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致力于文化遗产抢救的冯骥才，又开始回归文学了。今年年初，他接连推出随笔集《书房一世界》和《俗世奇人》（叁）两部新作。前者以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起兴，用77篇精妙短文串联起人生的细节；后者则以十八个短篇小说连缀构成，描写天津卫的乡土异士和市井奇人。
“不是我想写小说，是小说找我写它。”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云采访”时，冯骥才透露，一个多月的宅家时光里，他在关注疫情的同时，又在创作一部新长篇，写的依旧是天津的故事，但和《俗世奇人》完全不同，“用了另一套笔墨，写了另一半的天津。”
书房是作家最不设防的地方
“我看了很多古今中外的书，好像有一个题材作家们忽略了，就是作家的书房。”在人们的印象里，作家可能都是奋笔疾书、十年寒窗、半夜青灯地写作。然而冯骥才说：“远非如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作家的书房和作家的生活。”于是，有了这本《书房一世界》。
书房，对年轻时的冯骥才来说，是个奢望。那时候生活困难，全家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一张桌子既是餐桌也是书桌，只有等全家吃完饭收拾干净了，冯骥才方能写作，而他的孩子则只能在板凳上写作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走上文坛，生活慢慢改善，冯骥才终于有了书房。
“一进我的书房，中间是书桌，上面摆着台灯和艺术品。阳光从朝南的窗户射进来，看见的都是剪影，很美。”寥寥几句，冯骥才便向记者描绘出一幅温馨的书房小画。更多的细节藏在书中，丁香尺、西晒的小窗、杯中泥土、小药瓶、楹联、节日风物……冯骥才书房里的每一个物件都藏着独特的故事，或承载着友人的情谊，或记录了一段难忘的往事，抑或是作家本人的爱好所在。“许多在别人眼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只要它们被我放在书房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
和很多文人一样，冯骥才爱收藏，但他的书房里却并无特别贵重的藏品。“珍贵的都放到博物馆里了，留下的都是我在心里分量特别重的东西。”比如，他的书房里一直摆着母亲的一张旧照，“我母亲今年103岁了，这张照片是她二十八岁那年拍的，年轻母亲的清新与美丽都保留在这张照片上。”还有一张则是冯骥才22岁时，和爱人相识后拍摄的第一张合影。“从这张照片可以感受到我们在一起画画和交往那段岁月的无忧无虑。我那天高兴中还有点紧张，因为她与我交朋友已经两年，终于同意与我拍张合影照了，合影可是一种认可啊。”
冯骥才的书房名为“心居”，在他看来，“作家的书房，正是作家最不设防的地方，因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书房里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诚地表达出来，读者不需要看一个虚假的字。同时，书房又是作家向外射子弹的战壕，是安顿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诗情画意的地方。”现在，他已经把书房的门打开，“希望我的读者进来。”
淘书会有喜从天降的感觉
作家书房里最多的，自然是书。冯骥才也不例外，书、手稿、日记、资料……堆满了他的书房。“我家有一个保姆帮我收拾房子，我要求她一张纸都不能动。所有纸都是杂乱的，但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张纸能在哪一堆里找到。”
书越来越多，冯骥才就不断地把它们搬进图书馆，但有一部分，是绝对不会拿走的。“这些书记录了我潜在的阅读史，具有人生意义。”比如上海儿童良友社彩色胶印的《黑猫的假期》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有上海国光书店出版的《珊珊雪马游月球》，都是冯骥才孩提时代阅读的证物。“这些儿时的书，却是我一生中看的遍数最多的书，至少几百遍。书中每个形象至今还活蹦地印在脑袋里。”
“藏书、写书、编书，我这一辈子和书没分开过。”冯骥才每到一个城市，最喜欢的就是逛旧书市场。“淘旧书时还总会有一些不期而遇和意外发现。发现到一本不曾知道的特殊的书，像发现一片未知的新大陆。”因此，他也呼吁，每座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旧书市场，应该让它成为城市的文化聚集地，“换一个角度看，一个拥有一些生气勃勃的旧书市场的城市，必定是个‘书香社会’。”
现在，冯骥才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逛孔夫子旧书网，再托年轻朋友帮他下单。前不久，他刚刚发现了一位比利时画家于1864年在天津创作的一本版画集，书中对当时的天津风貌作了颇为精细的图摹，他马上联系海外的朋友，无论如何也要淘到这本书。
除了逛旧书市场，每次出国，冯骥才还喜欢参观博物馆和作家故居。“有一次我跟王蒙在爱尔兰看萧伯纳的故居，我俩吃惊地发现，萧伯纳书桌对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大的画像，画像里的人一双眼睛咄咄逼人。一问才知，那是专门批评萧伯纳的批评家，而且批评得非常严厉。萧伯纳把他的画像放在书桌对面，就是为了激起自己的精神。”
在国内，冯骥才也进过不少作家的书房。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他常去孙犁的书房，“里面没有任何装饰，干净、清净、平静，和他的文章一样；桌上有个天青色的瓷缸子，里面放着十几颗雨花石，每个石子都像他的文字一样，纯粹、透明。”冯骥才颇有感触地说，作家的书房和人的气质、习惯、文风是一致的。
新长篇用另一套笔墨写天津
“作家的骨子里带着城市的性格，就像王安忆的上海，方方的武汉，城市的文化精神是不自觉地渗透在文字中的。”也正因为如此，天津这座城市的性格，不仅体现在冯骥才的个性上，更生动地跳跃在他的文字间。《俗世奇人》，正是其中的代表作。
“俗世，就是普通平凡的社会生活；奇人，或是不寻常的人，或有非同一般的性情，用天津话来说，就是‘各色’。”冯骥才对入选《俗世奇人》的故事有一个标准，下限是“意想不到”，上限是“匪夷所思”。这样的故事看似难寻，但对他来说又是信手拈来。“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做过太多工作，工人、业务员、教师、画家，又喜欢交朋友，可以说是三教九流都接触过，好玩儿的人、有趣的事听得见得太多太多。”每有触动，冯骥才便会记在身边构思的本子上，等到心血来潮时就付诸笔端。
在《俗世奇人》中，人物虽然性情迥异，却都有天津地域文化的共性，这也是冯骥才最喜欢的。据他总结，天津是码头，是中西碰撞的地方，因此天津人豪爽、义气、争强好胜、好面子、幽默，但这幽默又和北京人不同。“北京的幽默是顺茬儿，天津的幽默是呛着的，喜欢正话反说、明话暗说。北京是精英文化，聊的是郭沫若、齐白石、茅盾；天津是市井文化，喜欢聊马三立、泥人张。”
《俗世奇人》系列，并不是完全用天津方言写的，这是为了让小说能被更多的外地读者接受。但冯骥才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儿，天津味儿是一个表象，我追求的是天津劲儿，就是天津精神。”
这段时间，冯骥才和很多人一样宅在家里，也一直在关注着疫情。“家事国事天下事，知识分子都应该关心。”每天早起，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疫情新闻，但看到九点多就强迫自己关机，开始写作。一月份以来，他开始了一部新长篇小说的创作。“大家都知道，写长篇是不能断的，不能被干扰。写到什么境界最好呢？书里的几个人物，你打他一巴掌，就知道他的反应。”得益于这段特殊的宅家时光，冯骥才写得格外投入。
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他也透露了新长篇的主题，仍旧是写天津的故事，但这一次不写老城，而是写租界。“天津是个华洋杂处的城市，租界区和老城区完全不同，我就出生在英租界。以往我的小说都是写老城，很多读者不知道另一半的天津是什么样，不把它写出来，对不起生我养我的天津。”正因为写的是“另一半的天津”，冯骥才说，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气质、文本、语言，都和《俗世奇人》完全不同，用的是“另一套笔墨”。（记者 李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