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当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金融时报》上最早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理论概念时，他可能没料想到，“修昔底德陷阱之父”这个标签会伴随他这么久。自那之后，这一概念也成为分析中美关系时的高频词。
甚至到今年3月底，中方领导人在会见包括艾利森在内的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还专门强调了一句：“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
“在那次交流中，我发现中方正在认真思考如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近日，艾利森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他认同中方提出的一种应对思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中美双方命运紧密相连，为确保自身生存权益，双方必须开展合作。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 澎湃新闻记者 王露 图
现年84岁的艾利森自称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即便他透过历史案例推论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大致为75%，他仍相信事在人为，剩下那25%的希望取决于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而当话题来到近期中美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竞争时，他突然话锋一转，神采奕奕地忆及今年参观比亚迪公司的经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把这个价值1万美元左右的新能源车塞进行李箱里带回家。这么好的车，想要进入美国市场却阻力重重。”
在艾利森看来，竞争与合作在中美关系中可以共存，而这就需要双方各层级持续、坦诚的沟通为之提供“防护栏”。这也是艾利森的追求：“我希望参与进来，成为中美沟通进程中的一部分。”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
澎湃新闻：今年3月底，在您与习主席的会见中，我注意到，他专门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您对如何避免掉入这个“陷阱”有什么新理解吗？
艾利森：在我看来，习主席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是正确的，即中美之间由于竞争导致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编注：该书2017年出版）的开头、中间和结尾我都有提到，中美战争并非无法避免。
在书中，我研究了历史上发生的16个崛起国与守成国进行全球竞争的案例。其中，有12个案例最终走向战争，有4个案例成功避免战争。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战争的概率在四分之三左右，但也并非不可避免，这也要求两国要比通常情况做得更好，都需要在战略思维层面发挥想象力。
中方领导人也在思考如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对此，中方提出的一种理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3月底的那次会见中，我也就该理论向习主席请教，他回应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说法是在会见访华的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时提到的，多数党领袖舒默曾于去年10月率代表团访华。习主席当时就说过，“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实际上，当时舒默一行人并不理解中方领导人的这一说法。他们回到美国后，代表团里有两个人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时，我说我也不明白这个理论和表达方式，需要再研究一下。
这句中国古话其实由来已久，习主席也在许多不同场合都提到过。我认为，他想通过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中美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不仅生活在同一个地球，而且也需要共同面临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难题。同时，我也倾向于从“生存威胁”的角度来解读这句话，中美都有坚实的核武器装备，所以如果两国陷入战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他们彼此都会成功毁灭对方。因此，双方的生存都有赖于同对方合作并达成共识，在生存方面双方有着共同利益，应该能够以此战胜分歧，我认为这可以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种思路。
去年11月，中美领导人旧金山会晤的内容也反映了这种共识。新闻稿件中提到了三个“C”，即沟通（communication）——要保持沟通；合作（cooperation）——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竞争（competition）——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三个方面同时推进很复杂，但这是中方领导人非常理性的思考。
格雷厄姆·艾利森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澎湃新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是您的教授，帮助您了解中国。展望未来，您觉得美国如何才能有更多像基辛格这样的知华派或“中国通”？这是不是变得更困难？
艾利森：这的确在变得更难，但也并非绝对。原因在于，两国关系正趋于紧张、对立，但所有人又都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国中的新生代年轻人正在成长，克里斯（指身旁的助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了解中国，会说中文，并长期深耕这一领域。尽管这类年轻人的数量并不算多，且仍在扩大中，但至少也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现象。
基辛格本身是个特例。至于下一代青年人能够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将是一个有意思的观察角度。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疫情之后，您访问中国变得更频繁。我很好奇，您如何界定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位置？
艾利森：对于中国来说，知道还有许多理性的美国人不想和中国发生冲突乃至战争，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现任总统拜登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曾向中方领导人表示，美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这样做只会伤及自身。
尤其是当美国选举季来临，在美国听到的很多言论总是在攻击、诋毁中国。越是这种时候，就需要理性、务实的美国人说出这样的话：中美的确正处在激烈的竞争中，但我们也可以是关系深厚的伙伴。两种状态可以同时存在，这就需要双方持续、坦诚的对话和交流。我希望参与进来，成为中美沟通进程中的一部分。
特朗普若重返白宫将如何影响对华政策？
澎湃新闻：拜登和特朗普举行了首场总统大选辩论。您对两人在此次大选中的表现有何评论？
艾利森：这场辩论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今年的大选让人感觉有些荒唐，两党都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离谱宣言，他们无法履行所有承诺，就像是剧场表演一样，这场辩论尤其如此。我认为特朗普想证明拜登无法胜任总统一职，而他可以再度入主白宫。
如果你关注美国的国情咨文讲话，就会发现拜登依然具备完成好演讲的能力。而特朗普的行为比较古怪，难以预测，没有人能够控制他的行为，他也可能因此“祸从口出”，引发争议。此外，还有些人会截取这场辩论的某些片段发布到网上，然后被疯狂传播，这都是在竞选过程中攻击对方的“弹药”。
当地时间6月27日晚，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国家都在为“假如特朗普重新当选”做准备。您怎么看待他“重返”的可能性？若他当选，中美之间现有的对话机制是否会遭到破坏？在此之前，您认为中方还能做哪些准备？
艾利森：现在如果押注谁能当选美国总统，我想大多数人会押特朗普。如果做民调的话，特朗普大致有2/3的胜算，而拜登只有1/3。但在我看来，这个比例大概在55：45，仍是特朗普胜选概率大。
特朗普是个难以预测的人，他与中方领导人的关系也很有意思，所以还无法评估会对双边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此前，特朗普还曾与经贸顾问讨论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统一关税的可能性，试图以此消除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我认为特朗普团队是有可能这样做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当民众去家附近的超市购物时，就会发现商品价格上涨。美国人很在意经济情况，所以如果经济形势不佳，也许特朗普又会下调关税，所以答案完全无法预测。
中方领导人曾说过，“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所以，我认为中方也在思考如何管理经济运行的方式，并做到未雨绸缪。更多关注中国国内的需求与内部事务，维持与欧洲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同时保持与美国既有的贸易，这些都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场“竞赛”上演：南海、新能源与AI
澎湃新闻：近期，中菲在南海的摩擦和争端在加剧。您认为中美高层官员之间加强对话能否缓和紧张局势？（编注：据外交部7月2日消息，中菲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九次会议。）
艾利森：近段时间，中菲在仁爱礁的争端提醒我们，当处在竞争关系中时，很容易一步步突破规则和边界。我以为你会让步，你以为我会让步，最终局势就容易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冲突风险就会增加。在我看来，菲律宾企图向其在仁爱礁邻近海域的军舰运送物资的做法，将会推动紧张局势升级。而当事方是否真的想要改变当前这种互动模式，仍有待观察。
但同时，我认为中美之间目前的对话机制也许能让双方就南海问题进行沟通，以改善当前局面，这一点值得期待。如果双方能就此进行军事层面的对话，情况或许会好很多，但我们还没看到。双方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尝试能否找到解决分歧的方式。
也许可以搭建一个沟通的机制，双方可以在其中提出竞争性的观点。在我看来，中美领导人旧金山会晤之后，双方高层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他们应该做的是提前展开讨论，预判局势走向，提议给紧张形势按下“暂停键”。
澎湃新闻：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不过，最近随着美国对中国新能源车加关税，竞争面变得显著。您如何看待美国政府采取的这类保护主义的措施，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艾利森：这类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是可控的。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的产业发展非常令人惊叹，遥遥领先除特斯拉之外的其他竞争对手。但即使是特斯拉也只能与中国新能源车在高端车领域相抗衡，而不是中低端车。比亚迪以及其他20余家中国车企都非常出色且发展迅速。在中国新能源车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乃至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难免感到心态复杂。
就美国的情况来说，汽车工会在国内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还向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北美最大的工会之一）的工人以及汽车行业提供援助。因为UAW可以说是民主党赢得选举的“杀手锏”。而如果有足以使政党依靠的强大工会或是公司，就会滋生保护主义政策。如今，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车加关税的举措，就是一种出于政治目的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在江苏省太仓港国际集装箱码头，一批新能源汽车即将通过专用框架运输方式出口（无人机全景照片，2023年7月11日摄）。 新华社 图
我猜想如果美国汽车行业与日韩车企的长期竞争延续，也许它的运转会比现在更高效一点。对于中国车企而言，需基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判断是否需要在美国或者墨西哥等国建厂。尽管中国新能源车出口至美国的份额很小，中国车企仍需继续提升其在本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产量。
今年3月访华期间，我曾参观比亚迪的实体店。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把这个价值1万美元左右的新能源车塞进行李箱里带回家。这么好的车，想要进入美国市场却阻力重重。不过，未来会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美国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是比亚迪重要的股东（编注：截至6月25日，巴菲特持有5.99%的比亚迪股票），比亚迪车的价位大约是美国和欧洲车的三分之一左右，性价比很高，是很好的车。
澎湃新闻：去年10月，您与基辛格博士在《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共同发表了《人工智能军控之路》。您对AI的无限制发展表达了担忧，甚至将它的危害与核武器相提并论。为了避免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您认为构建“国际AI秩序”有哪些步骤？最亟需讨论什么议题？有哪些挑战？我也注意到，在这篇文章发布后的7个月，中美举行了首次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您如何评估这一机制的前景和能够发挥的作用？
艾利森：我们在文章中简要提到了这块内容。幸运的是，现在中美官员正就此展开对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AI领域发展得太快了，无法控制其进度。美国政府试图施加一定的管控措施，但实行起来异常困难，因为各家公司都在全速发展、互相竞争，并在这个领域投入比政府更多的人力。中美可以合力做什么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在监管AI企业方面做得更好，而且中国也拥有了超过100个大语言模型，多是由公司甚至是在讨论会中研发形成。
对于这样一个迅猛发展且主要由私企推动的行业来说，要防范风险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危机形式是发生了某起应用事故，由此导致了消极后果和反噬效应。人人都说应该允许AI研究发展，但如果有人企图利用AI技术来设计并散布一种“新型新冠病毒”，就已经为时已晚，类似的事件会给我们敲响警钟。不过我更多持乐观态度，尽管我认为（防范AI发展的危机）非常困难。不管什么情况，我希望中国能参与到AI发展的相关对话中来。
除了政府间的对话外，还有很多人工智能与安全领域的“二轨对话”正在进行，尽管很难谈出一些具体的问题，但大家会明确要谈的几个事项，这也是最小化的共识。比如，首先，在某人/机构想要开展大语言模型训练之前，就应该申请审批“执照”，就像我们不会随便让人在路上就开始研究原子弹一样。AI研究也是如此，需要承担相关责任，并遵守秩序。
其次，在发布大语言模型之前，必须让一些独立机构对其进行风险测试，以确保安全性。例如，如果我想让一款AI工具帮我设计一个能被探测器发现的生化武器，然后AI给我输出了答案，这样的操作是不能被允许的，也需事先规避这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