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国家足球队总教练签名致谢。
与患者合影。
张德超，原籍湖北武汉，出身中医世家，先后在澳门、巴西、华盛顿、纽约等地行医，2000年起定居纽约，创办德誉堂诊所。因医术和医德高超而广为病人称颂。近年来积极探索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癌症，创造许多成功案例，受到业界关注。
我是武汉人，1956年生，家里七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十岁那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父亲是搞中医针灸的，是武昌中医院的首任院长。文革来了他就被“靠边站”了。好在他人品很好，所以没怎么挨批斗。但是他怕我们几个小孩子荒废学业，所以有空就教我们兄弟姐妹学中医。
我小时候好动，好奇心特别重，从小就喜欢在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站在旁边看，给他做小助手。他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喜欢把我当模特。那时候我最怕他把我屁股脱光了给学生演示找穴位。
当时家里有一本线装的《本草纲目》，我经常拿来翻看，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问父亲。七八岁的时候我也看《李时珍传》。平时我也经常跟着父亲上山去采药，学习识别各种草药。所以我对中医的兴趣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家和中医的渊源说起来话长。我们祖上在清代是开镖局的，祖辈们一边开镖局一边行医。我祖爷爷太爷爷都武功高强，江湖声望很高，一般张家的镖土匪是不敢抢的。小时候听家里老人讲怎么判断押运的东西是不是贵重，只要看挑担子的脚后跟的尘土 —— 如果尘土比较薄，那就是一般的货，如果担子看上去只是水果木材，但是那人鞋子上尘土比较重，那就表示他藏了比较贵重的东西在身上。当然开镖局单是武功高强也不行，一路上黑白两道也都要打点。
那时候他们身上带的都是短武器，像飞镖之类，里面有银粉，打出去，对方眼睛就盲了。我太爷爷有一个腰带，手编的，很宽，很长，缠好几圈，一旦缠到对方脖子上，就可以把人的脖子拉断，他用这个当武器，是他的一绝。后来到了清末民初，洋枪洋炮进来了，武功没用了，家里人就以行医为主了。
父亲是一个非常慈祥的医生，1958年就发明了我们中国的首台感应性针灸电疗机，这个是当时的国际水准，1959年还被列入国庆十周年献礼。这个机器就是利用电感应来进行针灸，对关节炎、瘫痪、肌肉萎缩、小儿麻痹症等等，都很有效。他用这个机器救了好几千人。当时瘫痪和小儿麻痹这些病很流行，每天医院里都有很多人，晚上到家里还要继续看，看到晚上11点。做到满头大汗，他从来没有怨言。有时候农村来的病人，父亲就把小孩子衣服也送给他们，那些病人也也经常送鸡和鸡蛋来感谢。
父亲教导我们，学医要有两个条件 —— 第一要有同情心，不能瞧不起人家；第二，要有灵气，一学就会，一看就懂。所以他在我身上下了很多功夫。他带我从小到大拜访了很多当地的名医，包括一帮穷朋友，很多人是采药的，还有一些卖蛇药的，抓癞蛤蟆提取蟾酥的。父亲非常尊重这些人。他向人家讨教的时候也带上我，让我做记录。所以在家传方面，他下了很多功夫，包括教我采药的规矩，不同的药材要在不同的季节采集，而且用多少采多少，不能浪费。
采药有很多学问，比如黄花地盯（蒲公英），根要越长越好，好的蒲公英，根在地下可以长三米多，往下钻得很深，所以好的蒲公英功效非常强。现在在纽约郊外也可以采一篮子。草本的东西受地理环境影响不大，但有些草药，比如马齿苋，纽约的马齿苋不酸，所以功效就不如国内的。马齿苋对于小孩子湿疹这样的病非常有效，内服一点点就可以解毒。草药的颜色也对应一定的功效，通俗的说法就是白走肺，红走心，绿走肝，黄走脾胃，黑走肾。
故乡求学
我小学读的是武昌四小，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学校，里面有很多以前所谓资本家的孩子。好在我们那个校长张岳云是全国有名的校长，在她的带领下，文革的时候学校一天课也没停。那时候我一边上学，一边跟着父亲学习看病，也经常下乡帮农民看病。
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去了湖北中医学院读大学。在中医学院学的东西就更广泛，生理解剖，动物实验，都要学。我毕业后跟着我的一个教授王振华在学院里做专家门诊。跟了三四年，后来又跟着学院里的孙国杰教授继续读研究生，学的是针药并用。
移居澳门
后来我1988年去了澳门，当时家里有亲戚在澳门。去了之后在一家医学检验中心做助理，那个中心的老板就是后来做澳门特首的崔世安，他是留美回去的医学博士。不到一年，我又跟着他去了澳门明爱（老人）中心，他们需要一个中医师，我在那干了五年。
民爱中心的老板是个神父，西班牙人。他喜欢骑摩托车，有一次出车祸，被撞断三根肋骨。他跑来找我，说知道中国的跌打很厉害，张医生，我来喝你的苦茶，我也不怕你针我。通常伤筋动骨100天，可是他一个月就好了，又可以骑车了。所以他很感激我，也很佩服中医的功效。
我的骨伤是跟金镇奇学的。他解放前是湖北精武门的掌门人，也是我爸的师弟。他没有子女，晚年得了癌症，我一直照顾他。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我老大刚出生。他临终前我去探望他。他有一个手抄本，上面记了他平生积累的一些秘方，他把这个本子给了我。还给了我两件宝贝，一个是一支桔红色的派克笔，还有就是一个他的图章。因为有些药是有毒的，必须医生盖章，药店才肯卖。如果他盖章，那就没问题。
后来在澳门我决定自己开业，要申请执照。那个被我医好的神父就帮我写推荐信，说“此人医术人品深得我们信赖。”就这样我开起了自己的诊所。一直开到澳门回归前夕。那些年遇到了各种病人 — 妇科，不孕症，肝炎，脱肛，糖尿病，自闭症，中风，等等。后来电视台也请我去做讲座，他们喊我“靓仔医生”。
当时还有位黑社会大佬，他们全家都找我看病。他的一个得力助手，因为家庭纠纷，太太跳楼。结果跳下去没死，可是头皮都划开了。住院后他们把我找了去。当时她的脉已经是游丝，快不行了，就是中医里的“雀啄脉”，意味着病人脾气已绝。当时医院里还在救治，我就偷偷给她喂汤药，用当年老师传的救命方，后来她居然康复了。
当时还有一个病例。有一个朋友，他爸爸中风，很严重，医院说不行了，拉回家，还能吃一点点东西，但是一周都不大便。后来他儿子就来找我，我给他开了一些泻药，“九制大黄”，帮他把肠液通一下。“九制大黄”泻药名声不好，但是救人有用。我本来要他慢慢用，结果他回家一次就给他爸全吃了，搞得满屋子都是粪便。但是他爸第二天就下床走路了，脑血管也好了。我第二天打电话问怎么样了，他说他爸已经上街喝茶去了。
远走巴西
在澳门开诊所开到1998年，本来家庭事业已经稳定下来。可是那一年，我太太跟我离婚。我们中学时就认识，后来结婚，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在澳门开诊所，病人看病抓药，总共也就几十块钱，所以医生赚不到多少钱。我很多时候也收得少。经济上有压力，两个人就时常争吵。
1999年初，我决定去巴西看看。我弟弟在圣保罗开中医诊所。到了巴西，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当地的华人打来的电话，说他一个日本同事，耳朵烂了，他跟那个日本人吹牛说我们中医能治。所以就从当地报纸上找到我弟弟诊所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办法应付？结果他那位同事来了，是个日本女的，一来就脱光衣服。搞得我一愣，这是要干吗？她说她以为要全身检查。我让她穿好衣服，发现她耳朵里面已经化脓，又痛又痒又涨。我就用火针帮她针一些穴位。当时就不痛不痒了。后来治疗了两次就痊愈了。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就来找我。那边有很多日裔移民，有个老太得了带状疱疹，我帮她医好，她带着自己种的菜来感谢我。球王贝利也来找过我和弟弟看病，因为我弟弟一个朋友跟贝利的妈妈碰巧很熟。
定居纽约
在巴西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时候还经常参加佛光山的义诊。后来那边经济下滑，我就想到来美国看看。其实早在1995年的时候，我就办了来美国的签证。我拿的是澳门护照。那时候在澳门看报纸，发现来美国玩一趟来回只要4000澳元，觉得很便宜，就申请了一个5年的签证。可是一直到后来去巴西，我都没用过这个签证。
在巴西的时候，发现美国签证快过期了，我就决定趁过期之前来美国看看。当时我有个在北京开会时认识的医生朋友，吴世华，甘肃人，他在首都华盛顿开业，省吃俭用给家乡捐钱一百万办小学。当时我就想到来美国找他。结果他建议我来美国后马上去考中医师执照，还给我联系了纽约的考点。
考完试我就决定留下来试试运气，在曼哈顿唐人街找了个诊所。诊所主人回国了，要我替他照看生意。当时我初来乍到，病人来诊所看病都是冲着之前的主人来的，没有人相信我。后来就只好慢慢地，一点点赢得他们的信任。
当时我每个周末也去华盛顿那边的一个诊所工作一两天。那段时间也遇到了很多印象深刻的病人，有国会议员，有大学老师，还有911中受伤的国防部雇员。那位国防部的病人在911中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当时的爆炸就在他办公室隔壁。所以经历了这种惊吓，他说自己有点灵魂出鞘。来看病经常嘀咕，我还活着吗？那位议员，当初就是他提出了有关中医针灸合法化的法律提案。
当时在华盛顿还为李连杰的一位师姐担任她的武术学院的医学顾问，给她的学生们看病，治疗各种跌打损伤。
癌症探索
纽约的诊所经历了几年的辛苦经营，一步步扩大，病人也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专注于中医理论和一些疑难杂症，尤其是癌症的研究。
2008年，我哥哥在武汉得了急病，脑溢血。我收到消息当天就买机票回了武汉。当时医院认为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是脑动脉瘤，做了开颅手术，可是已经没用了。我就给他配了中药，后来又活了一个月。他走的时候只有60岁。他是搞建筑设计的，是湖北艺术中心的总工程师，在自己的行业里很有建树。
从那之后我就越来越关注肿瘤和癌症的治疗。疗效就是我们中医的生命。我们接的病人往往都是人家看过不要的病人，西医没有办法了，才找到我们，所以我们看完也是挺自豪的，你们治不好的，我们就能治。比如乙肝，中医就可以根治，一边把肝的病毒赶走，一边恢复体质，肝脾同治。我们有病人经过治疗后再去检测，表面抗原为零。但他们（西医）老会说你这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后来成功的病例多了，他们也不再多说了，也许默认中医的疗效了。
前两年纽约中医界有三位同行离世，其中一位任医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得了肝硬化，我帮他用三甲散（龟甲、鳖甲、穿山甲）控制了八年，中间虽然有小的反复，但身体总体平安。后来他选择去放射治疗，结果巨咳不止，全身水泡，后来证实他得了罕见的放射病，全世界此前只有23例，他是第24例。临死前4个小时，他儿子打电话给我，我连夜过去，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早上4点钟走的。
事实上，全世界中医西医都有医疗事故，西医每年单是吃止痛药死的就有七八万，医疗事故死的40几万，但中药有几个扎针死的？中西医各有所长，一定要互补。西医主导了现代医学，但中国人的老祖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医中药，里面有很多瑰宝。中医的四大经典 —— 《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 、《神农本草经》，就是给了我们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但究竟如何运用这些中医典籍，使用各种经方，验方，偏方，都需要摸索实践。千方易得一效难求，看病容易辩证难，辩证容易加减难。中医的经验和精准取穴和用药都十分重要。
我这两年治愈了好几例癌症病人，都是西医已经无药可救了才找到我这里。其中一个7岁的小女孩，父母在云南丽江开客栈，结果这个独生女儿得了脑瘤，家里把钱都花光了给她治病。后来去了德州的安德森癌症中心，没有办法；又来了纽约的斯隆癌症中心，也是治不了。当时她脑子里的肿瘤已经有核桃那么大，全身瘫痪。后来有位在圣约翰医学院工作的牧师去探访她，就建议她来找我。那个孩子是坐着轮椅来的。我用我们自己开发的中药，给她吃了五个月，现在肿瘤已经完全消失了。给她做检测的癌症专家也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一位拉脱维亚的长期卧床的女癌症患者，她来住了一个月做当面治疗，后来就回家服用我寄给她的药丸，现在已经可以下地给三个孩子做饭了。我们是依据中医和道家的理论，“扶正固本”，根据五行来配药，对癌症“围剿”，用的药成份里面没有一味是有毒的。治疗过程中病人可以随时通过西医检测来监控病情。我们失败的例子也有，手上在治的也有十几例。病人在选择西医治疗的同时，或者西医已经无效的情况下，就可以尝试中医中药。只要是看得见的实体瘤 —— 肝癌，肺癌，胃癌，淋巴癌，胰腺癌，乳癌，都可以尝试。
中医一定要流传下去，向全世界推广；中西医要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单独强调哪一个都是不对的。我去年在罗马举办的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年会上宣读了我的论文《中医里的抗癌密码》，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中医作为我们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和一门科学，我们有责任对它进行更好的研究和推广，把它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