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乌兹别克斯坦举行新宪法公投。新宪法草案以90.21%的压倒性赞成率获得通过。在公投问卷中，参与投票的每一个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你是否同意《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
在这次宪法公投，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已筹划、准备了近两年之久，新宪法草案于2023年3月正式完稿，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媒体、互联网、信访等渠道收集到22万份公众意见，并将其中四分之一纳入宪法草案。新修订的宪法草案条款数量将从128条扩展到155条，法规数量275条增至434条。新宪法草案更改了旧宪法中约65%的内容。
新宪法草案强调对人权的保护，尤其是强调尊重妇女权利、保障“生命权”的不可侵犯、宣布“废除死刑”，这在近年来伊斯兰教保守主义有所滋长的乌兹别克斯坦社会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对于“卡拉卡尔帕克共和国”（编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唯一的自治共和国，去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修宪动议取消该共和国自治权，引发当地居民强烈不满，继而爆发骚乱）分离权利以及主权地位，新宪法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与妥协。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看似充满了西方“普世价值”色彩的新宪法实质上却是乌兹别克斯坦现任总统米尔济约夫于2021年冬赢得总统大选后进一步巩固其领导地位的关键之举。新宪法草案规定，总统任期将由5年延长至7年，现任总统可继续参加两届总统选举，
类似的情况在中亚国家中并不少见，出于最高权力合法性再确认的需要，哈萨克斯坦在2022年进行了类似的宪法修正。2022年春，老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之子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赢得土库曼斯坦大选后，也将宪法改革提上了日程并于2023年初正式启动其流程。强调民主、自由、人权至上的具有普世价值光环的宪法在中亚往往伴随着领导人物权力的巩固与加强。
“宪法改革”与中亚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合法性”的再确认
中亚国家“宪法改革”发生的现实背景，往往是中亚国家新老两代领导人在完成权力交接后，新一代领导人巩固权力，进行权力“合法性”再确认的必要途径。为什么这些年轻一代领导人在获得最高权力后还要经过这样的方式来巩固自身的权力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对中亚国家的政治演进史做一个简单的回溯。
中亚五国脱胎于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随着1991年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的签订，苏联解体，现今的中亚五国纷纷顺势实现了独立，这些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纷纷成为新生共和国的“总统”，并启动了新诞生共和国的经济、政治转轨。
进入21世纪后，中亚各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或因个人身体原因，或因“颜色革命”开始陆续退出政治的舞台。2005年—2006年，吉尔吉斯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率先完成了中亚国家中第一波最高权力更替。2005年春，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将首任总统阿卡耶夫送上海外流亡之路，从此掀开了中亚国家最高权力交替的历史序幕。就在“郁金香革命”一年半之后，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尼亚佐夫于2006年12月突发心脏病去世，在尼亚佐夫生前先后担任其私人医生以及卫生部长的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接任最高权力，并于次年春天的临时总统大选中赢得绝大多数选票。
2016年秋，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因脑溢血病逝，总理米尔济约耶夫出任代理总统并于当年底赢得临时大选。卡里莫夫的突然离世对于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产生了极大的刺激，经过近两年多的安排部署，纳扎尔巴耶夫于2019年3月宣布辞去总统职位，托卡耶夫继任总统职位。当前，中亚五国中，唯有塔吉克斯坦还没有经历过最高权力交接，现任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从1992年任职至今，但拉赫蒙得以长期执掌最高权力，也是通过了2016年的宪法改革来不断实现“合法性”的再确认。
中亚地区的政治演进史有其特殊的历史脉络。19世纪沙俄在中亚草原及绿洲的扩张虽然带来了近代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民主宪政与民族主义火种，但并没有完全终结其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1917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风暴中，中亚本土的进步人士先后在几座大中城市建立了数个革命政权，此后迅速消融在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中。
今天的中亚五国脱胎于当时苏联官方进行的民族识别与划界。从中亚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脉络来看，中亚五国并没有经历过长时间的现代民主政治实践，从1991年独立后中亚五国政治转型都处于“从零开始”的探索阶段。时至今日，中亚五国的许多高层领导人都有着浓厚的苏联背景，国家政治体制难免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苏联色彩。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不成熟为最高权力交接带来了“合法性”困扰。
马克斯·韦伯将“合法性”来源概括为“传统型”、“魅力型”与“法理型”三种类型。“法理型”是现代民主政体最本质特征，现代民主政体强调法律制度在社会事务中的优先性，政治权力必须由现行的法律制度予以确认。
而以卡里莫夫、纳扎尔巴耶夫以及尼亚佐夫为代表的中亚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国家独立后难以摆脱“魅力型”领导人形象。他们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带领国家走出“后苏联时代”，同时也初步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虽然他们的权力也通过选举得到了正当法律程序的确认，但他们“国父”的身份使他们获得了难以撼动的政治威望。也正是由于“魅力型”人物的长期领导，中亚五国在三十年的政治文明建设艰辛探索中，并没有打造出成熟的法理型权力运作模式，在最高权力交接过程中往往会引起对“合法性”的质疑，从而极易成为导火索催生暴力性社会运动。因此中亚国家第二代领导人需要通过新的策略，对权力的“合法性”予以再确认。
“个人魅力型”向“法理型”转型的特色产物
以米尔济约耶夫、托卡耶夫、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为代表的中亚国家第二代领导人们所接手的国家虽然较之苏联解体时更为繁荣稳定，但同时他们也面临着新的棘手问题：当21世纪开始进入第二个十年，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经历过一波短暂的经济腾飞之后便开始出现衰退的苗头，改革脚步放缓导致经济发展所释放的社会红利日益递减，隐藏在经济发展红利之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日益凸显，第二代领导人身上又不具备第一代领导人的“开国”功绩所带来的政治威望，如何小心谨慎地处理第一代领导人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也是他们所要面临的一个难题。这就使他们必须要采取一种兼顾“法理”与“个人魅力”的策略，来重塑权力的合法性。
“宪法改革”就为中亚国家第二代领导人塑造合法化权力并巩固其领导权威提供了一种策略选择。他们的宪法改革借助宣扬普世价值、推动政治过程的民主化与规范化的途径，从而表现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政治现象：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得到巩固强化，任期不断延长，但正是在领导人权力强化的过程中，公民权利与社会公正在法律上开始得到了更多保障，民主政治开始走向成熟与规范，分权政治体制得到巩固与发展，政治体制中强调西式民主与自由价值观使苏联色彩日益淡去。中亚国家第二代领导人正是这样通过政治改革塑造个人魅力，营造一种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氛围，使领导地位得到法律的再确认，从而巩固权力。
欧美学界以及媒体对于中亚国家第二代领导人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往往带有极强的价值判断，或是期望以此作为中亚国家“全盘西化”的开端，或是将这种权力策略不由分说地贴上“威权主义”的标签。带有浓烈主观价值判断的论点往往会使公众的目光偏离事物的客观发展过程。
对于当代中亚国家政治的研究，必须要考虑到中亚五国独立建设现代国家只有三十年历史，国家体制转型长期处于摸索阶段，政治改革依然没有结束。当前中亚国家领导人所采取的权力策略以及由此产生的现象，是由个人魅力型权力模式向法理型权力模式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独特产物。
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不同，标榜“中亚瑞士”的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急于盲目移植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在个人魅力型权力模式迅速瓦解的同时法理型政治体制又没有得到良好的建设，最终导致了“颜色革命”无休止的按期轮回，现任总统扎帕罗夫首先需要通过加强领导人魅力来获得支持，从而领导国家走出困境。
“宪法改革”只是中亚国家第二代领导人权力策略的一个重要表征，也造就了当前中亚国家特殊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正是建立在领导人权力巩固与社会政治生活自由化的张力之上。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难以一蹴而就，政治改革本身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宪法改革对普世价值的强调，一定程度上也有在国族建构过程中抑制伊斯兰保守主义思潮抬头的考量。中亚国家独特的政治模式，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既确保了国家政治体制进一步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同时也为现代政治文明进一步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李书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