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像《乡村白人之怒》（White Rural Rage）这样标题的新书，一出版便在美国大卖并不出人意料。但在首都华盛顿1500多公里之外东北部的一家乡村农场里，助理教授尼古拉斯·雅各布斯（Nicholas F. Jacobs）仍然深感不安，他在过去10年多时间里一直和乡村居民打交道，对这种刻板印象嗤之以鼻久矣。
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王牌早间节目“早安乔”里，《乡村白人之怒》一书的两位作者将乡村白人描述为“这个国家最种族主义、最排外、最反移民、最反同性恋的地理人口群体……他们最有可能为暴力找借口或者辩护，认为暴力是和平、公共对话的可接受替代品”。该书很快在社交平台X上走热，还登上《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榜单。
雅各布斯清晰记得，那天早上他醒来时，堆积如山的信息和留言帖向他涌来，来自全美各地的农村组织者、社区活动人士和地方官员，每个人都对节目中针对他们所珍视并努力改善的社区发起如此严厉和伤害性的抨击深感痛苦。
2019年，雅各布斯和家人搬到以盛产蓝莓和马铃薯而闻名的农业州缅因的乡下，一边和妻子经营打理自家的春顺农场（Spring Soon），种植全有机蔬果，一边在该州知名的科尔比学院（Colby College）任教，通过采访、调研、整理数据——过去10年里收集了超2.5万名农村选民的访谈数据——研究美国乡村个体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加深对他们政治行为和态度的深入理解。历史上，这所私立文理学院可是全美第一所接受女性学生的男子学院。
基于2020年秋至2022年夏对1万名农村地区居民的民意调查，雅各布斯和科尔比学院资深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谢伊（Daniel M. Shea）去年底出版了《乡村选民：地方政治与美国的分裂》一书，力图“扩大这一边缘化农村选民群体的声音”，引发美国主流舆论的广泛关注。
“关于愤怒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发现过。”雅各布斯坚定认为。
尼古拉斯·雅各布斯（右）与科尔比学院资深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谢伊。
重大转变
“很多人仍然喜欢简单叙事——将乡村美国描绘成铁板一块的怒火和愤怒，而不是接触（乡村人群的）细微差别。”雅各布斯日前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批驳了对乡村白人选民“贬低性的政治成见”。
“愤怒乡村”的叙事早已不新鲜。2016年当美国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农村选民将当时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推上总统之位时，民主党人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他们对民主党如此不满。
一些自由派思想家反思称，民主党对农村选民的“本能性的居高临下”早在乔治·W·布什政府期间便不断升级，并在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那一年达到顶峰，她将特朗普的支持者斥为“一篮子可悲者”；奥巴⻢也未能“免俗”，2008年在⺠主党初选期间严重失⾔，宣称宾州乃⾄中⻄部的乡村⼩镇选⺠因为⼯作流失、经济衰退，所以开始产生“愤怒和痛苦”。“因为衰退，所以愤怒，进⽽转向极端右翼”成为了多年里主流讨论的出发点，也使当年被戏称为“铁锈带愤怒的代言者”万斯（J.D. Vance）所著的《乡下人的悲歌》迅速成为现象级畅销书，至今不衰。
但8年过去了，这样的叙事对于理解进而消解这一群体的“边缘感”和“忽略感”助益不大。
“农村和非农村选民的分裂已史无前例。”去年底，雅各布斯在合著新书《乡村选民》中的这一发现迅速引发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他们还提出“农村选民群体是眼下共和党‘联盟’中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超过黑人或年轻人群体之于民主党”，对这一“新政治身份”的讨论延续到今年仍在展开——在2024年，农村选民约占全体选民的20%。
美国人口普查局将农村定义为任何拥有少于2000个住房单元或人口少于5000人的地方。在全美各州，得克萨斯州农村人口最多，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排名第二。在《乡村选民》一书中，雅各布斯和他的研究伙伴用更精细的地理单位区分都市与乡村，将个人层面的数据与庞大的县级汇总数据集合起来，提供可追溯至1824年的选举和人口普查信息。
《乡村选民》力图扩大“边缘化农村选民群体的声音”。
根据该书分析，美国选民几代以来居住的地区，例如东北或西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定的政治倾向，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而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取向开始沿着城乡界线分裂。民主党政客过去常常将农村选民算作自己的“票仓”，但共和党在近期的选举周期中一直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农村选民——实际上是所有选民——主要关注当地问题，比如小企业的生存、医疗卫生资源的获取，以及对学校和教堂等社区机构的保护。”雅各布斯日前在专访中描述了他电脑里海量民调数据透露的“酝酿数十年的演变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最近几年，他们的研究团队发现，乡村人口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转向了更广泛的、国家层面的关注点。“农村选民现在越来越多地卷入国家政治斗争，他们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
2016年以一本研究保守派茶党支持者的《故土异客：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悼》而声名鹊起的社会学家亚莉·罗素·霍奇查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今年出版新书《偷来的骄傲：失落、羞耻与右翼崛起》，也将研究工作重点转向了文化认同对政治的塑造。对于阿巴拉契亚地区贫困的白人工人阶级而言，消失的煤炭行业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身份认同和自尊心的重要来源。
她在当地的调研中还发现，天然气和自动化技术兴起带来煤炭行业的衰落，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下降。失业导致大批人离开，而那些留在原地的男人感到羞耻，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些被认为是“女孩的工作”——比如端盘子或舀冰淇淋。
民主党政客过去常常将农村选民算作自己的“票仓”，但共和党在近期的选举周期中一直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
后院故事
雅各布斯认为，理解美国乡村经验的核心是自豪与怨气（resentment）的双重性。“农村选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这种生活方式植根于一种跨越阶级（贫富）界限的归属感和社群联系。”他说，“（美国农村）人们对政府官员和专家有着不可否认的不满，后者常常被视为脱离现实。这种怨气源于多年以来的被忽视或低人一等的感受，而经济停滞和文化边缘化则加剧了这种怨气。”
经济方面，雅各布斯的研究发现，虽然农村社区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应对失业问题，特别是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但过去几年，落后的感觉加剧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扰乱了本已脆弱的供应链，恶化了医疗卫生资源的可及性，并凸显了严重的不平等。生活成本上升、住房危机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在恶化。
不过，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近15年来，美国都市和乡村的失业率几乎同进退；而以收入低于贫穷线为标准，乡村贫穷十余年来情形并未变得更严重，反而是都市中这类家庭的占比节节攀升。
与经济状况密切交织的还有同样深刻的文化变化。“如果说10年前农村选民对实施变革的外来者只是持谨慎态度的话，那么如今这种警惕性已演变成对政府和专家，尤其是来自城市地区的政府和专家，更加根深蒂固的怀疑。”雅各布斯告诉记者，他亲眼目睹了专家居高临下的感觉——无论是在健康、气候还是教育问题上——是如何加深农村的怀疑情绪。
他讲了一个自家后院的故事——让缅因州中部正处于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污染日益加深的危机中。多年来，当地农民使用经过政府专家和监管机构批准的污水污泥作为“肥料”，后来人们发现污泥中含有危险水平的PFAS化学物质，现在已知是有毒的（研究表明，它们与人类的癌症、甲状腺功能紊乱、肝脏疾病等疾病有关）。卫生专家立即介入，要求关闭农场并发布有关污染风险的可怕警告。
“当然，健康问题是非常真实的……对于许多（并非全部）专家来说，解决方案似乎很明确：关闭农场，清理污染，然后生活继续。”雅各布斯说道，“但对于农民及其社区来说，其影响更具破坏性。关闭农场不仅仅意味着解决健康危机；这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破坏。这些农场代表了几代人的辛勤劳动、与土地的深厚联系以及缅因州农村的文化结构。”
雅各布斯和家人搬到以盛产蓝莓和马铃薯而闻名的农业州缅因的乡下，和妻子经营打理自家的春顺农场（Spring Soon），种植全有机蔬果。
在更广泛的领域——无论是公共卫生、环境保护还是经济复苏方面——雅各布斯看到了类似的模式：专家们往往怀着良好的意愿进入农村社区并提出解决方案，但他们往往只关注他们发现的问题，却没有意识到农村人口与其土地、工作和社区之间的更深层次的联系。
在政治倾向上，党派转向明显。雅各布斯说，历史上，农村选民可能更愿意在地方一级投票给民主党，但现在，他们在各方面都更加一致地与共和党“结盟”。这种转变不仅与政策偏好有关，而且关于身份（认同）。越来越多的农村选民将他们的政治选择视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捍卫，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正受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的威胁。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霍奇查尔德在新作中也有类似的观察，她书中的肯塔基州东部等地——这一唐纳德·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基地——曾经有强大的工会，工会不仅保护工人的权益，还将蓝领工人与民主党紧紧联系在一起。如今，美国私营部门中受工会代表的工人比例已不足7%。这种衰落也使得白人工人阶级与传统的民主党支持逐渐割裂。
“不少农村选民告诉我，他们不再觉得民主党有政治归属感，他们的认知里民主党更关注城市和沿海（城市）问题。”雅各布斯告诉记者说。
漫漫长路
即使基于大量调研数据，要替乡村群体发声也并非易事。
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阿灵顿的读者比尔·福加蒂在《华盛顿邮报》的读者留言中直言不讳地批评雅各布斯和谢伊撰写的评论“是在为农村选民开脱，并将责任推给其他人”。
这名读者针锋相对地表示，所谓这些农村居民是“摧毁当地工业的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只是粗略提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难以令人信服，因为该协定的历史和产生的影响远为复杂。而谴责“缺乏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的观点，甚至没有举出一个例子，也没有承认拜登政府过去几年推出政策的一点好处。
“我看到的并不是针对农村白人的愤怒和厌恶，而是对雅各布斯和谢伊轻易淡化的乡村愤怒的恐惧。我见过我所在社区教堂里的彩虹旗被拔掉；我见过有人因为害怕受到骚扰而不敢贴汽车贴纸。希瑟·海耶（Heather Hayer）在夏洛茨维尔被谋杀的片段在许多人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201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生的“白人至上”骚乱中驾车冲入人群事件——编者注）……”
读者留言里另一位在城市和乡村都有长期居住经验的评论者观点更为温和。在大都市洛杉矶生活了25年后，犹太裔美国人巴里·温德尔（Barry L. Wendell）在12年前“和丈夫搬到了西弗吉尼亚莫农加利亚县”，每个月他会独自走访300英里范围内的另一个小镇，“在很大程度上，我喜欢我遇到的小镇人和我去过的地方。通常独自旅行，而且年纪不小，人们不会立即将我视为犹太人或酷儿（区别对待）。”
“但我们州的政治很糟糕，即使莫农加利亚县是该州最自由的县。”他笔锋一转写道，“共和党占多数的立法机构没有处理撤资和去工业化等（经济）问题，而是专注于让跨性别青少年的生活变得艰难，担心移民问题，允许大学校园内持枪，同时取消西弗吉尼亚大学的世界语言系。”
越来越多的农村选民将他们的政治选择视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捍卫，他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正受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的威胁。
基于《乡村选民》一书中对1万名乡村居民的调查数据，雅各布斯和他的研究伙伴坚决反对“农村乌合之众”的提法，他们不是政治狂热分子，只有10%的农村居民表现出政治热情，但媒体往往会抬高煽动者的声音……除了在枪支问题上，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持有与全国其他地区一致的主流价值观和立场。
雅各布斯承认，像茶党这样的运动确实激起了政治热情，现在类似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但绝大多数农村选民更关心保护他们的社区，而不是参与暴力。他和研究团队仔细专门审视了这部分极端选民。
“他们在所有重要方面都有所不同：更容易相信阴谋论，更有可能持有种族主义信仰，不太可能考虑社区的福祉。他们是政治少数派，但受到广泛关注。”他告诉澎湃新闻，“这类人想要（深度）参与其中，引起轰动，告诉你如何投票。”
而有的媒体乐于放大这些声音，雅各布斯将这部分媒体描述为“无意促进理解，乐于从分歧中获利”、“故事越短，越好卖”，问题是“随着当地报纸和当地新闻台的衰落，他们越来越不身居他们试图报道的社区中”。
雅各布斯希望自己的书——植根于自己对与地方建立更深入联系的渴望——能在促进沟通和增进理解上发挥些许作用。
“自从出版我自己的书以来，我看到农村选民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要让城市和非乡村居民真正理解乡村身份（认同）的本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有些乐观……但只是有些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