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中的李氏朝鲜：全球化对传统社会带来的另一种冲击_美国新闻网-美国华文媒体融合平台-旅美华人的精神家园

朝鲜王朝（1392-1910年）的末期，1821年8月4日，一则传闻在汉城（今首尔）流传开来：“平壤城内流行着一种致人呕吐、腹泻的怪病，仅一天就有300多人死亡”。这种朝鲜人从未经历过的瘟疫，引起了民众强烈的恐慌。他们不知道的是，将这则传闻带到汉城的信使也已感染，因此汉城将很快笼罩在这场不详的阴霾之下，没有人能够预计自己的命运。

这种“怪病”就是霍乱。霍乱是印度孟加拉地区的风土病，1800年以前只发生于印度次大陆和周边地区。但是，1817年，英国殖民者的行政中心加尔各答出现了大量霍乱患者，霍乱就此搭上了英国的船舶，沿着航线传播到世界各地。1820年至1822年蔓延到阿拉伯和东非，另一边，则沿着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一直扩散到东亚地区。霍乱先是由广东进入中国，又经山东和北京，于1821年夏进入朝鲜王朝属地。次年在包括济州岛在内的朝鲜全境爆发。这场最初的全球大流行持续了整整六年。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和个人日记等记载，霍乱导致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每隔十天集体死亡。之后随着人类的移动转移到邻近地区。人口移动路线对霍乱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经过辽东进入平安道，又经由黄海道扑向汉城、京畿道南部、忠清道、全罗道以及庆尚道。随之而来的各种传闻和谣言，也在一步步加剧人们对疾病的恐惧。

在没有近代医疗知识的情况下，深谙传统韩医知识的朝鲜学士把霍乱理解为湿气引起的“湿瘟”。1821年成海应撰写的祭文“维辛之夏，三月垂霖，民困垫湿，如物遇燖”，便表现了苦于“湿瘟”的朝鲜人民。虽然当时知识阶层有意用韩医学知识来解释霍乱，但似乎未能提出比民间的信念还有说服力的解释。民间认为瘟疫是由鬼魂作乱而兴起的，因此将之称为“怪疾”，意思是恶灵病。

当时，中国称霍乱为“瘟毒”，日本称为“コロリ(korori)”。朝鲜民众相信“霍乱鬼长得像老鼠”，因此，除“怪疾”之外，又把霍乱称为“鼠疼（쥐통）”或“鼠病(쥐병)”。另外，1821年冬天，丁若镛从北京的叶东卿那里获得两种药方，将霍乱称为“麻脚瘟”。这是因为霍乱侵入人体后，首先引起腿部痉挛，随后向上转移、损伤内部器官。民间认为这是长得像老鼠的恶鬼通过脚钻进了人体，一边啃食人腿，一边慢慢向上爬。伴随霍乱而来的严重肌肉痉挛也是这种恶鬼在人体内移动，啃食肌肉。

猫符 (当时的朝鲜民众认为霍乱是由老鼠引起的，因此猫的形象在画符和巫术中被广泛采用。)

朝鲜民众亲眼目睹了霍乱患者的肌肉痉挛，而且“连针和苍术、人参等药材，都不顶用”，他们觉得这不是人类力量所能克服的事，属于鬼神的领域。面对从未经历的疾病，现有的治疗方式束手无策，这导致无法克服的挫折感与不安感混杂在一起，变成了恐惧感。

韩医治疗效果不佳，人们便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使用药草、巫术祈祷、依赖民间土方等等，不一而足。除此之外，许多朝鲜人不顾政府镇压，皈依了天主教。为了对抗恐惧而依赖宗教的行为，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常见的现象。

外来疾病在朝鲜民众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加之统治阶层的掠夺，生活的苦难促使崔济愚(1824-1864)在1860年创建了名为“东学”的新宗教，“东学”之名象征着与“西学”(即天主教）对立的信仰，它对抗性理学及主流理念，给民众带来了新的社会前景，最终导致了1894年反封建、反外侮的农民战争——东学党起义。在《东经大全》中，崔济愚描述了将十九世纪朝鲜农民的遭遇：“是故，我国恶疾满世，民无四时之安，是亦伤害之数也”，并宣扬道“若敬上帝，就不会有三次(1859年、1860年、1862年)肆虐我国的怪疾”。民众出于脱离现实的愿望和挫折感、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又加上生活上的贫困，开始渴望某种抚慰或救赎，于是他们找到了宗教。

霍乱虽然只是一种细菌，但却孕育了新的社会思潮。面对连续两年出现的陌生疾病，朝鲜人因恐惧而战战兢兢，希望早日摆脱这种灾难。这种恐惧感激化了对现状的不满，导致了社会意识、宗教、思想上的各种变化。正如威廉·麦尼尔《瘟疫与人》所说，疾病的发生和扩散对人类的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美国人绘制的霍乱插图，随船而来的死神形象表现出普通人的恐惧心理。

陌生疾病肆虐，父母、兄弟在数日内连续死亡，这种情形带给人的恐惧和冲击，恐怕是难以想象的。霍乱搭乘十九世纪初全球化趋势的便车，流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而影响到朝鲜社会。我们不能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十九世纪的东亚，将细菌的传染视为全球化的后果之一，从而对其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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