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日前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显示，在国际科学项目中担任领导角色的中国科学家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目前，中国科学家领导着与英国合作的一半以上的项目。预计未来几年内，中国科学家还将在与欧洲和美国的合作中领导同样数量的研究项目。
为了解科学领导力的变化趋势，研究人员分析了近600万篇科学论文的作者信息。他们首先对论文中的“作者贡献”声明进行了分析，这类声明描述了每位作者的角色。论文通讯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James Evans指出，当“作者贡献”声明缺失时，团队会借助一个模型预测领导角色。其判断依据包括作者经验、引文历史及其他研究人员从作者过往工作中获得的帮助。
该研究将构思、设计并指导项目或提供指导的研究人员归为“领导者”，将大一学生、提供技术支持及在指导下进行实验的人员视为“参与者”。
在此基础上，Evans和同事设计了两个参数，用于评估双边合作中科学领导力的变化——“领导份额”指某一特定国家在合作项目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领导溢价”则指论文中领导者与参与者的比例。
研究发现，在中美合作项目中，中国的“领导份额”从2010年的30%上升至2023年的45%。但Evans指出，中国的“领导溢价”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在许多中美合作项目中，中国科学家仍扮演“参与者”角色；而在与英国和欧洲团队的合作中，中国科学家更有可能领导研究项目。
研究显示，2019年，中国与英国的“领导份额”已持平；预计到2027年，中国与欧洲的“领导份额”将达到同等水平；2027年至2028年，中国与美国的“领导份额”也将趋于平衡。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能源等关键技术领域，中国的领导力仍相对滞后，预计到2030年才能赶上美国。
Evans说，这些发现颠覆了一种假设，即美国可以通过不与中国科学家合作而将中国排除在全球科学大门之外。模拟结果显示，“美国若停止在太空、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领域与中国合作，将付出高昂代价”。中美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将比单独开展研究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Marina Zhang指出，该研究模型依赖期刊的“作者贡献”声明界定领导力，但这类声明可能受文化差异或学科惯例影响。例如，某些文化或学科更强调集体贡献。她补充说，研究数据仅聚焦双边合作，而没有分析多边团队中的领导力动态。
对此，Evans回应称，该模型并非仅依据“作者贡献”声明判断领导地位。他说，研究团队也对多边团队进行了分析，只是相关研究成果尚未发表，但结论是相似的。
作者还指出，在与全球研究体系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合作中，中国已确立了领导地位。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73/pnas.241489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