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创立186年的该学会正式开启了在中国的工作。日前，“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专访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中国分会荣誉主席、Aedas全球设计董事韦业启。在他看来，“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共存是建筑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设计中，一定要牢记城市和建筑是在对话的，特别是城市中大型的核心建筑，对人们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建筑师要做的就是通过设计最大程度消弭各层面的坏影响，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达成人-城市-自然间的共存。”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简称RIBA）是创立于1834年的英国建筑师职业协会，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学会。目前，RIBA在全球115个国家拥有大约五万名会员，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艺术收藏品。RIBA每年颁发的皇家建筑金奖被认为是英国建筑界的最高荣誉。
近日，RIBA宣布在中国成立其第六个国际分会，推动中国与国际间的建筑交流。作为RIBA中国分会荣誉主席，韦业启在采访中表示，RIBA在中国已有大约350位会员，这些会员主要以“海归”为主，未来协会将通过“中国百位杰出建筑师计划”吸纳更多在本土实践的中国建筑师；此外，韦应启还就可持续建筑、城市建筑的高度与密度等建筑界热门话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RIBA进入中国，如何回应本土议题
澎湃新闻：在14日的论坛上宣布了RIBA中国分会的成立，以及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国际办事处，能否分享一下RIBA和中国、和上海的合作具体是怎样形成的？
韦业启：RIBA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会，其宗旨是开展学术讨论，提高建筑设计水平，保障建筑师的职业标准。而中国正是世界建筑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对建筑的需求发展得很快，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和特点，例如城市化与高密度，提供了全新的城市范本。让RIBA 看到在中国建立分会的必要性。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分会将RIBA丰富的国际经验带给中国，同时去分享中国建筑的一些考量，不同地域的方向和策略，新的概念和设计创意，并且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之所以把办事处设立在上海，是因为RIBA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在这里。这要追溯到1864年，英国著名建筑师乔治·吉尔伯特·司各特（George Gilbert Scott）设计建造了上海圣三一教堂，他同时也是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设计者，这是RIBA会员在中国的第一次设计尝试。如今，经历了150余年，这座教堂现在依然完好，是上海著名的历史地标建筑之一。同时我们现在在北京也有团队，未来还可能到广州、深圳等城市发展。
澎湃新闻：具体来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面对本土出现的多种新问题（比如可持续性、城市公共空间、交通等），迫切需要一些切实的解决方案。RIBA特别是RIBA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或者说RIBA中国以什么样的方法、策略、角度，来帮助和解决这些中国的问题？
韦业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或许因为风俗、习惯有着独特的呈现，但究其根本，这是世界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RIBA作为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我们希望可以成为各国之间的沟通桥梁，通过演讲、展览等活动，营造更多跨越国别的对话，在打破思维边界中，持续推进建筑师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为这些发展问题带来深刻洞见与解决方案。
澎湃新闻：本次RIBA中国上海研讨会发布了RIBA 100的计划，请问这一计划的初衷和后续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韦业启： “2020 RIBA中国百位杰出建筑师计划”是RIBA中国分会成立后的首次活动，聚焦中国城市问题，通过多身份多角度的对话，突破现有模式，带来建设性的新实践。也希望通过这个计划、通过这些设计领袖的力量吸引更多的建筑师加入RIBA。利用我们的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平台发展他们的创意和经验。
共存架构建筑（Coexistence Architecture），把社区引入大型建筑中
澎湃新闻：在论坛研讨环节，您以香港西九龙站为例，提到“共存架构建筑（Coexistence Architecture）”，可否详细谈谈您的这一理念？
韦业启：我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共存是建筑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建造大体量的建筑是我们国际建筑事务所的优势，它对于城市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它本身对城市而言是一种“破坏”，建筑师要做的就是通过设计最大程度消弭各层面的坏影响，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达成人-城市-自然间的共存。
而以轨道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OD）则是这个共存架构建筑的基础。它可以在高密度城市中，便捷高效地将人输送和分散到不同的点，缓解地面交通的压力。
香港城市的高密度情况比大陆更加严重，当将超大型的TOD，超大型的高铁总站放在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还要与其他物业开发、办公酒店等结合起来，如何共存，如何平衡所有元素就非常重要。
圆方是香港比较早的TOD综合体，它的裙楼犹如一个大“蛋糕”，我们一改过去的设计方法，把车站放在地面，以公交车总站或者出租车枢纽代替一层的商铺，旅客从出站后可以直达西九龙文化区。
同时，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的设计中，我们重新设立九龙区的交通，将交通车道改为下沉车道，并将高铁站包容在社区里，通过营造市民空间融合周边环境，建立建筑和城市的共存关系。在项目开始之前，我们的研究辐射了周围大约一公里之内的所有居民，思考怎样使人们和我们的车站连在一起、他们如何通行、交通乘降点如何设置等。我们在中国大陆也在进行类似香港西九龙站这样的规划，但是涉及到产权、规划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要实现需要更多的研究。
澎湃新闻：“共存架构建筑”似乎也涉及到了建筑师的社会责任，相较于通常人们所能联想到的社区尺度的改造项目，在您设计过的这些大型开发项目上，建筑师怎么体现其身份的社会性？
韦业启：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无论项目规模的大小，同样需要考虑各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只是为社区创造一个空间，而是通过我们的设计去影响社区空间。
以TOD为例，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于社区的影响，如何配合社区的尺度，如何将人性化的设计引入到不同区域。而在做大型建筑时，也要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思考，考虑将人行道引入不同区域，想清楚城市和它的关系。
在设计中，一定要牢记城市和建筑是在对话的，特别是城市中大型的核心建筑，对人们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通常国内的TOD会是多种业态相交织的，如商业、酒店、办公、住宅等，覆盖人们各方面的生活所需，而非国外明确的商业区、生活区的划分。我们就需要研究所有的部分，考虑如何降低我们的干涉，增加建筑积极的影响，还有商业经济价值的考量。综合对于城市不同的考量，才能做出好的设计。
“用密度换高度”的挑战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澎湃新闻：在演讲中，您还引用到了章明所说的未来城市“用密度换高度”的概念，能否再谈一下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在您设计的项目中有这样的案例吗？是否说明高楼现在在国内不再是一个趋势？
韦业启：用密度换高度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对于高楼来说，周边的环境会“宽松”一点，把高楼“拿走”以后，在相对低的高度里要增加密度，必须和周围环境联系得更加紧密。
前面所说的香港西九龙站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我们的规划里有一栋300米的超高层，但因为场地背景里有香港当地著名的狮子山，我们希望山峰的轮廓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并且考虑到建筑尺度与人性化的关系，为了避免大规模建筑中出现过高的裙楼，带给人较差的空间体验，所以改为增加建筑密度，而不增加高度。这样带来的挑战更大，更加需要考虑其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和周边社区怎么融合，怎么创造公共空间。
至于建筑的高度，并不是建筑师可以随意设定的，它会受到项目所在地块政策、规划等方面约束条件的影响。在建筑设计上，单纯追求高度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也并不是评判建筑设计是否优秀的必须标准。
澎湃新闻：这次论坛以“可持续”为主题，提到“可持续建筑”很多人想到的是生态、环保、绿色，但另一方面，如今有一些批评指出有些建筑师过度强调这一概念，而建筑本身却无法达到“可持续”的预期，对此您怎么看？或者说对于可持续的考量应该如何与建筑的其他考量联系在一起？
韦业启：“可持续”涉及到各种方面，环保是其中很主要的一点。小型建筑可能可以做到全方面的环保，从减少运输能耗的就地取材，到室内外光照能耗的调节等等，但是这对超大型建筑来说很难。这就需要建筑师在项目中确定一个设计重点，可能是景观，可能是节能，可能是符合当地城市特点，也可能与其他人文环境有关……建筑师需要找到这样一个角度，将设计发展成一个能够落地和达成结果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布局，优化地面、楼顶等空间，营造更多生态公共空间融入建筑，在容纳高密度人口的同时改善街区环境，也是一种“可持续”的表现。
澎湃新闻：今年的疫情给各个方面带来影响，建筑也不例外，您认为“后疫情时代”的建筑会因此而有什么变化吗？
韦业启：改变可能就是我们得一直戴着口罩工作（笑）。面对疫情我们可以做的是采取更多合理的人为调控，但建筑本身的作用不会因此改变。由于疫情，会有业主询问办公室的窗户能否打开，但其实，良好的空调系统就足够保证空气的清洁度。再比如轨道交通本身的作用就是要将人从一个点输送到另一个点，它不太可能为了分流人群而再另做隔断，但是可以通过错峰上班来疏散密集人流。建筑本身是硬件，不是软件，不能单从设计方面来处理这些问题。
另外，最近很多人提出，未来办公建筑是否会减少或者消失，我觉得未必，如果未来随着5g技术的发展与虚拟软件的普及，远程办公会更加方便，但是人们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办公环境仍然重要。疫情对于建筑以及工作方法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现在持保留意见，我觉得未来两三年应该会见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