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事件4年前震惊韩国社会，两名主犯获刑入狱，但数字性犯罪并未偃旗息鼓，还有其他“恶魔”在人间。近日，韩国首尔大学爆发了“N号房”事件，犯罪嫌疑人制作上千份色情照片和视频，通过社交软件Telegram进行私密传播，与N号房的作案手法类似，目前已知的受害女性达61人，包括首尔大学学生和未成年人。
韩国《朝鲜日报》消息称，5月24日，韩国检察总长李元锡指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彻查首尔大学“N号房”事件，并严惩罪犯。“本案涉及多名犯罪嫌疑人，针对熟人，长期系统、蓄意地合成、制作、传播虚假视频，给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社会痛苦以及伤害。”
5名团伙作案嫌疑人已经被捕，其中2名主犯是首尔大学的毕业生，3年多来，他们盗用女性同学、熟人的照片，用“深度伪造”技术换脸合成色情制品，在Telegram上建立数十个网络聊天室进行传播。他们还将合成的淫秽制品直接发送给受害者进行“凌辱”。
正如当年最早发现并揭发“N号房”事件的两名大学生所言，大家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事实，也是程度最轻的那一部分。数字化性犯罪并不罕见，不同形式的“N号房”或许就在身边。尽管韩国近年来修改法律、加大对数字性犯罪的打击力度，并采取措施援助受害者，但是网络上的性犯罪仍然猖獗，与此同时反抗性暴力、性剥削的力量也在持续生长。
隐秘传播AI换脸的色情制品
时间追溯到2021年7月，首尔大学毕业生朴某和该大学研究生在读的姜某在网络上结识，合作利用技术手段制作并传播色情制品。而当时“N号房”事件已对韩国社会造成巨大震动，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在当年6月对“N号房”主犯赵主彬二审判处有期徒刑42年。
当地时间2020年3月25日，韩国首尔，韩国“N号房”主犯赵主彬（中）离开警察局，将被移交检方作进一步调查。视觉中国 资料图
据韩媒报道，朴某主要利用在首尔大学就读期间认识的校友，将她们的社交账号头像和照片合成制作色情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在Telegram的聊天室传播。警方称，朴某共参与制作、传播1852份非法照片和视频，其中大部分视频由姜某制作，作案时姜某还是首尔大学在校学生，他通过深度伪造技术（Deepfake人工智能换脸工具），将一些女性校友和熟人的毕业照和社交账号照片与其他色情内容合成，然后把合成制品和受害者信息一并提供给朴某。
实际上，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合成非法色情制品的案件在全球多地出现，其中最轰动的是美国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今年1月遭AI换脸，犯罪分子制作出了深度伪造合成的色情图片，其在社交平台X上被浏览超过4700万次。美国白宫发言人对此表示， “非常令人担忧”，敦促美国国会就此问题立法。
而此案中另一个焦点是朴某和姜某同属首尔大学毕业生，但办案警察称此为“巧合”，他们过去在线下并不认识，嫌疑人也不只邀请首尔大学的学生进入Telegram私密聊天室。操作手法是先单独向目标人群发送“链接”，邀请他们进入聊天室，然后再匿名交换非法合成内容。
警方淡化了此案与首尔大学的关系，但是校方采取了行动。5月22日首尔大学召开首次数字性犯罪特别工作组会议后，决定成立“性暴力受害者举报中心”，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依据韩国《性暴力惩罚法》，朴某（40岁）和姜某（31岁）先后于4月和5月被逮捕。此外，警方还逮捕了另外3名嫌疑人，均以熟人为对象制作和散布非法合成物。他们在Telegram平台上开设了200多个房间，最多时每个房间约有50名用户。一名警察说，“包括朴某在内的主要犯罪分子并没有从非法制品中获利，犯罪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非盈利。”
在过去几年里，该犯罪团伙不仅制作和传播非法色情制品，还将一些内容发送给受害者本人。部分受害者曾向首尔多个地区的警察局以及世宗警察局报案，由于Telegram平台的高度匿名性和附有的“信息自动销毁程序”，警方难以追踪嫌疑人，多次立案后中途停止调查或草草结案。
受害人没有就此放弃，她们指认出拥有共同联系方式的校友F，分别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和首尔高等检察厅提出上诉，但被驳回。此后，她们又向首尔高等法院提出诉状，法院于去年11月将F送审，再次启动了该案的调查。
去年 12 月，在韩国国家调查局的要求下，首尔警察厅网络调查科就此案展开调查，调查过程中得到了民间组织“追踪团·火花”的关键性助力，此前协助警方侦破“N号房”案件的正是该组织成员。
《首尔新闻》在报道中披露了“追踪团·火花”成员袁恩智（音）在该案件调查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袁恩智在此前调查“N号房”的过程中，对数字性犯罪的运作方式有所了解，她收到了首尔大学“N号房”受害者的求救，于是决定再次卧底，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与朴某建立联系。近期，她在线发布了万字长文，披露自己伪装成爱好色情内容的30多岁男性网民，并声称其妻子是一名貌美的首尔大学毕业生来作为诱饵。朴某慢慢上钩，并向袁恩智索要其所谓妻子的内衣；此后，经过多次线下“交易”，4月初警方终于成功对朴某实施了抓捕。
朴某等人被捕，并不意味着首尔大学 “N号房”事件的结束，就如2018年Telegram出现8个聊天室（即“N号房”）之后，多名运营者相继退出后又有新人接盘，数字性犯罪之野火灭不尽。
“N号房”之后“网络地狱”依然存在
当年“N号房”事件曝光后，韩国导演崔镇成（音）以真实事件为依托执导了纪录片《网络地狱：N 号房现形记》，给韩国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让“N号房”的余波再度震荡。崔镇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想要通过这部作品对犯罪分子说“你们一定会被抓住”。
自“N号房”后，韩国政界、法界、文化界以及民间都对数字性犯罪有了基本的认知，并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除了对罪犯的实质性惩罚外，韩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N号房”相关的法律法规。韩国最高检察院发布了“数字性犯罪案件处理标准”，正式定义了“性剥削视频”，并制定了针对性剥削视频拍摄者的起诉标准。2021年，韩国国会还通过了《Telegram “N号房”事件防治法》，包括将未成年性自主决定权从13周岁提高到16周岁等内容。
去年3月，韩国首尔市政府宣布引入AI技术来监控数字性犯罪。“首尔数字性犯罪安心支援中心”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交平台上实行24小时实时监视，自动找出与受害者相关的性犯罪视频，及时删除视频，防止视频再次流传。以往，工作人员仅凭肉眼识别受害者的面孔和特点来寻找相关视频，在引进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后，可综合分析音频、视频以及文字信息。
多管齐下后，韩国民间防范数字性犯罪的意识提升，但犯罪案件仍屡见不鲜。根据韩国警察厅统计，2022年数字性犯罪案件有3201起，2023年为2314起。2022年，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逮捕了一名20多岁的韩国籍男子，此人从2020年起，威胁9名未成年人拍摄1200多条（张）性剥削视频和照片，并在社交网络上传播，此事件被韩媒称做“第二N号房”事件。
有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出警告称，“N号房”代表一种新颖且特别恶劣的数字性犯罪模式，它是更广泛趋势的一环，亟待韩国和其他国家作出全面应对。各国政府应当审慎改革刑事法律以保护女性免于暴力威胁。
对于受害者来说，反抗数字性暴力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从“N号房”等一系列案件可见，罪犯习惯利用现有的非法视频内容威胁受害者，迫使她们协助制作更多内容。受害者要想删除网络上秘密流传的非法色情制品，除非与作案者达成协议，否则只能寄托于科技公司的介入。
国际特赦组织韩国分支组织的总监尹芝玹指出，向网络平台提交删除申请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她们必须反复搜索和收集那些关于自己受害的内容。即使用户最终成功提交申诉，仍然面临难以与科技企业沟通的问题。比如受害者罗贤珍曾经就向谷歌提交申诉，请求删除性暴力内容，但是一年多才等到处理结果。她说，“罪犯很容易就上传一段视频，但我们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删除。”
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作为互联网审查机构，从2019年至2023年共审查了180000起数字性犯罪案件，其中非法拍摄的性行为和性剥削影像占91.1%，但经过审议，只有0.3%的相关内容最终被清除。
韩国监测和报告网络性虐待的组织 "Project ReSET "的活动家对媒体说，法律和制度需要改进，以更具体地应对数字性犯罪。目前依然存在一些漏洞，例如在不知道受害者身份和下落的情况下，传播性剥削内容被视为单纯的色情制品，而不是性犯罪。另外，这种犯罪的盛行往往还归因于韩国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低下地位和该国科技的迅猛发展。如果女性能够更多发声，如果她们的权益可以得到改善，就有可能降低犯罪率。
正如《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后记中所写的那样，“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社会性’的，或应该这么说，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