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超越民族、宗教等原生性纽带的基础上，通过领土、中央权威和政治法律规范等政治纽带，实现基于国家认同的民族国家建构。然而，在许多中东国家，次国家的族裔、宗教、教派等族群组织，或在教俗关系上反对现行政权的世俗化体制，或在合法性问题上挑战现行民族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或通过族裔冲突威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或在对外关系上制造与其他国家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异常脆弱。
土耳其国民以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土耳其人为主，此外还包括库尔德、亚美尼亚、犹太等少数族裔以及伊斯兰教阿拉维派等少数教派群体。族裔、教派认同与土耳其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张力，是长期困扰土耳其政治的难题，对其社会稳定和领土完整形成了巨大挑战，其中尤以库尔德人问题最为引人注目。
库尔德问题的历史嬗变及其本质
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问题肇始于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上，库尔德人长期分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北部地区，内部社会结构由松散的部落构成。作为边境民族，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内享有半自治地位，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宗教认同以及帝国认同将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效忠于哈里发-苏丹。然而伴随帝国的衰落和西方民族主义的冲击，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年至1807年在位）以来，奥斯曼帝国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库尔德部落权力被削弱，由此引发库尔德人的抵制和反抗，其民族意识萌芽。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1924年的土耳其宪法明确规定其民族国家属性，除土耳其民族以外不承认任何民族。换言之，以库尔德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被迫”成为土耳其人。土耳其政府将库尔德人描绘成“过去、传统和边缘的”群体，而自身是“进步、现代和中心的”群体，这种政治话语是对库尔德人身份的贬低和排斥，导致库尔德人身份的他者化。而哈里发制度的废除更是导致库尔德人长期以来维系身份的宗教认同坍塌，直接割裂了库尔德人与国家政治中心相联结的宗教纽带。
土耳其国家建构中对库尔德人族裔身份和自治权利要求的选择性忽视，导致库尔德问题集中爆发。1925年，库尔德部落首领谢赫·赛义德（Shaykh Sayyid ）发动起义，由此揭开库尔德人武装反抗政府的序幕。在1925年至1938年期间，土耳其境内总共发生了16次库尔德反政府叛乱事件，其中造成13800人死亡的“德西姆”叛乱更是堪称当代土耳其“最悲惨事件”。
德西姆叛乱爆发于1937年5月，源于土耳其政府对德西姆地区库尔德人进行强制迁移以及制定限制其权利的法律法规，引发库尔德人抗议，进而由当地库尔德部落首领赛义德·勒扎（Seyid Riza）发起反政府叛乱。土耳其政府针对该事件发动了专项军事行动进行打击，双方冲突一直持续到1938年底，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库尔德人指责土耳其政府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甚至有部分库尔德人和相关研究学者将其称为大屠杀和种族灭绝。2011年，埃尔多安代表土耳其政府对德西姆事件中给库尔德人造成的巨大伤害公开道歉，称其为土耳其近期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针对日益严重的库尔德问题，土耳其政府并未寻求通过民族和解、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库尔德人的国家认同，相反继续加速实施同化政策，并采取严厉军事打击和高压管控的措施。尽管库尔德人反叛运动得到遏制，但其族裔身份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0世纪50年代后，库尔德族裔认同演化为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身份政治运动。为获取库尔德人的选票，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均向库尔德部落发出示好信号。民主政治进一步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族裔身份意识，要求其族裔身份和权利得到承认。
1978年，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Ocalan）成立库尔德工人党（PKK），主张使用暴力来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实现“革命性”转变，强调“斗争的最可靠手段建立在广泛的暴力基础之上”。库尔德工人党采用游击战争和恐怖袭击的方式向土耳其政府发难，成为“20世纪土耳其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冷战后国际环境骤变的压力之下，土耳其政府不得不调整国家政策。时任总统厄扎尔于1991年宣布废除对库尔德语的禁令；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总理同年在迪亚巴克尔发表演讲，成为第一个承认土耳其存在库尔德人的政治家。这些变化促使库尔德人身份政治逐渐从“民族解放”转向政治参与和人权斗争。
从寻求和解到陷入停滞：正发党库尔德政策的困境
正发党的库尔德政策经历了从寻求和解到陷入停滞的转折。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危机导致周边库尔德问题复杂化、土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分歧严重、土耳其入盟遭遇严重挫折、土耳其与西方关系龃龉不断，都导致正发党的库尔德政策陷入了停滞乃至失败。
正发党执政以来，曾一度寻求实现库尔德问题的和解。例如，土耳其政府将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和穆斯林兄弟情谊作为政治动员和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以获得库尔德社会保守派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在申请加入欧盟进程中，正发党政府根据欧盟人权标准减少了对库尔德语使用的限制，允许开放库尔德语广播，库尔德人族裔身份权利得到部分保障和增强。
不幸的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再度激化了库尔德问题，沉寂多年的库尔德工人党借势恢复暴力袭击活动，给土耳其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同时造成美土两国的利益分歧。为了推动和解，埃尔多安宣布承认库尔德问题的存在，强调要以更多的民主、平等公民权和更多福利来解决库尔德问题，强调通过推动经济发展解决库尔德问题。2008年土耳其政府宣布投资320亿美元推进“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以此带动库尔德地区的经济发展。2009年，正发党政府公布“库尔德开放倡议”，对库尔德人的语言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权利等做出了一些保障性规定。不过该倡议缺乏实质性内容，仅仅是一些无法付诸实施的抽象内容。
“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周边环境急剧恶化，国内暴恐活动增加。正发党政府随即开启与库工党的“奥斯陆和谈”以及“伊姆拉勒和平进程”，但是双方在涉及库尔德人身份诉求及自治权利等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在2015年6月的选举中，拥有库尔德背景的政党——人民民主党（HDP）异军突起，在土耳其获得了约13%的选票，在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地区获得了约70%的选票，构成了对正发党的政治威胁，旋即遭到排斥与打压。
在叙利亚危机和打击“伊斯兰国”过程中，土耳其对周边国家迅速崛起的库尔德力量进行了严厉打击，特别是对叙利亚的亲库尔德政党“民主联盟党（PYD）”及其军事组织“人民保护部队（YPG）”“叙利亚民主军（SDF）”进行打击，并将其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同时还多次越境进入伊拉克打击库尔德力量。这些举措造成土耳其国内部分库尔德群体的不满，在国际上则导致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美国、欧洲国家、俄罗斯等国家的分歧。有学者分析指出，这场危机不仅表明安卡拉无视土耳其库尔德人对其在叙利亚（库尔德）同胞的关切，而且标志着正发党永远无法在国内和地区制定全面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政策。
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加强了中央集权，加之正发党选择与极右翼的民族行动党（MHP）联盟，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库尔德人及其政党的生存空间和身份政治运动又遭到挤压。
此外，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恶化，导致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推动民族和解的外部动力和约束机制减弱，使库尔德人与土耳其政府关系陷入政治和解停滞与暴力冲突相交织的困境，使短期内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希望更加渺茫。
综合来看，土耳其试图以国家民族主义对库尔德人的宗教和民族认同进行强制性、同质性整合，这一企图消除库尔德族裔身份的做法引起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促使库尔德人起来反抗土耳其政府的控制。库尔德族裔政治从表达族裔身份过渡到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对土耳其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冲击了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
库尔德族裔政治和民族运动的跨国性，还使其成为土耳其与诸多邻国交恶的重要原因，并成为土耳其与西方围绕人权、入盟、反恐等问题交恶的关键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最大的“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也代表着土耳其境内各少数群体的处境，其争取身份和权利的斗争也体现了土耳其各少数族裔寻求承认以及保护族裔、宗教多样性的权利要求。有学者对此评价指出：“土耳其在冷战后的身份冲突变得更加明显，许多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包括库尔德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车臣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在共和国之外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共性。”针对次国家层次各族裔群体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的张力，土耳其政府需要改变以往强制性、同质化的民族整合政策，真正找到实现民族和解、维护国家统一的合理路径。
总之，由于国家认同与族裔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存在，使得土耳其存在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的矛盾，并在政治实践方面面临国家统一与民族分离的斗争，同时深刻影响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
土耳其以库尔德人问题为代表的族裔政治问题肇始于凯末尔改革，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同质化、强制化国民身份建构忽略了各少数族裔的身份和权利诉求。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发展，各少数族裔争取承认和自身权益的斗争不断高涨，不仅掣肘土耳其的政党政治，甚至衍生出以民族分离为目标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土耳其入盟谈判过程中，如何处理各少数族裔的身份和权益，也成为影响土耳其与欧洲和西方关系的核心分歧，并延伸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领域，成为横亘于西方和土耳其之间的巨大障碍。
（本文第二作者曾卓，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本文根据论文《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的部分内容改写，论文原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1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