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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跨境谋杀”的印度与隐忍的西方:价值观与利益的选择题

2024-10-25 09:42 央视新闻  -  197079

印度与加拿大,这两个既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更没有世界领导权竞争的国家,却因2023年6月一名印裔加拿大人哈迪普·辛格·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的遇害案,出现了两国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2024年10月14日,加拿大警方公布了尼贾尔遇害案的调查结果,声称6名印度外交官涉嫌此案,两国外交危机随之再次升级。这6名印度驻加外交官被驱逐,印度外交部则再次否认加方指控,并下令加驻印的代理高级专员和其他5名外交官必须在10月19日之前离印。

印加外交危机的主要过程是什么?两国间的外交危机为何持续升级?其他西方国家的立场是什么?这是本文要分析的三个问题。

当地时间2018年2月23日,印度新德里,印度总理莫迪欢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视觉中国 资料图

 

加、印之间持续升级的外交危机和连年上涨的贸易额

2023年6月18日,时年45岁的印裔加拿大人、加境内锡克教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尼贾尔在温哥华一座锡克教寺庙外遭枪杀。当时,尼贾尔正在温哥华策划一场非官方的锡克教独立公投。尼贾尔20世纪90年代从印度移民至加拿大并获得加国籍,他主张位于印度北部、锡克教徒聚居的旁遮普邦独立。2020年,尼贾尔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分子”。在尼贾尔遇害前10天,即6月8日,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批评加拿大允许其境内锡克教徒开着展现1984年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P. Gandhi)遇刺场景的彩车游行。据美联社消息,在暗杀发生前,加拿大情报官员已警告尼贾尔,他将成为“雇佣兵”的暗杀目标。

尼贾尔被杀后,加方于2023年9月1日暂停与印度的双边贸易条约谈判,加拿大在案发近3个月后对印度采取了外交行动。此后,两国在外交领域的摩擦螺旋式上升。印度总理莫迪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2023年9月10日举行的印度G20峰会场边会晤中相互指控;9月15日,加拿大推迟了该国贸易代表团原定于当年10月的访印行程;9月18日,特鲁多在加拿大议会上指出,印度特工与尼贾尔遇害存在“可信指控”,并为此驱逐了一名印度驻加高级外交官。印度坚决否认加方指控,并驱逐一名在印加拿大高级外交官以示对等。尼贾尔案最终引发了印加之间的外交战。

此后,印加之间的外交战又蔓延至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印度京德勒西南钢铁公司(JSWSteel)开始放慢收购加拿大泰克资源有限公司(Teck Resources Limited)煤炭业务的进程。印度甚至一度暂停向加拿大国民发放新签证,并要求加拿大减少在印度的外交存在。加拿大也放缓了从印度进口扁豆。2023年10月,印度表示对除加拿大驻新德里21名外交官及其家属之外的其余所有外交人员单方面取消外交豁免权。加方则宣布将40余名外交官及其家属撤离印度。两国外交关系几乎自动降为临时代办级。加拿大驻班加罗尔、昌迪加尔和孟买总领馆已暂停线下办公,仅有驻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公署保持正常领事服务。尽管如此,特鲁多还是表示,加拿大不打算进一步恶化对印关系,愿意继续与印度进行负责任且具有建设性的接触。两国关系的下行势头暂时得以遏制。

然而,事隔一年后,两国外交危机再次升级。2024年10月14日,加拿大皇家骑警在记者会上公布了尼贾尔遇害案的调查结果。加外长乔利(Mélanie Joly)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拿大皇家骑警收集了充分、明确和具体的证据,确定了6人(均为印度驻加外交官员)为尼贾尔案的嫌疑人。”这6名印度驻加外交官被驱逐。印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了这些指控,“此次最新举措是在对方再次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断言之后做出的”,并下令加驻印的代理高级专员和其他5名外交官必须在10月19日之前离印。

特鲁多指出印度的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研究主任维娜·纳吉布拉(Vina Nadjibulla)认为,驱逐事件标志着“加拿大和印度之间持续一年多的外交紧张局势的严重升级”。

然而,两国经贸关系受此次外交危机的影响并不显著。双边货物贸易额从2019年的63.5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82.7亿美元。截至目前,2024年两国的贸易额已超过84亿美元。

当地时间2023年9月19日,印度新德里,一名男子走过加拿大高级专员公署。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妮·乔利2023年10月19日证实,加拿大政府已经从印度撤回41名外交官,原因是印方威胁取消他们的外交豁免权。视觉中国 资料图

 

印加外交战为何愈演愈烈:对对方核心利益的认知偏差

印加两国既不是邻国,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也都不是世界主要大国,没有全球性的结构矛盾。一起遇害案为什么会导致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引发此次外交危机的原因比较复杂,概而言之有三。

第一,浅层原因是选举因素。印度外交部指责特鲁多为了选举而借尼贾尔案大做文章。“2018年,他(特鲁多)为了争取选票访问印度,结果却令他尴尬不已。”言外之意,特鲁多政府在故技重施。由于加拿大众议院扮演“关键少数”角色的第三大反对党新民主党在9月终止与执政党签署的支援与信任协议,加拿大提前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最新民调显示,只有28%的选民支持特鲁多连任、26%的选民支持自由党。

印裔加拿大人对加拿大选举的影响不容忽视。目前加拿大总人口中约4%是印度裔;其中约一半为锡克教徒,为77万人。锡克教徒在加拿大政坛影响力很大,他们占据了下议院15个席位——超过4%,现任39名内阁成员中,锡克教人士占2席。而撤回对特鲁多所在的执政党自由党支持的新民主党党魁辛格(Jagmeet Singh)也是锡克教人士。哈德逊研究所印度事务主任阿潘娜•潘迪(Aparna Pande)表示:“在所有80年代锡克教徒流亡的国家中,加拿大是唯一一个人口规模足够影响国内政治选区的国家。”尼贾尔是加拿大锡克教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为尼贾尔案发声,有利于特鲁多争取加拿大锡克教徒的支持。

第二,深层原因是印加在锡克教问题上积怨已久。滑铁卢圣杰罗姆大学教授图希(Ryan Touhey)认为,印加之间的这场外交危机远超选举因素。笔者深以为然,印加在锡克教问题上的矛盾非一日之寒。1984年至1985年,印境内的锡克教极端势力与英迪拉·甘地政府的矛盾全面爆发,英迪拉·甘地总理被两名锡克教贴身警卫枪杀。在印度军队的镇压及印度教徒的疯狂报复下,印度境内的锡克教分裂势力从此一蹶不振。锡克教徒分裂,极端行动从印度境内转到境外。1985年6月,锡克教分离主义“卡利斯坦运动(Khalistan)”炸毁了一架由多伦多飞往新德里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机上329人全部遇难。这是锡克教徒迄今在印度境外制造的最严重命案,也是加拿大史上最严重的谋杀案。其中两名嫌疑人在加法庭被判无罪,加官方至今未把“卡利斯坦运动”列为“恐怖组织”,这令历届印度政府如鲠在喉。

政治强人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执政后,高度关注锡克教对印度构成的安全威胁,加大了对锡克教分裂分子的追捕力度。然而,在2018年特鲁多访印期间的晚宴上,加驻印使馆邀请一名曾试图刺杀印度前官员的锡克教极端分子参加,引起莫迪政府不满。2020年9月,特鲁多公开支持印境内有锡克教徒参加、反对莫迪政府农业法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2023年9月新德里G20峰会期间,莫迪向特鲁多表达了对加拿大境内锡克教分离主义活动的严重关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就多次指责加拿大对其境内的反印活动尤其是“锡克教极端主义”作为不够。加拿大则坚决反对印度对其指控。尼贾尔遇刺案最终引爆了印加在锡克教问题上的积怨。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印度总理莫迪。资料图

 

第三,根本原因是两国在核心利益认知上的重大分歧。印度是分裂势力的典型受害者。印度独立是《蒙巴顿方案》的产物,此方案导致印度一分为二。独立后,印度仍面临着各种独立或分裂势力的挑战。印度西北7个邦经常闹独立,境外存在不容忽视的锡克教分裂势力。印度虽然正在崛起,国家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但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仍受到威胁。因此,对以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锡克教徒问题,以人权、法治为由对其施压时,印度反应异常激烈。

加拿大自身虽然也存在魁北克闹独立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是一个已完成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等问题都不突出,很难体会印度对“卡利斯坦运动”的敏感性。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对本国在法治、人权等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引以为豪,潜意识里强迫他国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经验。同时,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如果不能保护好境内移民的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势必会减弱其对移民的吸引力,进而影响其长远发展。这同样也是加拿大的核心利益。特鲁多强调,“我们并不想挑衅或制造问题。但我们毫不含糊地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没有哪个国家,尤其是一个维护法治的民主国家,能够接受这种对其主权的根本性侵犯。”显然,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本国的举措可能触犯了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是两国外交危机持续发酵的根本原因。

面对印度的“跨国镇压”西方国家为何选择隐忍?

锡克教徒在印度境外遇害并非首次,加拿大不是第一个,更不可能是最后一个指控印度的国家。近年来,印度情报机构多次被西方媒体曝出在境外暗杀分离主义者和异见人士。2023年11月下旬,美国司法部宣布指控52岁的印度国民尼基尔·古普塔(Nikhil Gupta),理由是他联合一名印度政府雇员及其他人士,企图暗杀美国锡克教活动人士古尔帕特万·辛格·潘农(Gurpatwant Singh Pannun),但未获成功。印度也否认了该指控。同年,美国检察官表示,一名负责安全管理和情报的印度“高级官员”策划了一起未遂暗杀案,暗杀对象是一名纽约的锡克教分裂主义领袖。然而,该印度官员既没有被指控,也没有被公开点名。

面对西方国家的指控,苏杰生表示在境外暗杀分离主义者和异见人士并不是印度的政策。然而,印防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在2023年4月却表示,如若有人试图在印度实施恐怖行动,哪怕他们进入巴基斯坦,印度也会对其追杀到底。辛格的话令人更相信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指控而非苏杰生的外交辞令。

尼贾尔遭枪杀后,美英加澳等锡克教信徒较多的国家爆发了反印抗议。美国对加拿大对印度的指控表示“深切关切”,并鼓励印度配合调查。澳大利亚也表达了对印指控的担忧。英国时任外交大臣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表示,英国将“非常认真地倾听加拿大提出的严重问题”。特鲁多宣称,加拿大对印度的指控是基于“五眼联盟”的共享情报,而非加拿大一国的情报。美国驻加大使戴维·科恩(David Cohen)向加媒证实,加方的指控确实基于“五眼联盟”的共享情报。以人权捍卫者、民主旗手自居,以“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面对印度国内的人权状况及“跨国镇压”时,为何选择隐忍?

一言以蔽之,国家利益使然。俄乌冲突以来,印度一直没有追随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深知,对印度施压只会进一步加深印俄关系。在2023年的新德里G20峰会上,美西方国家在共同宣言中并未点名谴责俄罗斯,显然是为了“给印度面子”。避免在此问题上激化与印度的矛盾,进而破坏与印度的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这个更加宏大的全球性背景下,美西方国家更加需要印度支持。一旦中印俄三个最重要的新兴国家紧密合作,印太秩序乃至世界秩序将朝着对美西方国家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当美西方国家的“人权”、“民主”等次要利益面对国际秩序等更重要的利益时,就退居次席、不值一提了。

加拿大虽然在价值观上与美西方国家更接近,且一直是五眼联盟、G7、北约等西方阵营的成员国,但加拿大的国际地位在当前国际局势下与印度不可同日而语。当加拿大的西方盟友必须在现实政治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之间二选一时,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前者。面对印加之间愈演愈烈的外交危机,加拿大的西方盟友几乎没遇到选边站的难题。潘迪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与不和国家打交道方面有着独特的能力。”面对西方传统盟友在这场外交危机中的集体冷淡反应,特鲁多识相地回避了这些国家的选边站问题。莫迪政府在这场外交危机中表现得咄咄逼人,是因为它“拿捏”了美西方国家的软肋。

(郭兵云,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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