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特朗普2.0时代的元年。
这一年，美国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撕裂景象。
对内，长期积累的治理困境被系统性放大：制度仍在运转，程序依旧推进，却难以凝聚共识、难以解决问题—— 国家治理能力处处受限。
对外，在多个外交与安全场合，美国所展现出的硬实力与行动效率，却反复提醒世人——一个尚未老去的“美利坚帝国”，依然傲视群雄。
2026年开年，美军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将这一反差骤然推至台前。
为何一个在国内治理上处处制肘的国家，却仍能在对外事务中频繁出手、迅速决断，甚至屡屡得手？
这一反差，并非偶然，也并非特朗普个人风格所能简单解释。
正如“岚目镜观”在开篇尝试以“赢学逻辑”重新理解“特朗普美国”一样，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已无法再用“自由与保守”“民粹与建制”这些传统政治标签加以概括。
行至2025年末2026年初，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越发清晰：美国的政治文明从来不是一个单一、连贯的政治实体，而是由两套同时存在、彼此张力巨大、却又长期纠缠的治理逻辑共同构成。
共和国与帝国：两个同时运行的美国
其中一套，是对内运行的共和国美国。它以宪法和民主政体为制度根基，以分权与法治为核心运作机制，强调民意合法性、程序正义与长期政治稳定。在这一逻辑下，政治冲突被视为常态，制度的功能在于将分歧转化为可管理的政治过程。在这里，合法性来源于过程本身——是否经由选举、是否遵循程序。
另一套，则是对外运行的美利坚帝国。它依托美国长期积累的经济、金融与军事硬实力，以对外干预、战略威慑与经济制裁为主要工具，更看重行动能力、协调效率与结果导向。在这一逻辑中，合法性并非来自程序与共识，而更多源于结果本身——是否足够强硬、是否足够有效、是否能够迅速兑现“胜利”。
用“共和国-帝国”的二元框架来理解美国，并非今日的历史发明。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建国者群体在试图构建一个以“人人生而平等”为理念的共和体制时，便已对帝国形态抱有复杂而并不掩饰的想象。
19世纪初，美国通过西进运动与“昭昭天命”（ Manifest Destiny）思想，从十三州殖民地完成了横跨两洋的大陆扩张；20世纪初完成工业革命、实现经济飞跃后，美国开始走向海外，对美洲国家实施门罗主义加以管控，并逐步获取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据点；而在二战后的八十年中，美国又在推动旧殖民帝国解体的同时，建立起一个以自身为核心、依托庞大盟友体系与全球军事存在的“非正式帝国”，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轮帝国扩张的过程中，美国国内并未放弃共和国框架下的政治实验。相反，美国始终在宪政体系内试图建设一个更加“自由、平等与繁荣”的社会。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维系这套并行的“共和国-帝国”结构，根本上仍依赖一套相对脆弱却基本有效的协调机制——通过制度程序、国会授权、官僚制衡与盟友协商，使美利坚帝国的对外力量在总体上仍受共和国美国的节制。
2025年的关键变化：协调机制的断裂
特朗普的历史角色，并不在于创造“两个美国”，而在于他在第一任期与第二任期中，系统性地拆解了这套原本就因政治极化与制度衰败而不断松动的协调机制。而2025年，正是这一进程完成关键变化的一年。
从形式上看，2025年的美国国内政治虽跌宕起伏、大事频发，却依然维持着共和国体制的完整制度外壳：选举依旧如期举行，三权分立的结构屡遭冲击，却仍伴随着国会的反复辩论与法院的裁决运转。然而，制度虽在，美国国内所面临的治理难题却愈发显得力不从心。
这一年中，共和国美国最为突出的特征，正是共识的持续缺失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明显不足。政治冲突走向常态化，政治妥协则日益稀缺。诸多迫切的社会经济问题——包括生活成本、医保福利、移民与社会安全——并未因2024年选举后的政党轮替而得到实质性缓解。
持续高企的通胀与社会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严重侵蚀了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民意基础。国会与白宫在此背景下的政策制定，也因此高度政治化并严重短期化。立法与行政工具不再以解决问题为首要目标，而更多服务于阵营动员与利益回馈；预算与税收政策亦逐渐脱离公共治理目标，成为选举周期中拉拢支持的工具。
即便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与医保补贴等传统上存在两党交叉共识的领域，当下这套美国制度也越来越难以完成最低限度的协调。纵观历史，共和国制度并不惧怕分歧，真正危险的是分歧失去被制度吸纳、转化与消化的能力。2025年的共和国美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危险区间：冲突不断生成，却只能在制度内反复空转，并不断磨损越发稀薄的共识基础。
对外“高效”：帝国的逻辑
与国内政治的低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对外事务中的权力集中与行事果断。2025年，美利坚帝国的运行逻辑不仅未因国内政治失序而削弱，反而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
无论是挥舞关税大棒、迫使多国重新与美国达成贸易与投资协定，还是在中东、伊朗周边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展示全球投送能力，美国对外方略都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决策与执行。
两个美国的迥然不同，表面上看似有悖直觉，实则符合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政治现象：当共和国的国内治理陷入困局，对外的帝国逻辑往往显得格外“高效”。
其原因并不复杂。对外行动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行政体系核心层级，决策链条短、制度摩擦少，更容易以“国家安全”为名绕开程序性约束；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基础逻辑，依然运行在一套高度依赖共识、充满否决点的宪政结构之中。
特朗普2.0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有“赢学与真人秀逻辑”的加持，复杂的国家问题被进一步简化为清晰、可传播的对抗叙述，外部世界也随之被重塑为服务于国内政治动员的素材库。在这一逻辑之中，美利坚帝国的对外行动已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或战略布局，而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向国内选民展示“行动力”与“强硬形象”的政治功能。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利坚帝国的效率，恰恰源自其逐步摆脱共和国美国的制度约束。这一悖论，构成了2025年美国政治最鲜明、也最危险的特征：共和国提供合法性，却难以提供效率；帝国提供效率，却不再受共和国节制。
权力集中：帝国逻辑向内渗透
回顾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具结构性意义的变化，在于美利坚帝国的运行逻辑开始反向侵蚀共和国美国的国内政治领域。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并非仅是特朗普个人威权风格的体现，更是共和国制度在长期极化与失灵之后的结构性结果。
随着政治极化与社会割裂不断加剧，立法机构因党派对立而长期低效甚至瘫痪；司法审查又因程序属性，天然滞后于现实政治行动。在此背景下，行政权力被反复召唤，用以填补制度运行中的权力真空。
特朗普在2025年所做的，是将这一趋势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并借助其政党魁首与政治运动领袖的双重身份，将权威高度集中于个人。行政命令与紧急状态授权被频繁使用，以绕开国会议事与官僚体系的制度约束。
这种操作方式，本就是美利坚帝国在对外行动中长期习以为常的治理手段。二战以来，美国总统多以国家安全为由，弱化并侵吞原属立法与司法的权力，美国国内政治也由此逐渐呈现出“帝国化”“元首化”的趋势。决策高度集中、程序保障弱化、强调忠诚与保密，这些权力结构特征在特朗普2.0时代被推至极致，却并未显著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反而进一步削弱了制度制衡。
国内政策：以公共信用换取政治忠诚
在国内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2025年的施政看似杂乱无章，实则遵循着一套高度一致的内在逻辑：以公共信用换取政治忠诚。
无论是力推落地的“大而美法案”，还是不断调整的移民与关税政策，其共同特征在于将财政、税收、政策稳定性与制度信任视为可被消耗的政治资源，通过政治分肥、利益回馈与惩罚异见，换取短期政治动员与政党利益。
可以说，特朗普2025年的国内施政，优先考虑的是如何服务自己的核心选民群体和共和党的政党利益，而非长期的国家利益与能力建设，造成了许多“利川（普）利党不利国”的政策现象。
这种短期利益导向，系统性地压缩了国家治理的时间维度。财政可持续性、社会保障、教育质量、基础科研、医保与公共健康和移民边境安全等长期议题被一再推迟与忽视。这一趋势，标志着共和国美国的内生性衰败：当政策制定不再是不同社会利益通过制度程序达成妥协的过程，而沦为巩固基本盘、惩罚对立阵营的工具时，共和国赖以维系的共识便难以为继。
宏观经济：表面韧性与深层脆弱
用一句话概括2025年美国的宏观经济表现，便是：表面韧性之下，结构性脆弱持续累积。
从宏观数据看，美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依然显得相对强劲。即便遭遇4月“解放日关税”的冲击，2025年全年GDP增长预估仍维持在约2.4%的水平，第三季度增速一度达到4.3%；失业率保持在4.6%的低位；资本市场表现亮眼，标普500等主要指数全年上涨约15%。相较于增长乏力的欧洲与日本，美国在主要西方经济体中依旧“一枝独秀”，并持续吸引全球资本流入，进一步巩固了美元与美国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
然而，这种经济韧性的来源，越来越不像是新增的发展能力，而更像是制度惯性与历史积累的持续消耗。美元体系的霸权地位叠加全球资本的避险需求，为美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缓冲空间，但这些优势并未被系统、有效地转化为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能力建设或治理结构的修复，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用于对冲内部失衡、延缓结构调整。
更为严峻的是，宏观层面的亮眼表现，正在与微观层面的生活压力形成日益危险的背离。生活成本问题在2025年上升为美国政坛中最核心的议题之一。数据显示，支撑经济增长的消费者支出中，接近一半来自资产排名前10%的高收入人群，占比达到历史高位；资本市场的繁荣并未显著改善中产阶级处境，反而伴随着家庭债务规模飙升至18.6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信用卡逾期率创下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区域发展分化持续扩大，硅谷、纽约等核心地区的平均收入已超过“锈带”城市三倍以上，且这一差距在过去五年中扩大了约40%。
宏观数据的乐观与微观体感的压力之间的脱节，正在侵蚀经济增长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共和国美国的经济基础尚在，但其所展现出的韧性，更多是在“吃老本”——依赖既有制度资本与美元体系的惯性支撑，而非来自治理能力与发展模式的再生产。
外交转向：美利坚帝国的回归
在外交领域，2025年的美国不仅进一步将对外关系“国内政治化”，更系统性地剥离了威尔逊式自由主义的价值包装，回归以实力、威慑与交易为核心的帝国政治。
特朗普政府加快了从多边机制与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抽身，削弱对国际组织的投入，并持续阻滞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转。在盟友体系上，美国明确强调安全与合作需要“明码标价”，即便是传统盟友，也需以市场准入、贸易让步换取安全保障。
更为关键的转变在于，特朗普2.0不再满足于以往通过盟友体系与经济文化输出所构建的“非正式帝国”，而是试图回归一个利益循环更为直接，甚至带有领土与政体控制意味的实体帝国。
2025年年末发布的特朗普政府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清晰阐述了美国对过去全球警察地位的摈弃，反而是要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到实现“美国的美洲”，实施有特朗普特色的门罗主义之上。近期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充分证明了他们有关购买格陵兰岛，收回巴拿马运河等论调绝非空谈。围绕西半球的战略收缩与聚焦，已成为这一外交转向的核心。
委内瑞拉：两个美国的脱钩时刻
特朗普政府发动军事行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显然是蓄谋已久。从表面上看，这一行动似乎并不符合特朗普及MAGA运动长期宣称的反干预、反“无休止战争”的立场；但若将其置于“赢学与真人秀逻辑”以及“帝国逻辑替代共和国决策”的分析框架之中，其内在逻辑反而高度自洽。
首先，从战略层面看，特朗普政府已明确提出将美国的战略重心收缩至西半球，重申并执行带有鲜明特朗普特色的门罗主义 —— “唐罗主义”。在这一背景下，清除被视为威胁美国核心利益的区域性异见政权，自然成为优先事项。对委内瑞拉动武，正是这一战略取向的直接体现——它既服务于“美国的美洲”，也符合特朗普政府对势力范围的重新界定。
其次，从政治计算看，委内瑞拉行动具备“低风险、高回报”的典型特征。双方在军事与经济实力上的悬殊，使得行动成本与失败风险相对可控；国内政治阻力有限，却能够迅速塑造强硬领导人形象，在短期内凝聚政治支持。更进一步而言，委内瑞拉所拥有的丰厚石油资源，也为高度重视现实利益与能源安全的特朗普政府提供了重要的回报缓冲，使这一行动在政治与经济层面都显得“划算”。
最后，从威慑与示范效应看，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显然还承载着敲山震虎的意味。通过展示动用硬实力的意愿与能力，特朗普政府向拉美地区乃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释放出清晰信号：美国依然愿意也有能力在其认定的核心势力范围内，直接采取行动。一方面，这是对长期以反美叙事作为重要政治动员工具的拉美左翼力量的警告；另一方面，也是在向全球其他国家重申，美洲依然是美国的“后院”，其地缘红线不容轻易触碰。
而回到共和国-帝国的二元框架之中，委内瑞拉案例的深层意义正在于：当共和国美国无法在国内政治中持续产出秩序与成果时，帝国逻辑便会被反复召唤，通过在境外制造“胜利”，为国内政治提供一种秩序正在恢复的幻觉。然而，这种通过对外行动制造的成就感，本质上更像是一种政治麻醉剂。短期内，它能够带来肾上腺素式的兴奋与动员；但从长期看，却难以掩盖国内治理机能持续衰退的现实。
2025所见：两个美国的共同困境
回顾2025年，尽管“两个美国”在不同逻辑下各自运行，但无论是对内的共和国美国，还是对外的帝国美国，都正在同时面对一系列难以回避的结构性困境。
首先，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首年的民意反馈再次证明，困扰过去多届美国政府的政治周期束缚依然强力存在。社会层面始终缺乏能够带领当下的共和国美国走出政治极化与社会割裂困境的共识性民意与稳定政治联盟。特朗普二进宫后的“蜜月期”并未持续太久，通胀压力与其他国内政治因素叠加，使其支持率持续下滑；而11月地方选举中出现的大范围“蓝调”，也进一步预示着共和党难以超脱政治钟摆效应，在今年中期选举后继续维持全面执政、形成华府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
因此，不少人曾预测的“2024年开启一轮共和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新政治周期”，恐怕仍难以真正落地。展望未来数年，美国政治大概率仍将深陷于高度极化的结构之中。因此，中期选举更像一次“结构压力测试”，而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校准。
其次，长期极化已使美国政治体系被系统性地锁定在短期思维之中。在这种结构下，政府难以制定并延续跨周期的长期政策，往往随着白宫与国会的更迭，在短短数年内出现外交战略、能源气候政策、社会文化议题南辕北辙的剧烈摆动。即便经历了特朗普二进宫的再次检验，这股颠覆性极强的政治力量，依然未能打破极化结构本身。
在这一现实之下，几乎很难想象美国政治能够通过某一方的压倒性选举胜利，顺利开启一个“政治新纪元”，实现制度意义上的“软着陆”。相反，社会撕裂在极化结构中被不断放大，最终演化为更深层次动荡的风险正在上升，共和国美国赖以维系的民主实验，其稳定性正面临不容忽视的考验。
另一方面，2025年美国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数据，与普通民众生活体验之间的微观感受，已出现接近危险程度的背离。这种脱节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而是开始触及发展模式本身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当体感经济与制度信任同时走弱，共和国的合法性供给就会变得更昂贵、更稀缺。
2026展望：分合中的美国与世界
换言之，2025年把一个结构性事实更清楚地摆上台面：共和国的治理产出在下降，帝国的行动冲动在上升，而二者之间的缓冲带在变薄。正因为如此，2026年不只是“下一年”，更可能是两个美国继续分岔、并外溢至世界秩序的关键档口。
2026年，既是美国国内举行中期选举、检验特朗普及共和党民意基础、测试共和国美国自我修正能力的重要关口，也是中美关系与全球格局可能出现关键转折的一年。围绕中美关系，存在多次高层互动与元首会晤的潜在窗口，其外溢影响远不止双边层面。
站在2025年的终点、2026年的起点回望，可以确认的一点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年，已经加速了“两个美国”之间缓冲机制的消退。共和国的制度程序愈发难以产出治理成果，而帝国逻辑则更频繁地被召唤，用以填补国内治理失灵所留下的真空。
回到本文的判断：当共和国失速，帝国就会被召唤——而问题在于，这种召唤正在变得更频繁、更顺手，也更难以回头。
因此，理解今天的美国，已不在于它声称相信什么价值，而在于：在具体的时间与议题上，究竟是哪一个美国在行动。
是那个仍在制度内博弈，试图通过妥协与法治来实施集体决策的共和国美国？
还是那个凭借实力、威慑与交易逻辑，愈发倾向于单边行动的美利坚帝国？
两个美国的分合变幻，将影响其自身政治演化，并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塑造世界秩序。
“岚目镜观”专栏由美国两位资深研究和观察人士——亚洲协会副会长、中国中心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钱镜，和亚洲协会中国中心研究员王浩岚——执笔，力图透视“特朗普2.0”背后的特征和逻辑，为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提供严肃、中立和着眼长远的分析框架和实证依据。专栏逢每月初推出，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