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4月17日），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号召全球建筑设计师参加巴黎圣母院尖顶设计方案比赛。菲利普表示，比赛的目的是“给予巴黎圣母院一个展现我们时代技术和挑战的新尖顶”。鉴于在大火中倒塌的尖塔本身就不是原来教堂的一部分，而是1864年以橡木镀铅重建的，马克龙也希望能重新思考设计方案，并试图在其中融入现代建筑元素。这也引发了是否需要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建19世纪的尖塔的讨论。此后，法国国民议会开始审议巴黎圣母院重建法案，旨在为重建巴黎圣母院提供法律保障，企业的大笔捐款也开始涌入。在火灾发生6个月后，私人捐赠者承诺提供9.22亿欧元的款项；巴黎市政府宣布将发放5000万欧元用于紧急援助，法兰西岛大区（Ile de France）也将发放1000万欧元。今年1月，法国政府宣布用于保护建筑物的一期工程耗资8500万欧元。
但并非每个人都对捐款反应积极。2019年4月20日，在大火后首次“黄背心”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称自己没有钱，一名抗议者举着“我们不是圣母院”的牌子。哲学家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在《解放报》与《艺术论坛》上发表文章回应火灾，他写道：“巴黎大主教宣布所有人的房子都在燃烧。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圣母院是每个人的家。而在巴黎每晚都有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难民也经常被驱逐出这座城市。”他呼吁不要重建大教堂，以便人们想念它。
2019年7月，重建工作初期，巴黎圣母院被破坏的拱顶的图片。
在法国，国家公职建筑师，会因其考试的项目分流进行强制进修。从事文化资产保护类的会被要求进入夏约学院（l’École de chaillot）实习两年。受1964年《威尼斯宪章》启发，受对列入遗产保护目录的建筑进行修复要遵循严格的指导原则，其中规定“修复工作在遭遇假设（质疑）时需要停滞”，同时“任何修复必不可少的额外工作必须与建筑设计区分开，而且修复肯定会带有当代的印记”。
这些提议都有一个共同点——把设计点集中在尖塔上，建筑师都往往热衷于想象在地标之上再建一个地标，仿佛圣母院的多重含义只能通过一个新建筑在天际线上显现出来。目前生活在巴黎的美国建筑历史学家、建筑师詹姆斯·D·格雷厄姆（James D. Graham）说，“在建筑界采取主动行动的这些时刻，总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建筑师渴望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却又面貌类似。对我而言，经验是打破平凡的方法之一，但经验又让人对建筑缺乏想象力。”
奥利维尔·德·查勒斯（Olivier de Chalus）是一名工程师，他也在巴黎圣母院做了11年志愿者和导游。“和大多数法国教堂一样，巴黎圣母院属于法国政府，由政府负责维修和修复，而教堂则供神职人员使用，并免费开放供礼拜。查勒斯认为，目前争论完全集中在是否要重建一模一样的建筑上，这是一件憾事。“而且我们一直在讨论维欧勒·勒·杜克（Viollet-le-Duc）的尖塔。但尖塔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我认为除了外观，花时间了解一下巴黎圣母院里拥有的其他遗产会更好。”查勒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