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文化更强大？谁的道德标准更正确？谁的价值观体系更好？”近日，俄罗斯著名学者伊万·季莫费耶夫在其文章中提出一系列问题。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准不应只关乎物质能力，拥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同样也是其显著特点。季莫费耶夫长期担任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并于今年当选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RIAC)总干事，此前他已担任12年该理事会的项目主任。季莫费耶夫近日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表示，比起美国习惯于将世界划分成不同阵营、将中国视为其世界观的对手，中国更倾向于创造多赢的国际规则，分析西方思想遗产并采纳其中适合自己的内容。
●中国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思想遗产表现出的接受能力和同理心，以及中国对协调不同概念的希冀，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体现之一。
●俄乌冲突是由冷战结束以来不断积累的一整套复杂矛盾造成的，是长期未能解决的欧洲—大西洋安全问题的体现之一。中国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非常及时且有建设性。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作为保障，那么它的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为此，中国提出了以多赢为结果的世界观。
美国将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中国提出多赢的选择
环球时报：您近日在《政治哲学：一个超级大国的特征》一文中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将巨大的物质能力和自己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美国和中国。”我们能否理解，在您看来，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能将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在一起的国家？
季莫费耶夫：美国和中国无疑是当今“硬实力”和“软实力”潜力最大的国家。尽管人们对这些概念的内涵还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中美两国除了拥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强的物质能力外，还向世界提出了各自的发展观点，而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自国家的经验、政治文化以及对当代国际关系主要挑战的看法所决定的。
环球时报：中美两个大国间政治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什么？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哲学会产生冲突吗？
季莫费耶夫：我认为主要区别在于，美国的政治哲学将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这种划分的标准之一是将国家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并将所谓的“民主国家阵营”和“专制国家阵营”区分开来。而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将世界视为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各个相互联系的国家组成。中国的政治哲学不试图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而是提出一种可以带来多赢的学说。这种“赢”可能是不均衡的，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因为每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都有自己的机会。但中国并不是要表示世界是由中国和其他国家组成的，而是要表明所有国家都共处一个世界。
第二个重要区别是，美国将中国视为世界观的对手，视为所谓“专制国家”，视为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视为需要改进、需要通过考试、需要达到美国标准的国家。但中国对美国并不是这样的：它将美国视为一个伟大且平等的伙伴，它肯定美国取得的重大成就，愿意与美国接触，但并不认为美国的经验必须成为普世框架。
西方国家抹黑“一带一路”倡议暴露其思维惯性
环球时报：正如您所说，中国在现代世界中崛起，它的思想和理念经过了实践检验。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中国也遵循着自己的哲学——反对零和博弈、愿意借鉴西方经验，并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从理论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对其他西方学说的创造性借鉴？
季莫费耶夫：我认为中国的经验非常有趣，主要是因为中国并不寻求粉碎或推翻西方的政治理论。中国并不试图证明西方有不好的理论，中国有好的理论。中国试图分析西方的思想遗产，采纳它认为适合自己的东西。
这里我们所说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中国已经很好地、创造性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如果我们看看其他理论，也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经验。比如对于西方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并没有反驳它，而是试图从自己的角度与之合作。我们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概念，比如道德现实主义，中国试图将现实主义纳入不同的轨道，赋予它不同的声音。我认为，作为一种“哲学的哲学”，这种方法值得高度重视。
中国对包括西方在内的外国思想遗产表现出巨大的接受能力和同理心。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人，将看待中国的观点简化为“专制对抗民主”，而中国没有这样做，中国试图找到西方思想遗产的用武之地，同时将其与自己的文明遗产相结合。中华文化是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国有着丰富的国家建设经验，中美两国的国家建设经历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在我看来，中国的这种接受能力和同理心，以及中国对协调不同概念的希冀，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体现之一。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现代化经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巨大飞跃，中国能够解决十几亿人的衣食住行问题。这种经验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国可以将自己的现代化经验传到国外，并说：“看，如果我们成功了，你们也可以成功。即使你们是一个正在经历问题的贫穷国家，也可以看看我们，我们在50到70年前才经历过最严重的国家问题。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在某些领域我们或许可以帮助到你们。”
环球时报：今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您如何评价这个倡议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的贡献？
季莫费耶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似乎是全球层面的一个重要理念。我们知道，在这一项目框架内，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欧亚大陆陆路通道的现代化实现了进步。当然，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朝着建设性的方向进行的。它们的目标是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发展、创造，而不是破坏。这是一个建设性的项目，这一事实本身就赋予了它巨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西方是如何试图将“一带一路”定位为某种可以让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上占据“霸权地位”的项目。换句话说，某些西方国家是在按照自己的习惯来衡量“一带一路”。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许多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示欢迎，并参与了这一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项目为加强欧洲与中国的互联互通作出了巨大努力。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是政治关系恶化时的“安全网”
环球时报：目前，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劝和促谈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非洲国家也派出代表团到乌克兰与俄罗斯斡旋，倾听双方的诉求。您认为最终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和冲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季莫费耶夫：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俄乌冲突是由冷战结束以来不断积累的一整套复杂矛盾造成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欧洲—大西洋安全问题的体现之一。因此，要长期解决冲突，还必须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欧洲大陆的参与者和主要角色在多大程度上为建立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新安全架构做好了准备。
我们俄罗斯人赞赏中国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这几条和平主张非常及时，也很有建设性。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如果美国不摒弃“战略遏制”思维，大国想真正和平相处是否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季莫费耶夫：我们已经提到，美国政治哲学的要素之一是将现代世界划分为所谓“民主阵营”和“专制阵营”。我们看到了美国遏制俄罗斯、与中国竞争和遏制中国的态度。不幸的是，遏制和冲突总是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出现。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际关系是无政府性的，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无政府状态能否得到控制。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恐怕难以摆脱竞争，在某些地方甚至难以摆脱国际关系中的对抗。
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在人与人的沟通、教育交流、商业联系方面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所有这些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关系网，在政治关系恶化时可以起到“安全网”的作用，时间将证明这道“安全网”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现实主义只是外交政策的“最低纲领”，我们还需要更多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迟早会显现出其合法性的极限。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奉行实用主义政策实现对潜在地区的统治，但只靠武力和金钱并不会有稳固的统治基础”。这让一些中国读者联想到，美国这些年在一些国家或使用武力颠覆政权，或搞“颜色革命”破坏社会稳定，最后反而给这些国家留下烂摊子。美国在实用主义和政治哲学的融合方面，出了哪些问题？
季莫费耶夫：实用主义是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必然属性，现实主义原则是外交政策的“最低纲领”。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作为保障，那么它的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然而，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个国家还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如何实现公正的世界秩序？如何确保国家间的竞争保持建设性，并确保竞争不会导致某些国家获益过多而另一些国家遭受灾难？如何避免极端与零和博弈？想回答这些问题，现实主义已不再够用，我们还需要更多东西。
美国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观，即以美国的内部结构和世界秩序模式为中心、走向市场的民主化。中国则提出了不同的世界观——以多赢为结果的国际关系。如今，俄罗斯也在发展自己的政治哲学，将世界秩序视为不同极点的平等合作，不同文明应该并且能够独立决定哪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最适合它们。
环球时报：您最近提醒说，美国和中国也有可能面临苏联曾面临的“理论与现实状况脱节”的情况。可否请您具体谈谈苏联当年的经验教训？
季莫费耶夫：苏联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曾经赢得全球数亿人思想的理论逐渐与苏联的现实生活脱节，这是导致苏联解体以及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经历最深刻危机的原因之一。
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任何社会体系都可能面临与现实脱节的威胁。与此同时，接受现实并找到力量使理论适应新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不幸的是，我们经常看到某些国家无视现实，隐藏或保留自己的惯用伎俩。认识新现实的勇气以及这种勇气的必要性都是我们从苏联经验中吸取的主要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