收到母亲的长信告知,恰好第二年黄胄去桂林,知晓了女儿在榕湖饭店的君子一言,果真给对方画了一幅。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榕湖饭店经营不善,便送拍了这幅黄胄的《套马图》。”
 
澎湃新闻:留学德国后,西方艺术的熏陶对你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梁缨:海外生活给了我自由创作的空间。我在德国学习版画,后来我也将版画的色彩运用到宣纸上,也用到了丙烯等颜料。有一年暑假,我画了一批“日记”,受到了教授很大的肯定。从这个系列开始,我的创作都和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有关。
 
1996年后,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作为画室,两边跑。90年代,父亲病比较重,也希望我回国。
 
梁缨,《金毛狮,一张皮》,纸本设色,2019
 
澎湃新闻:父亲如何看待你在西方所形成的艺术观念?你们的艺术理念有何异同?
 
梁缨:他从来不管我。他觉得我画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他说我画得好是一种“讽刺”。他认为绘画是从生活中来的,要直抒胸臆。但我们所受的教育不一样,我和他说:我画的也是周围生活,并不违背你的观点。
 
我在德国还拍过纪录片,他看到后说,“你这样还拍成纪录片?”年轻时,我临过他画的那些少数民族,但从绘画来说,他不希望一个人画的作品像另一个人。
 
澎湃新闻:炎黄艺术馆是黄胄先生创建的我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大型艺术馆,里面存放了黄胄先生的收藏盒作品。可否谈一谈他的收藏?
 
梁缨:1966年之前,我父亲有很多收藏,有几十件,包括有龚贤、陈老莲等人的作品,也有宋元绘画。其中,有一张佚名的《粉鹰图》,他认为是宋代的,目前在炎黄美术馆。
 
“文革”时期,父亲怕这些东西被抄家,就委托故宫博物院保存。“文革”之后,故宫退回来大部分收藏,但留下了张师夔的《松鹰图》和边景昭的《竹鹤图》。目前炎黄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我父亲的作品及收藏。可以说,我们一家人都在为黄老服务。
 
去年,母亲郑闻慧90岁了。我为母亲,以及周令钊、邓澍、侯一民、李化吉、常沙娜策划了展览“志同懿寿——贺六老寿暨作品联展”。其中,有我母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设计的书。母亲曾经作为美术编辑去征我父亲的稿子。有一本小儿书《奇怪的房东》是我母亲请程十发画封面,我父亲画内页,我母亲负责正文汇编的。
 
梁缨和母亲郑闻慧 2016年
 
1984年梁缨在日本“黄胄展览”开幕式上接待黄胄友人。
 
澎湃新闻:在您眼里,父亲黄胄是怎么样的人?
 
梁缨:我父亲是一个豪迈的人,有一种张力。大家称他是美术界的“大侠”,他很爱帮助别人。
 
80年代,刘海粟住在上海的小屋子里,一家几代人挤在一起。我父亲希望帮助刘海粟,以中国画研究院的名义给当时的市领导写了信,希望帮助解决上海的老画家的居住问题,生活问题。
 
澎湃新闻:这次展览呈现了你近几年的作品,你觉得和早期作品相比,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梁缨:早期回国后的创作多是画一些生活中的人和事,周围所见所闻,比较生活化。出国那么多年回来后,重新游历古迹,看过很多石窟、典籍,再思考中国的传统绘画,加深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思考。
 
梁缨,《仙人振缨》,纸本设色,2019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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