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当最初有发热、咳嗽和胸痛症状的患者出现在和睦家医院急诊室时，这家北京当时最大的民营医院的医生们对如何应对这种神秘疾病一无所知。他们向中国政府以及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求助。官方最终将这种疾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17年后的2020年，中国再次成为一场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
和睦家医院首席执行官李碧菁(Roberta Lipson)说：“就建立预防系统和提高公共卫生意识方面而言，SARS是对政府和公众的一次警醒。”这促进了中国公立医院的巨大进步，公共卫生数据透明度也大幅提高。“新冠肺炎来袭时，政府一开始就为我们提供了出色的指导。”
应对新冠肺炎的暴发是中国从SARS中吸取教训的典型例子。尽管出现了最初的否认，但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建立隔离区，控制病毒的传播。当局不计成本地建造护理设施。众所周知，在10天内建成了一座有1000张床位的医院。
中国在医疗领域变化巨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出现爆炸性增长，税收增加使国库充盈，从SARS暴发的2003年至2018年，中国公共部门的医疗保健支出增长了近14倍。政府还能为国民提供全民医疗保险。2009年开始的一项持续6年、耗资8500亿元的计划，最终为中国公民提供将近100%的医疗保险。世卫组织与世界银行2019年3月联合发布的报告《健康中国：深化中国的医疗改革》称赞了这一成就。
效益逐渐扩大，卫生服务的使用增加了，而造成“低收入人群贫困的主要原因”——医疗自付费用下降了。截至2018年，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为77岁，从1960年以来增长了34岁。根据上述报告，富裕国家花了中国两倍的时间才实现公共卫生保健方面里程碑式的成就。
不过，该报告也发现，中国医疗保健体系过于“以医院为中心，分散且追求数量”。患者不爱去普通医生的诊所就诊，即使是常见的感冒、胃痛或头痛，也要去大医院寻求专科治疗。各医院的负担不成比例，8%的医疗系统要应付全国超过一半的患者。
中国没有足够的医生，平均每1000人有1.8名“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一数字低于美国的2.4名、英国的2.8名、日本的2.4名和新加坡的2.3名。艾意凯咨询(L.E.K.)合伙人海伦·陈说：“中国缺乏基于社区的初级医疗服务。现在，中国政府正设法改变这种状况，比如要求大型医院的医生轮换到较小的医院和诊所，帮助农村医生提高水平，使医疗资源分布更均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