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6日，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北京访问。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这个4月，中国外交迎来送往，非常热闹。美国财长耶伦、德国总理朔尔茨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欧美政要相继来华。近期中国与美国、欧洲的高层交流呈现热络状态，凸显中美、中欧关系的重要性，也是自去年以来中美、中欧之间高层交流势头的延续。
去年夏天以来，中美两国高层交流逐渐恢复，特别是2023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为稳定中美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止跌企稳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去年分别到访中国，中欧关系也出现积极发展势头。
但另一方面，欧美对华的负面因素也同时有所增加。今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经贸及科技打压措施也不断升级，制裁名单持续延长。美国商务部于2月下旬启动针对中国汽车数据“国家安全威胁”的调查，3月底又修订芯片领域出口管制规则。4月下旬，旨在强制剥离或封禁TikTok的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并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法。
欧洲方面，自去年10月以来欧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发起反补贴调查。4月10日，欧盟委员会还发布了最新版关于所谓“中国市场扭曲”的报告，指责中国在诸多领域贯穿“市场扭曲”政策。而在耶伦、朔尔茨、布林肯相继访华的这段时间，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也是欧美舆论场不断在炒作的话题。
欧美的对华政策看似在一定程度上“同频共振”，但欧洲看中国的眼光真的就和美国一样吗？如今的中美欧关系是否可以用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的模式来认知？欧美对华政策的共性和差异，又能对中国采取何种策略应对提供怎样的参考？
“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由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青年学者自发组成的一个学术共同体）部分成员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研讨，本文即是讨论内容的精选摘编。
“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专家简介：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马斌：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严少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张亚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中美欧之间存在“大三角”吗？
马斌：近两年的欧盟对华政策一直处于调整状态，在此过程中，美国因素影响极大，这使得“大三角”成为理解中欧美关系的流行范式之一。
实际上，这种基于冷战经验的简化思维对理解中欧关系助益有限。因为“大三角”关系成立的前提是：每一方本质上都是完全独立的行为体，其中任意两方之间都不存在能够超越实用主义外交的决定性共同利益。
从三方关系基本态势看，近年来美欧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表现出战略方向的相似性、政策操作的协调性。欧盟与美国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者、挑战者，这种根本定位决定了它们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一致，也决定了“大三角”范式不适用于当前中美欧关系。
张亚宁：美国与欧盟在对华政策上无论是目标还是政策均存在差异。不少分析从中美欧战略三角的维度认为，欧盟对华政策的差异性主要由于其“两面下注”的战略选择决定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冷静地认识到近年来我国在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客观上给欧美带来了相似的竞争压力，美欧对华政策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盟自身内部制度的复杂性和经济治理框架的僵化决定的。
马斌：欧盟组织结构给中欧关系带来的制度性约束也是“大三角”式简化思维不适用于中美欧关系的重要原因。不管部分欧盟成员国是出于何种原因采取极端对华政策，也不管这种原因是否符合现实，欧盟对华政策的空间和灵活度都要受到限制。
欧美对华政策差异能有多大的“缝隙”？
严少华：目前欧美对华政策走向主要受俄乌冲突、美国大选以及经贸不平衡等几大因素影响。从欧洲的角度看，欧盟与美国在几个关键涉华议题上有共同的关切，但也显示出差异。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欧美当前的关注集中在中俄经贸合作对俄乌局势的影响，尤其是美国一直在拿中俄贸易做文章，试图施压欧盟对中俄贸易采取更强硬的回应。但与美国的蛮横制裁相比，欧盟在这个问题上更为理性与克制，更愿意通过外交的方式而非制裁解决这一问题。
韦宗友：美欧希望中国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不希望看到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不希望看到中俄经贸关系逆势上扬。
简军波：中国有全球影响力，和中国彻底闹僵的后果并非欧洲所能轻易承受。因此，包括在俄乌冲突等事关自身安危的大问题上，它必须在指责中国和拉拢中国间寻求平衡。
严少华：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也导致欧盟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有所差异。面对特朗普回归的可能性，拜登政府一方面希望稳定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又紧锣密鼓地出台打压中国的政策工具，构建针对中国的小多边联盟，试图为大选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设定轨道。特朗普因素则让欧盟方面疑虑重重，使得欧盟在与拜登政府协调对华政策方面实际上有所保留。
韦宗友：在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中东地区再燃战火的背景下，拜登政府不希望看到中美关系再次出现不稳定局面，在外交上一再失分。从欧洲角度看，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的前景，让欧洲国家忧心忡忡。稳定好中欧关系，无疑是应对美国政治不确定性的明智之举。
简军波：整体而言，在对华问题上，欧美在战略上是同盟，但战术上存在差异。欧洲提出了“战略自主”，是它从美国霸权体系中觉醒的重要标志，尽管它并不否定甚至完全认同美国霸权体系及其所维护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
从战略上看，二者都希望将中国固定在相对劣势的国际产业分工位置，及政治上的国际从属地位，即不能主导国际事务议程设置和具有改变西方决策结果的能力。在具体目标上，美国具有强烈的愿望全方位压制中国崛起，但欧洲似有所不同，其所宣称的政策目标不是压制中国崛起，只是希望这种崛起符合西方规则。然而，如果中国全然遵守西方规则，一定会被束缚在从属地位无法动弹。
欧美在战术上也存在差异。一是，美国对华“三重定位”（国际合作伙伴、经济和科技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着重强调竞争和对手，“合作伙伴”仅是谈论中美关系时无关紧要的饰词；但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对华“三重定位”中依然重视伙伴关系，尤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也强调双方经济领域的良性竞争，中国也能成为欧洲在引领绿色发展方面不可取代的伙伴。
二是，在重要的“去风险”领域，美国实施了比欧洲更为强硬和严格的措施，尽管欧洲对美国对华的“小院高墙”政策有部分仿效，但并未完全吸纳。美国霸权及其控制的霸权体系不能取代中国市场和中国能力带给欧洲的利益和帮助。欧美在经贸领域存在纠纷和利益竞争，欧洲有可能从中国市场弥补在美国那里丢失的利益。
三是，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时采用的基本属防范的消极措施，而欧洲还存在寻求与中国合作的积极愿望。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是要求中国不能做什么，而欧洲对华政策还存在双方能做些什么的需求。
马斌：俄乌冲突对美欧安全体系的挑战，中国的发展对美欧政经体系的刺激，都促使美欧重新校准相互关系网络，以维护共同的安全、政治、经济等利益。
如果回顾近年来美国、欧盟对华经济政策焦点议题就会发现，不论是产业链供应链调整，还是尖端技术管控，以及对中国新兴产业限制，双方主要政策极其相似。
诚然，美国与欧盟处理涉华问题时所使用的具体手段，所采取的政策节奏等也存在诸多不同，不过，这与战略方向上的一致性并不矛盾。鉴于双方之间多层次政策协调的运转，欧美对华政策呈现出一致性大于差异性的基本特点。
张亚宁：欧盟与美国对华政策在战略判断上的鸿沟在缩小，现有的差异更多是在政策工具的选择空间上的不同，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抱有清醒的认识。
简军波：因为共同对华战略的存在，欧美战术上的差异会不会无限扩大，甚至在战略要求下会不断缩小。因此，欧美对华战术上的政策差异的弥合甚至合流存在高度的可能性。如果欧洲战略自主建设不很成功，这种政策差异合流的可能性会随着美国对欧压力的增大而上升。
马斌：欧盟对华政策与美国保持部分差异的确能给中国提供一定政策空间，但是这种政策空间较为有限，并不足以为根本扭转局面提供支撑。
中国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
严少华：俄乌冲突以来，与美国经济相对良好的状况相比，欧盟经济在多重危机下深陷困境，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在这种背景下，经济竞争力问题重回欧盟视野，与俄乌冲突一起成为欧盟的重点关切。这也为稳定中欧经贸合作创造了条件。
简军波：中国不会放弃民族复兴的梦想，但也不会主动寻求和欧美的冲突。因此，第一，在崛起的道路上，尽量缓和与作为守成力量的欧美（欧洲作为美国霸权体系的一部分，也应视作大国兴衰中守成力量的组成部分）的正面对抗，并寻求与它们的合作。
第二，就对欧政策而言，保持持久的开放性，即使在暂时无法开放的领域，也寻求建设性对话的可能性。欧洲无法进行内循环，它不能拒绝其他开放经济体的诱惑。
第三，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的合作。解决诸多全球问题符合所有大国利益，中美欧都需加强合作，而开展这些合作有助于缓解中国与二者在其他领域的紧张关系。
第四，做好自己的事。法治昌隆、规则清朗、市场规范的中国，一定能在全球市场大放异彩，也一定能获得更多机会与欧美市场合作并深化相互依赖关系。
张亚宁：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基于国情做出的合理选择，不可能因为外界的杂音而改变。只要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中国市场持续释放活力，中国产业持续提质升级，任何“脱钩断链”和“去风险”的计划都将不攻自破。
当然，考虑到欧盟经济治理框架的转型尚需时日，中国企业应加紧布局，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欧盟市场产业链，以各种方式加强与欧盟企业在欧盟内部市场的合作，从而提升未来地缘政治进一步恶化情形下的抗风险能力。
“中欧观察”是复旦大学的欧洲研究学者的专栏，立足中国本位，聚焦中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