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18日，著名国际城市规划大师、墨睿设计事务所董事长刘太格于新加坡逝世，享年87岁。其创办的墨睿设计事务所已于当日发布讣告。
刘太格毕生致力于推动新加坡宜居建设，他与李光耀密切合作，实践“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的理念，被誉为“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
在中国，他参与了上海、天津、福州、厦门等数十个城市的规划，带来先进的设计理念。本期“华人故事”带您走近并缅怀这位规划界的泰斗级人物。
虎年出生 起名Tiger
留学时与傅雷结成忘年交
1938年，刘太格出生于马来亚柔佛州麻坡，其父刘抗是“南洋画派”先驱画家。“太格”这个名字，出自刘抗之手：因刘太格出生于虎年，父亲为他起名Tiger，音译为“太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刘太格随家人迁移至新加坡生活。少年时期，他接受华文教育，先后就读于三山小学和中正中学，深受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熏陶。
刘太格自幼跟随父亲学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父亲从不吝于对他的培养，创造条件让他接触各类艺术杰作，从而为其艺术审美与鉴赏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然而，刘太格并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在母亲的建议下，他选择攻读建筑设计，先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学习建筑设计，再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城市规划硕士。
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为搜集中国古建筑资料，刘太格得到父亲昔日同窗好友，中国翻译家、美术评论家傅雷的帮助，二人由此结为忘年之交。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傅雷致友人书信》里收录了10封1960年至1965年致刘抗的信件，其中6封谈及刘太格。
刘太格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忆述当年他与傅雷的交往。当时刘太格计划以中国传统建筑为题撰写毕业论文，却苦于缺乏相关资料，于是便请父亲刘抗联系傅雷代为寄书。
傅雷不仅寄来了《中国建筑》《北京古建筑》《徽州明代住宅》《苏州旧住宅》《装修集录》等书籍，还在信中主动分享了他本人对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见解与认识。
傅雷在信中提到中国传统建筑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以及在“生活中游戏”的理念。这些提点，对刘太格来说“影响重大，受益终身”。
1965年毕业后，刘太格受聘于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的建筑事务所。
留学美国归来
领导新加坡城市发展与规划
1969年，刘太格从美国返回新加坡，并加入建屋发展局，负责领导设计与研究部门。10年后，他出任建屋发展局局长兼总建筑师，以及市区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
2026年1月18日，新加坡总理黄循财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刘太格常说，要建设一座城市，必须具备人文家的心、科学家的脑和艺术家的眼。这样的理念贯穿他一生的工作。新加坡人民每天使用的建筑物、住宅和公共空间，都默默地见证着他的奉献和远见。”
新加坡独立后颁布法令，将国有土地的比例从30%提高至80%。刘太格曾对媒体表示，这一政策为他后续的城市规划“开了路”。
刘太格率先提出“卫星镇”规划方案，国民衣食住行的需求在5至10分钟路程即可满足，可以在社区内生活、学习、工作，并参与休闲活动。新加坡当年建了20多个“卫星镇”，超过50多万个组屋单位，80%的新加坡人入住组屋。
组屋并非福利屋，居住者必须出钱购买。刘太格认为，只有国民拥有自己的房子，才会真正在这片土地扎根；有了归属感，才会自觉守护自己的家园。
在当时的新加坡，政策强调住宅区须混合不同收入与种族居民，防止贫民窟出现，同时确保各族群和谐。刘太格也为文化保留不遗余力，保留了牛车水、小印度、甘榜格南、如切、加东等重要历史老区。
刘太格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新加坡政府最初并不支持保留那些年久失修、破旧的老房子。他与团队以发展旅游业的实际利益为切入点，说服了政府。
他解释说：“正如一个人若失去记忆，便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历史街区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无论剩下多少，都应尽力保护下来。”
在新加坡城市规划建设上，刘太格坦言留有遗憾。202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提到两点：一是在建屋发展局任职期间，未能为本地道路规划自行车道；二是当年没有妥善保留任何亚答屋区，导致后人无法通过今昔对比，亲身感受新加坡发展的迅速历程。
作为城市发展的推手，刘太格被誉为“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但他直言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这么说仿佛功劳全归我一人，其实是不正确的。新加坡城市发展的成功，须归功于建国初期李光耀领导的卓越团队。”
源于血脉的中国情缘
建筑理念在60多个城市开花结果
刘太格祖籍福建，母亲出生于福州。刘太格与福州的联系，不仅源于血脉与乡情，也在于他长期积极参与福州的城市规划，为其发展蓝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热情。
1986年，他担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时，受中国政府邀请协助福州编制老城区概念性总体规划，提出了“中心城的土地利用规划”和“中心与核心地带的详细规划”。
据《福州日报》报道，当时的刘太格认为一个现代化城市要有核心，周围为新镇，各镇相对自足、平衡发展。在城市交通方面，他提出3个道路网加3个环网的设想，主次分明、缓急合理，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20世纪90年代，刘太格又受邀参与并主导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总规划和第一航站楼的设计。他专门邀请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专家组成顾问团，又请来上海的机场顾问团队，以适配需求。
2016年，刘太格再次受聘帮助编制福州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对滨海新城的区位、定位、功能分区等进行拓展谋划。
刘太格认为，做城市规划要避免“千城一面”，中国许多城市有自然地貌的优势，也有人文历史的优势，这就是城市最大的特色。
从20世纪80年代参与福州的首份规划至今，刘太格的足迹已遍布中国60多个城市，完成了近百个规划项目。他曾以炒饭和西餐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两国城市规划大不同。
他说：“中国城市规划像是西餐式做法。一堆马铃薯、一堆菜、一堆肉，提倡的是功能分区。我的做法是炒饭，马铃薯、菜和肉都切小，我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饭，一个综合性功能的环境。”
1月18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发文悼念刘太格，形容他的离世是中新文化交流事业的巨大损失。
曹忠明表示，刘太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他是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和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的总设计师，曾担任文化中心执行理事会理事，深度参与过60多座中国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始终是中新关系友好发展的亲历者和践行者。
与刘太格共事多年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才强教授评价他，既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又怀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刘太格常强调，城市规划需要“人文心、科学脑、艺术眼”，并曾将这项工作比作与大地的对话，甚至形容为“像在谈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