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8点起，朴师傅开着出租车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娱乐商业街区是夜间单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凌晨的办公写字楼也不容错过，结束加班的年轻白领们是朴师傅喜欢的客源。
“现在年轻人工作不容易，”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女，头已半白、说话声音略带沙哑的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了。”
15年了，朴师傅乐于夜间出车，累了就把驾驶座一放，躺下来在车里打个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袭来，在工厂上班的朴师傅刚满50岁，被“强制退休”，于是开起了出租车。
“除了肝的（体检）指标有点不好，其他都很健康。”今年已年满65岁，但日夜颠倒的生活丝毫没让朴师傅感到辛苦，一份稳定的收入让自己分外踏实。在首尔，晚10点至凌晨4点乘坐出租车需支付深夜附加费，一般多付20%的车费，同时也能避开白天的交通拥堵。
“真到了开不动的那天才是发愁的时候。”他还想再干五年，到70岁。
70岁以上的韩国老人仍在坚持工作的并不在少数。根据韩国统计局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70周岁以上人口数量为631.4万人，其中155万人仍在工作，就业率为24.5%，约占四分之一。尽管积极再就业，该国的老年贫困率不断恶化，高居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首。
朴师傅每天开车听着新闻，在首都城市都市圈的烟火气里注视着城市的变化，和形形色色的乘客谈天说地，最关心的还是与自己和子女休戚相关的事情。
新闻里说，明年，韩国预计将进入每5名国民中就有1人超过65岁的超高龄社会，但韩国养老金体系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按照目前的趋势，养老金基金到2055年岌岌可危。在5月底刚刚结束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上，三方表示将在公共卫生和老龄化社会实施互利合作项目。
第二天早上7时，在大多数人准备开启全新的一天的时候，朴师傅收工下班。
当地时间2023年1月30日，韩国首尔，在首尔站出租车车站载客的出租车。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金融风暴中被“强制退休”
朴师傅是出生于1955年至1963年的韩国战后“婴儿潮一代”，家里兄弟姐妹5人。那个时期，韩国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5.9个孩子，达到了生育高峰，人口急剧增加。
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韩国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以朴师傅为代表的那一代人为韩国战后迈向发达经济体充当了中坚力量。高中毕业后，他入职首尔一家工业器械制造厂。工厂没日没夜地生产，效益很好，像朴师傅这样的年轻人在厂里埋头苦干，薪资却不高，都要负担一家四、五口的开支，一般家庭大多没什么储蓄。
“‘汉江奇迹’背后，工人被迫长时间工作且收入低下，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也是当今老年人贫困的根源。”专门研究老年贫困问题的韩国学者朴仁淑详细研究了朴师傅这一代韩国人的样本（在《东北亚老年人的生活挑战和社会孤立》一书中）写道。
上世纪80-90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 “子女的成功即是他们的成功。”韩国原州尚志大学（Sangji University)社会福利学教授朴智英（Park Ji-young）在描述韩国传统家庭架构解体之前的状态时曾这么告诉媒体说，“子女原本代表了父母未来的所有，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经济支持和迟暮之年的安逸生活。”
由于机会增多，父母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延续家族光荣。年老后，父母则在子女的照料下终老，通常会和长子的家人同住，付出往往会得到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社会福利制度意识不强，养老院的数量也很少。
人口结构也让这种社会稳定状态得以支撑——当时30多岁的就业人口数量是60岁以上者的5-6倍。
经济发展优先但社会保障体系未同步跟上，早早埋下了隐患。像朴师傅一样受雇于私营企业的工人，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缴纳国民年金——韩国政府直到1988年才建立起全国性养老金体系，到1999年才将买养老保险变为强制性措施，最低缴纳限度为10年，而这只能使1/3的65岁老人受惠。
朴师傅是韩国社会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每个月有最基础的养老金40多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97元），但不足以负担他和老伴两个人生活。因为很早就被“强制退休”，国民年金的缴费年限并不长。韩国《2016-2021年养老金统计》显示，65岁以上人口中，九成领取养老金，其中64.4%每月领取养老金不足50万韩元。
这远远不够。近期的相关调查显示，韩国人退休后每月最低的生活费需要约12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630元），而较为适度的月生活费约为17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460元）。
即使算上朴师傅跑出租的收入，他们夫妇俩也很难达到这一生活标准。近年全球经济遭遇高通胀之痛，韩国的总体通胀率更是达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物价大幅上涨，最基本的饮食支出大幅增加。朴师傅老伴有慢性病，长期治疗吃药需要用钱，早年只短暂工作过几年，因而没有公共养老金。
除去车辆保险、维修保养等日常开支，朴师傅说，一般情况每月到手200多万韩元，成为支撑着老两口养老的主要来源。截至2024年1月，首尔受雇于企业的出租车司机人数约为2万人，平均年龄为63.1岁，私人出租车司机超七成年龄也在60岁以上。
“在出租车司机里头，我年纪不算大，还有90岁开出租车的呢。”朴师傅所言不虚，他并不是最早一批“被强制退休”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让一批55岁上下的韩国人被迫加入首批拿遣散费提前退休的人群。到手的遣散费原本就数额微薄，媒体报道中还有人“走偏门”想搏一把的案例曝出——最终投资失败导致财务破产、负债自杀——更多的人因无特别技能傍身而精打细算度日，但到70岁仍需要打零工糊口。
韩国上班族总是面临着提前“强制退休”的压力。在韩国的职场文化中，迫使人们尽早从他们的主要职业中“荣誉退休”是常见的现象，这样公司就可以通过一次性付清补偿或慰劳金款项来节省养老金和福利。甚至出现“四五退”（45岁退休）和“五六盗”（到56岁还上班就是“盗贼”）的流行语——很多人选择在45岁提前退休，以期自己能在“银发市场”更具竞争力。这样的情况即使到今天也不在少数。2023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韩国企业员工的平均退休年龄不满48周岁。
金融业、物流流通业等行业的员工年轻化、部门智能化成为大势所趋，“强制退休”的年龄越来越低。躲过亚洲金融风暴的朴师傅没能逃过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他当时刚满50岁，原以为会一直在厂里干到60岁，不想提前被“强制退休”。
被“强制退休”的中老年职场人士迎面而来的难题是，从“强制退休”到领养老金——目前的要求是年满63岁且缴费10年以上者才能领取——的时间差存在收入空白期。家庭储蓄率不高，是韩国普遍存在的现象。2008年，韩国又设立了基础养老金计划，每月给低收入老年家庭发放10万至20万韩元，是最基础的补助（又被称为零支柱），对于养老也是杯水车薪。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28日，韩国首尔，老年人正在街头推着手推车捡废纸板。
“这是一代人的根本变化”
韩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院院长金美坤近日告诉澎湃新闻，韩国现在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老年人贫困率很高，另一个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快。目前60%以上的韩国老年人希望再就业，需要为他们提供就业支持和社会援助。
贫困折磨着近乎半数的韩国老年人，老人贫困率位居世界首位。2021年7月，韩国被联合国贸发会议认定为“发达国家”。但两个多月后，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老人的贫困率为49.6%，远远超过经合组织成员国12.6%的平均贫困率。
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韩国人李康国当时便撰文疾呼，虽然国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韩国社会依旧是既得利益强大，缺乏社会信任、团结和安全的网络，贫富差距巨大。“那些不是大企业或公共部门的正式员工的人们会不断受到生活不稳定的折磨，他们的孩子们也会感到输在了起跑线上。”他写道，“这导致了一个社会的出生率极低，被称为‘集体自杀’。”
韩国公务员退休享受“公务员年金”，可安享晚年无忧。在大型民企退休的员工也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退休金（一般是退休前一年的年薪除以12再乘以其工龄）。但韩国在私人经济体（不足5人的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占就业人口的1/3，在这些单位的退休人员无法安享退休金。
刚退休的时候，50岁出头的朴师傅自感年富力强，但即便政府当时已经大力推动举办的“银发博览会”——专门给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的场合上，可供选择的基本是低端蓝领工作，如保安、快递员、建筑工等，大多辛苦而且薪资不高，开出租车的“性价比”相对较高。他听说，还有许多老年人通过摆摊、收废品赚钱来补贴生活。支持高龄劳动者的临时职业介绍所和工会也不断涌现。
韩国官方网站（KOSIS）今年2月公布，2023年，70岁以上就业者（155万人，该群体总人数631.4万）中按职业分类，单纯劳务从业者最多，占42.1%，其次是农林渔业熟练从业者（29.6%）、服务从业者（7.8%）等。
金美坤介绍了官方设立的老年人求职网站seniorro.or.kr，分为求助窗口和企业窗口，独居或无经济能力的老人优先。他认为，与其提供直接的收入支持，更应该通过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手段，借助工作来支持和增加收入。
同时期，韩国社会中呼吁应为老人创造优良工作岗位的呼声不绝于耳。有韩国学者也建议，取消“强制退休”、延长工作时间，但阻力不小：青年失业率与日俱增，老年人不退休便会被视为和年轻人抢饭碗。而工资高峰制度意味着年龄越大，工资收入越高，企业自然不愿承担员工延迟退休的支出。
韩国国会2018年4月通过了《禁止雇用年龄歧视及促进高龄者雇佣的相关法律》（或称退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60岁将为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如果雇主在员工60岁前就要求其退休，将被看作不合理解雇。
加拿大学者托马斯·R.克拉森和韩国学者梁允祯在其合著的《老龄化的老虎：韩国的退休困境》一书中认为，考虑到韩国人口发展趋势，即使“禁止合同‘强制退休’，甚或延迟退休年龄，将会导致年轻人失业”的看法正确，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前提下，“强制退休”也不会提高年轻人的就业率。
金美坤说，青年一代和企业应对老年人的教育或者素养提升给予更多关注。
拥有30多年中学教学经验的金老师，退休后在社区福利中心找到一份兼职教英语的工作，相对体面，轻松。今年80岁了，依然在岗。近年来，已出现更多拥有技能且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工作者。2011年至2021年，韩国老年工作者中拥有高中和大学学历者的比率都有较大增幅。
金老师对澎湃新闻说，收入肯定没有退休前多，但与其待在家里不如发挥余热。年纪越大越要让自己活跃起来，否则会衰老得更快，至少觉得自己还有价值。
但应聘社区兼职英语老师亦非易事。金老师一退休就向社区提交了申请，招聘启事没有写明年龄限制，而在实际招人过程中对年龄还是有顾虑，这成为老年人就业的一个障碍。“年龄和能力不是完全相关……以我的经验可以比许多年轻人教得更好。”她说。
2023年韩国统计局发布的一项老年人劳动参与情况调查显示，近年来，出生于“婴儿潮”一代的年长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她们的教育背景、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和社会地位，与过去截然不同，“这是一代人的根本变化”。
数据显示，韩国66岁以上女性高龄层（66岁至90岁）的就业率为27.4%（截至2021年）。仅从韩国国内来看，与男性相比（为44.1%），女性的就业率相对较低，但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女性高龄层的就业率也处于最高水平。
很大一部分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孩子养育者而被排除在国民养老金之外。在老年贫困中，女性老年贫困更为突出。
当地时间2019年9月20日，韩国首尔，首尔街头的老人。
更担忧子女无退休金可领
过去10年来，韩国媒体和舆论场中“养儿不能防老，韩国老人走上绝路”的案例和讨论屡见不鲜。对韩国老人自杀率在经合组织中居首的警报和反思也从未停歇。
十多年前，韩国主要报纸《东亚日报》（2013年）就在一篇社论中哀叹，“我们社会的家庭体系瓦解得太快，已经没法要求子女赡养他们年迈的父母了。”韩国最大的日报《朝鲜日报》刊文对很多父母拿出大笔积蓄给孩子买房，“彻底放弃（自己）未来的荒唐传统”进行抨击。家庭体系瓦解的话题也成为小说主题，《请照顾好妈妈》(Please Look After Mom)当年也是韩国最畅销的书之一。
老年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比例、子女向父母给予私人收入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韩国劳动研究院2019年出版的《韩国老年劳工与贫困》报告进一步发出警报。
但朴师傅一心想着能争取给子女一些补贴，他的一儿一女都已经工作。深夜，朴师傅接单不停，凌晨3点之后才得空在车里打个盹。他说，年轻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很不容易。
“经常有凌晨下班的孩子在车上睡着了，看着他们就想到自己的孩子，“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了，所以我开车能赚一点是一点，辛苦倒是没什么，真到了开不动的那天才是发愁的时候，”他说，“有能力的话还想让他们过得轻松一些。”
首尔国立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具仁会近日告诉澎湃新闻说，更重要的是，老年人现在活得更久了，而他们的子女数量却更少。现在年轻人在找到稳定工作和组建家庭方面面临困难。因此，子女支持的减少与高龄老年人贫困有关。
60年前，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育6个孩子。现在生育率已降至0.78，为全球最低水平，远低于人口稳定的更替率。
社会结构的瓦解速度太快，还没有系统性地应对办法。具仁会认为，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和经济支持减少是由经济社会和人口的结构性变化造成的。“我们能做的是用公共养老金福利取代传统的家庭支持，需要将大量资金转移到老年人身上。”
职工与养老金领取者比例的不断恶化正给养老金制度带来压力。英国《经济学人》5月刊文称，韩国养老金基金目前是世界第三大养老金基金，价值超过7300亿美元。但据政府估计，到2040年，该基金将停止增长。到2055年，它将是空的。
目前，韩国的公共养老金支出不到GDP的2%。有分析人士提出，今后应该逐渐将这一比例增加到GDP的10%来支付养老金福利。但问题是如何几代人如何就分配日益增加的养老金缴费负担达成共识，来推动养老金政策改革。
“最重要的改革应该集中在提高退休年龄和延长工作寿命上。”具仁会说，鉴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公民也应该为养老金贡献更多。
近年来，韩国国内不仅热议提高退休年龄，还一度讨论过取消退休年龄。2022年，韩国企划财政部发布的报告中明确“开展继续雇用老龄人员社会讨论”，在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的措施中，继续雇用高龄人员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其中包括推迟或取消退休年龄。但是这或将导致企业人工成本增加，青年一代担心就业岗位减少。
韩国共同民主党议员曾提及，针对养老金改革的讨论，意见征询对象大多为中老年人，而实际上真正面临年金枯竭危机的将是现在还未成年的青少年。“我们不能在年金改革问题上无所作为，把年金财政亏空的负担都转嫁给下一代。”
《东亚日报》5月初面向韩国十多岁青少年进行民调，他们纷纷表示：“不想听听承担国家年金‘炸弹’的我们是怎么说吗？”现年18岁的受访者金民载说：“担心年金枯竭而推迟改革或‘多领’都不符合常识。是不是因为即将领取年金的大人聚在一起，才得出了这种歪曲的结论呢？”
具仁会还提到了，改革可能会给低收入人群带来更多不利。他们可能比优势人群的寿命更短，并且由于健康状况较差而难以工作更长时间。因此，政府应该扩大其他社会安全网来支持贫困老人。
韩国国会养老金改革特别委员会今年4月对500名市民代表进行了问卷调查，两套改革方案中，方案1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该方案侧重于收入保障，将保险费从9%提高到13%，将收入替代率(养老金与终生收入的比率)从40%提高到50%。优点在于基金枯竭时间将从2055年推迟到2061年，但到2093年累计赤字将达到702万亿韩元，引发争议。方案2注重财务稳定性，更具有可持续性，将保费从9%提高到12%，并将替代率保持在当前水平(40%)。
80.4%的公民代表投票赞成将国民养老金强制缴费的最高年龄从59岁提高到64岁，同时大力支持成立一个机构来讨论公务员、军人和私人养老金改革、提高保险费率和在一段时间内冻结养老金等。
但像朴师傅这一代人对养老前景难抱乐观态度。民调机构“韩国Research”今年5月对1960年代出生（55至64周岁）的980人进行了线上调查，该年龄段的人群被称为“赡养父母的最后一代和无法被子女赡养的第一代”，在整体人口中占比16.4%（约为850万人），多于1955年至1963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710万人）。
6月3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群体中有三分之一认为自己将来会孤独而终。
朴师傅更担忧的是子女无退休金可领。
“没想过依靠子女或者国家来养老，只要干得动就继续干。” 他说。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韩承宙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