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兆荣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原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主席梅兆荣先生于11月22日在京去世。尽管此前在与梅大使的日常微信联系中已知他在京住院手术治疗，但他去世的噩耗传来，还是令人无比震惊和悲痛，他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还记得此前他曾乐观地告诉我，正在家服药养生，然后再去医院治疗，最后一次去掉两个小肿瘤。他还曾聊起如身体许可，有考虑撰写回忆录。
初识梅大使的情形于我还历历在目：2004年4月13日，应复旦大学校领导的邀请，梅兆荣大使正式受聘成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兼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我有幸代表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前去迎接梅大使来校。当天的受聘仪式和复旦大学大使论坛开坛典礼上，他精神矍铄地做《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政策》演讲的情形犹如昨日。此后由于工作原因，我有幸获得梅大使的言传身教，感受到他严谨务实的工作风格，睿智博学的学养及谦逊好学的态度，对后辈的培养提携以及友善亲和的待人之道，为他的高尚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梅兆荣大使（左一）与作者（右一）的合影
梅大使对工作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严守承诺的责任感，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受聘以后，梅大使始终尽心尽职，不仅定期亲自结合国际形势和中欧关系，经常来复旦演讲，还协助邀请了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施密特、施罗德，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赫尔佐克、司法部长格美琳等欧洲前政要及德国、英国、荷兰、波兰等国大使，以及李道豫、马振岗、蔡方柏等一众我国驻外大使来复旦大学大使论坛演讲和讨论。仅2004年至2009年间就举办了30余次大使论坛，并在讲稿基础上汇编成《复旦大学大使论坛》第一、第二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如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在为《复旦大学大使论坛》（首辑）一书所做的序言所讲：“梅大使卓有成效的工作，开拓了复旦师生的学术视野，使复旦的国际声誉更隆，完全起到了中外交流的平台和学术实践结合的桥梁，已成为复旦的一个学术品牌。”
记得每次他来复旦大学给师生分析形势、做演讲，都一丝不苟地准备讲稿，并誊写清楚，尽管他对演讲内容总是了然于胸，出口成章。演讲中他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把外交事件的发生场景、细节描绘得栩栩如生，对国际关系中的曲直是非能条分缕析，对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分析鞭辟入里，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常入木三分，讲述中金句迭出，生动活泼，场场听众爆满。
记得为了准备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来校演讲，梅大使亲自提前一天到会场，并坚持要亲自检查话筒等一系列设备，做实地勘察，并嘱咐我说：就像周总理说的“外交无小事”，此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令我尤其感动的是，疫情期间和他患病之际，他仍通过微信和我说：“为了‘还债’（指因疫情不能前来复旦做演讲等），我身体好了以后，还要努力补课！”。
作为一代外交家，梅大使曾担任新中国两代核心领导人的德语翻译，参与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谈判，并在1988年至1997年期间任中国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亲历了两德统一等重要历史时期，后又任中国外交学会会长兼党组书记，他还因为促进中德关系的发展而曾获得德国总统授予的星级大十字勋章，在中外均享有崇高的声誉。
梅兆荣为毛泽东担任翻译。
他不仅德语精湛，北外英语专业出身的他英语也极为流利，听说读写俱佳；他知识面广博，理论实践相结合，但他尤其谦逊，从不主动炫耀自己所做的贡献，诸如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翻译等旁人啧啧称赞的过往和骄人经历，而是强调党和国家的培养，讲他所经历的外交场景，应对技巧，知识积累，讲如何维护国家利益；他对德国和欧洲的情况尤为熟稔，但仍常常倾听我和同事们的相关观点，讨论德国和欧洲等经济状况及中欧经贸关系，征询我们的看法和判断。
德高望重的梅大使，特别平易近人，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充满人格魅力。在过去的岁月里，我非常有幸时常得到梅大使的指点，他常常将自己撰写的文章，以及他认为值得研读的评论、观点分享给我，且总是平等地和我讨论和交换彼此的看法和观点，以理服人。梅大使看到我发表的相关文章后，常常给予鼓励、肯定，并提出他对相应问题的观点和判断，以往收到他邮来或见面时赠与的他参与写作、作序的书籍等场面我仍记忆犹新。
疫情期间，他专门谆谆嘱咐我“外出活动要谨慎，尽量减少外出”的微信余温犹在。当年参与接待梅大使的我的研究生邵诞至今还记得梅大使幽默地自称是八零后，缓解了她初见梅大使的窘迫与不安；苏谋东现在仍珍藏着梅大使送他的签名本《复旦大学大使论坛》；李鲁宾则仍对梅大使当年在大使论坛演讲中对当时新上台的默克尔政府对华政策的精准预判钦佩不已。
斯人已去，但风范和业绩永存人间，我们永远缅怀梅兆荣大使！
（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