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开年新型冠状病毒持续到如今牵动着全世界公民的心，伴随着疫情的全球扩散、欧洲和美国的相继沦陷、华尔街股市的重挫、全球经济的一片哀嚎。截止3月20日（当地时间），意大利累计确诊41035例，死亡病例已超至3405例，法国累计确诊增至10995例，美国累计确诊13350例……以下是“凤凰艺术”特邀撰稿人姜俊在下文中为我们带来关于“灾难”和“现代化反思”的讨论。
《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
疫情漫长，全中国人突然都获得了一种共同的经验——在家中自我隔离。对我来说，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也不一定就是一件糟糕的事情。本来春节后各种工作都接踵而至，一想到就不禁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和紧张，而现在一切都停顿了，这难道不是一次自我重新反思的好机会吗？
▲ 意大利疫情相关报道截图
伴随着疫情的全球扩散、欧洲和美国的相继沦陷、华尔街股市的重挫、全球经济的一片哀嚎，这一反思当然也不断深化。我苏黎世的朋友芭芭拉说，在疫情下各种妖魔鬼怪都开始浮出水面，这简直是21世纪的达达主义。对！当我们回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达达主义艺术，灾难的阴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洒下。疯癫的艺术狂欢正映射了这个世界的非理性，并映射了它的毁灭和涅槃。
▲ 武汉一名医护人员正在穿防护服，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病毒本身并非如此恐怖，就如同病毒专家声称的，它的致死率不高，但当它以一种“匿名”的形式全面传播，并集中爆发时，就会导致公共卫生系统的崩溃，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恐慌，影响到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导致了各种不稳定因素的集体爆发。隔离就成为了不得已的办法，而且是几千年来人类所知最为有效的防疫手段。它的原理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不管一个疾病的“基本传染数”（R0）有多高，只要我们把实际传染数R降低到1之下，就可以有效的消除这种疾病。（R0就是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一个患者在感染期内能够传染的人数）
中国的隔离刚刚放松，欧洲各国在缓慢的犹豫不决和争论后终于迫于疫情的压力开始关闭边界，全球的隔离正陆续开始。隔离本身既是一种保障人员安全的防疫措施，又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无怪乎在意大利2月底宣布封城时，全欧洲的公共知识分子们都跳起来批判意大利政府对于人生自由的限制、以及在“例外状态”（stato d’eccezione）下的“军事化管理”，其中也包括我们当代艺术圈内令人敬爱的哲学家阿甘本同志。他在2020年2月25日《宣言报》（Il Manifesto）上刊登的社论《由无端的紧急情况带来的例外状态》中写道：
可以说，如果恐怖主义已经不再能成为宣布例外状态的理由，那么现在，“发明”一场流行病就可以为无限拓宽例外状态提供理想的借口。另外一个因素也同样令人不安。近年来，恐惧状态（stato di paura）在个体意识中的扩散愈发明显，并转变为对集体恐慌状态（stato di panico collettivo）的真正需求。同样，流行病再次成为了理想借口。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渴望安全，于是接受了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让人们产生这种渴望、并采取措施加以满足的，恰恰也是政府。
▲ 关于疫情的纪录片
介于阿甘本的名著《例外状态》，我大概可以理解欧洲学者们对于自由的捍卫，以及对于政府行动的警惕，但急转直下的疫情扩散，使得他所谓被“发明”出来的一场流行病成为实实在在的灾难。不隔离固然会导致灾难升级，但隔离只要够漫长，它的副作用可能是更致命的，它似乎可以满足所有欧洲左派的想象——资本主义体制的瘫痪：一切资本循环开始受阻、日常运作全面停顿、从而导致连锁性的瘫痪，进一步触发针对资本主义体制展开的“尚未被思考过的”革命之可能。
当然无论隔离，还是不隔离都必然在公共层面造成广泛的恐慌和焦虑。作为公共卫生事件的疫情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例外状况”，这正是阿甘本的批判。而接下去直到今天意大利直逼4万的累积确诊人数，以及8%的病死率似乎超过了哲学家的判断，欧洲、以及北美的大规模的继续感染和公共卫生系统的濒临崩溃使人忧心忡忡。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和传播借助了当今高速运转的全球化机制，阿甘本只是低估了这一系统运作的力量，并以哲学家的身份越殂代疱地做出了一个本该由病毒或传染病学家所做出的发言。
▲ 意大利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图，图片来源：EXPRESS
因此在悬置阿甘本关于“例外状态”滥用的批判后，我想通过两个概念“加速度”和“系统性断裂”来展开讨论，并链接乌尔里希·贝克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风险社会”。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四通八达的全球化机制帮助了病毒的传播，但病毒的传染同时相反又直接反噬了这套全球化机制，因为它危害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消费系统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如同《蝴蝶效应：全球化如何创造系统性风险和如何对待它》（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的两位作者lan Goldin、Mike Mariathasan所言，只要病毒出现在任何大陆的任何主要的机场，至多三天便可以传遍全球。在持续加速的后工业化社会中，对于感染扩散的阻止变得如此的困难，但阻止却迫在眉睫。隔离无疑是唯一最有效的防疫手段，但大规模的隔离是对经济中人力资源流通的全方面阻隔。一方面它虽然可以减缓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但同时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它造成了整个政治-经济系统运作突然的停摆的风险。
▲ 《蝴蝶效应：全球化如何创造系统性风险和如何对待它》（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lan Goldin、Mike Mariathasan
去年“赋能”一词曾在中国风靡一时，成为创新产业中人人挂在口头的流行语，人们相信：一旦某微小的存在被联结到高速运转的经济系统中，就会被赋能，从而在万物互联中而释放巨大的能量和价值。同样新型冠状病毒正是这一被全球化所赋能的微小存在，如今它变成了庞然泰坦，而且释放出相反的毁灭之力。我们永远无法预估这一赋能的强大威力，因为它远离我们的日常经验和关注。就如同当中国疫情爆发，西方各国媒体还处于某种幸灾乐祸的气氛中，随即在灾难降临时却更为手足无措。被全球化所赋能的它来的太快，太有力了！
▲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加速时代下的世界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对于加速化（Beschleunigung）的批判中无疑一针见血的指出，今天科技的自动化实现了系统运转的不断加速、不断集中，不断复杂化。它正侵袭入我们的日常，并将我们捆绑在它那飞速的异化齿轮上。毋庸置疑，在这个加速的系统中最拖后腿的就是人。有生物性限制的人面对技术的自动化早已望尘莫及，它反而拖累了系统运转的速度。人们试想一下，如果在生产、交换和消费中没有人的参与，我们全球化的系统运作会更快，更有效。
遗憾的是，在整体系统中人的反应速度和生产效能虽然最低，却又扮演着无与伦比的核心角色，无法被排除出去，因为这一全球化的系统运转又依靠他无尽的欲望来喂养，他的欲望创造了消费、催生了系统的加速和增生。即使自动化科技正在迫使人逐渐离开生产和交换环节，至少他也必须要作为终极的消费者而存在。就如同萨特所言，人的存在是虚空的，人的欲望无尽，可以被不断的重新定义，但作为消费者的人同样还是受到其生物性的限制，也就是说，当他们的生理突然导致他们集体性无法消费，那么全球化系统的危机也随即发生。也就是说，在整个全球化系统中人扮演的角色是双重悖反的，既边缘性，又如此的核心。
今天在中国，以及全球的疫情中系统性停顿使得罗萨的这一洞见清晰的展现出来。作为生产、交换和消费者的人在全球化系统中扮演了如何的角色，而他的缺失会导致如何巨大的影响，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了。当整个中国处于停顿，欲望所激发的消费被人员隔离所遏制，天也蓝了，水也清了，自然再次青春焕发，但全球经济却紧接着开始发烧。
百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有很好的表述，经济危机的发生正是在于突发事件使得整个加速的系统运转突然刹车，从而使得大家在恐慌中强迫进入结算机制。系统性卡顿导致恐慌，恐慌导致安全避险，触发迅速进入结算（除了资金上的，如挤兑银行；特殊物资的争抢也非常重要，如今天的口罩和消毒剂），结算导致了违约，再加剧了卡顿，甚至出现停滞和彻底的断裂——全面危机瞬间绵延到整个经济-政治领域。19世纪到20世纪一起起系统性断裂使得一场场资本主义的危机不断上演，包括了那个改变人类命运的年份——1929年。因此在此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如何保持系统流畅运转，防止系统性断裂，或减小摩擦力，设置应急的人为保障手段就成为了重要的目标。
在本次疫情的全球化中我们清楚的看到：系统性断裂不只是发生在生产环节中（日常物资的供应疲乏），因为导致病毒扩散的同样也是使得商品和人员快速流通，财富增加的全球化物流和交通系统；它更发生在消费环节上。阻隔病毒就是阻隔人员流通。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有长达14天的无症状潜伏期，这使得无法实行精准隔离。大规模的隔离14天成为了全球通则，这造成了整个消费系统的停摆，并影响到再生产环节，导致金融的动荡（至今美国股市已经触发了第五次熔断，严重程度超越了2008年），从而在很大几率上将迅速演变为政治问题，甚至激发动乱，改变国际格局。因此全球几个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这几天的表态都集中在如何维护经济的保障，工作岗位的稳定，企业和员工损失的补偿。
现代化和科技自动化所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通过冠状病毒在辩证法的逻辑下，也同样展现出巨大的破坏力。系统越复杂、越集中、越快速，当它突然刹车，那无疑会造成巨大的断裂，甚至会在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下激发进一步的崩溃和灾难的乘级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首次开启了“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的讨论，他认为：
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支配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从现代化进程的自反性角度来看，生产力丧失了其清白无辜的面目。技术——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力量，日益为风险生产的阴影所笼罩……风险不同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工厂或职业危机。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它不仅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模糊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界线。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趋势引发了全球性危害。它跨越国界，不为某个阶级专属，并带有新的社会和政治动力。
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换是如此容易，它们就是硬币的两面，或者说它们就是同一的。系统的正常运转带来了光明和美好，而无预警的断裂则能瞬间转化为灾难，因而贝克才说：“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
▲ 法国“抗疫”进入战时状态第一天，民众涌向超市抢购
昨天，太平洋下的地震造成的海啸袭击了福岛核电站，从而导致核灾难的爆发；今天对于人体威胁的冠状病毒可以在全球高速运转的交通网络中迅速扩散；明天突发性的太阳风暴可能在一秒钟使得全球的互联网和通讯设施暂时性中断……。这一幕幕类似好莱坞灾难片中的情节有的已经成为现实，有的将要变成现实，因为全球网络复杂、集中和高速的系统运转创造了一种脆弱的平衡，任何意想不到的、不可见的微小意外都会被这一高速运转的系统乘级式地放大，所有的事故都将在瞬息中发生，而缓慢的人类生理和社会决策机制无法应对任何的突发事件，错失最好的介入时机，最终导致无可挽回的灾难。这次疫情的蔓延，从武汉被发现，到全国，现在正在全球同时爆发。我们明白其中所有的道理，即使中国抗疫的先例已经摆在眼前，但危机时候却让拯救一次次溜走。当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们还在纠结“例外状态”时，当各大媒体都在看中国抗疫的笑话时，当每个政府发言人信心满满的安抚公众时，谁相信病毒专家们的警告、谁听到了病痛者的急促的喘息……全球疫情的爆发依然如期而至。这无疑成为了灾难社会屡试不爽的铁律。
在这样的一次公共卫生的危机中，思考灾难和现代性问题变得非常迫不及待。特别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这可以算一种契机，让我们在普遍消费乐观主义的装饰风格中重新警醒，集体性地思考一些尚未进入我们创作的议题，如现代化的危机，进步的副作用，人的生活境况……，我们需要重启当代艺术。
▲ 疫情期间，在小区门口测体温的社区工作者，图片来源：小十月头微博
科技的进步在“更快、更好、更高……”的比较级修辞下让我们只关注生产力的提高，却忘记了“可以提高生产力的东西，反过来也能致病”（Ulrich Beck）。在任何加速化的进步中，我们永远无法看清其可能所携带的副作用，也无法预估它所造成灾难的大小；或者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愿意看，只希望一厢情愿地沉浸在科技进步的乐观主义狂喜中。
今天全球性的人员隔离对于系统运转无疑是一个灾难，但它仍然阻止不了病毒无孔不入地扩散，但对于在常规性中早已麻木的每个个体来说，它创造了一种特异时刻，一种暂时的喘息。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集中性反思的机会，因为当系统恢复正常，我们将重新回到麻木而无思的状态。
姜俊，就职于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毕业于明斯特艺术学院（Kunstakademie Münster），获得Prof. Aernout Mik的大师生称号。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理论工作室研究员，国际公共艺术协会（IPA）研究员。2019年在中国美术学院获得艺术学博士学位。生活工作于杭州、上海。
封面图片：COVID-19. 设计: Pixabay/iXim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