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中国人对气候变化认识转折之年

2021年7月21日一大早，刚从睡梦中醒来的陈思敏看到在郑州做社工的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
“（郑州）儿童福利院危急，我们被洪水困在里头，请求援助。”
陈思敏看到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假新闻：“郑州怎么会有水灾？”
上网看了新闻后，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郑州社工朋友说的“我们”包括了被洪水围困的近千名儿童和教职员工。倘若断水断电，没有粮食，这么多人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曾经参与过救灾的陈思敏马上开始了行动。“当时我想到马上能做的是在后方募资，然后去买救灾物品。”她说。
对于1989年出生的陈思敏来说，十年前走出大学校园时她遭遇的全国范围的严重雾霾仍记忆犹新，在30岁刚出头的当下，她又体会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冲击。
2021年的郑州极端降雨事件，是成千上万中国人认识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曾经略显陌生的名词现在正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
很有可能，世界将在陈思敏40岁左右（2030年）跨过升温1.5摄氏度的临界点。科学家表示，这意味着更严重的极端高温和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会更频繁地发生，这将影响甚至威胁到这个星球上所有人的生活。
站在2021年的这个节点上，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于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有多少认知？作为在接下来30年中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双碳承诺的“中坚一代”，这一代中国青年对于自己的气候使命又有怎样的思考？
近日，在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召开期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几位在不同时间段经历、认识、并投身于气候变化应对行动的中国青年，试图为这些重要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一个简单而清楚的事实是，这一代青年或将是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人群。而这一代和未来中国人的回应与行动将直接决定自己和他们后代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河南郑州暴雨后

气候冲击
郑州暴雨后第三天，陈思敏和朋友从北京出发，开了12个小时的车，半夜才抵达郑州。
当地志愿者带路把她们带到物资卸货点，将她们募集到的救灾物资安放妥当后，陈思敏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朋友家借宿。
对于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郑州来说，人们已乱了套的生活在暴雨三天后仍然没有恢复正常。
陈思敏朋友的小区里大部分住户还在停电，电梯用不了，供水也还没恢复。志愿者群里不断有人反馈各种求助需求：住在高楼的老人行动不便，又与外界联系不上；断电的医院没有充电宝；民众亟需各种生活物资。
所幸的是，几天前向她求助的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早已被转移出来，暂时没有安全之忧。然而，一些弱势群体在此次事件中陷入的困境让陈思敏真实地感受到，他们是受极端天气影响最大的人群。“假使没有人支持的话，他们可能连保障基本生存都会遇到很大困难。”陈思敏对澎湃新闻说。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许多人手足无措，也留下了很多让人深思的问题。陈思敏提及的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河南救灾的整个过程中，所有人包括她自己，没有一个人问过——为什么会下这么大的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
“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一个人也没有提过。可能大家当时都忙着救援，没时间想这个吧。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反正雨已经下了，洪水已经淹了。”陈思敏回忆道。
回北京后，这个问题又一直萦绕在她心头。“我觉得这背后反映出一个问题，怎么去让民众对这样的灾难进行反思，让大家知道这些极端天气背后其实跟全球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和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系。”
在和北京的朋友聊天时，陈思敏感到一些人仍然觉得气候变化好像离自己很远，“大家都觉得今年北京的雨好多，但谁会想到这跟气候变化有关？和我夏天空调开到18度有关？大部分人只是感叹一下。雨好多呀。”
从初次接触气候变化的冲击，到如今投身于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刘君言也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
现在是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资深项目主任的刘君言第一次接触气候变化议题是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COP15）上。当时，研究女性议题的她视角主要是女性如何在环境议题中发挥作用。
不过，很快她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男性、女性或者任何一个特定人群才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是与所有人都相关。
她告诉澎湃新闻，自己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力，是2018年跟一位科学家到青藏高原研究冰川变化。在天山脚下，有一块石头上写着“2014年5月”，这是当时冰川考察员在冰川线上刻写下的。但到2018年时，她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石滩，冰川线已退后几十米。郑州水灾发生之后，刘君言观察到了身边的人们发生的一些变化。
“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讨论，请一些朋友过来聊聊气候变化，一开始我们担心这个话题挺难聊的，但是没有想到所有人一上来都在说河南暴雨，大家的感受都是没有想到这样一场灾难会降临在河南。”刘君言说。
她进一步解释道，“郑州暴雨距离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距离是如此之近，冲击力是如此之强。所有人都在想，这个事情会不会落在我头上？郑州这样大的一个现代化城市都会如此危险，那北京、上海、深圳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这种同理心和共情让大家和这个危机事件间建立了关联，切身感受到了未来自己也可能会受到同样的情况威胁。”
刘君言认为，这种情形和10年前雾霾引起全国重视和大讨论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它（河南暴雨）让气候变化被（民众）看见了。这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让气候变化这么剧烈庞大的影响一下扑到你的眼前；第二在于（民众）从认知到行动的转折点，从过去觉得与我无关，到现在很多人都站起来说，这跟我有关。虽然现在很多人还觉得行动无力，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怎样可以行动起来，让大家去摆脱无力感。”她说。
1993年出生的李锐第一次听到气候变化，是在2012年的一场分享会上，彼时一个刚从多哈气候大会（COP18）归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做了分享。
“我当时看到他们从现场传过来的一些画面，展示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已经受到了气候变化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失去了生命，当时这些对我的触动很大。”李锐回忆道。
“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对气候变化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概念。我当时在广州，觉得它毕竟是一个大城市，各方面的应对能力比较强，所以可能就感受不太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这几年发生了变化，现在哪怕是广州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会受到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这两年的感受尤其强烈。”他说。
2020年底的一份《中国青年气候意识与行为调研报告》对近年来中国青年人对于气候认识的变化提供了部分答案。
这份由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开展的调研针对18岁至24岁的中国青年群体，定量访问了超过5000人，并对37名青年进行了定性访谈。
绝大多数受访的中国年轻人（84%）认识到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甚至有超4成的中国年轻人认为它是当下最严重的全球问题，其次才是“社会不平等”（12.9%）和公共卫生（8.3%），这一调查发现在全球疫情肆虐的2020年尤其显得突出。
绝大部分受访青年群体都认为中国在达成全球气候协议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其次是欧盟和美国。近六成中国青年认为不同国家需根据自身情况承担不同的环境责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这一代中国青年中仍然深入人心。
而对于国内气候行动，他们最为认可政府在增加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修复方面和推动能源多元发展方面所作的工作，并希望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气候认识
对于陈思敏来说，这次河南暴雨引发了她许多思考。
陈思敏所供职的绿色创新发展中心是一家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经历了郑州暴雨的救灾后，她就一直关注社区韧性的话题。
“最关键的还是人，人们有没有认识到气候变化这个事情。”她对澎湃新闻说。
怎样才能说服普通人去关注气候变化？
“很多人都觉得气候变化离我们很远。我平常跟朋友介绍自己的工作，假使说是做气候变化咨询的，他们就会说哇这好高端啊，然后我说其实就是做居民教育的，随后他们就一下子明白了。因此，我觉得气候变化这几个字需要变成公众平常感知得到的东西。”她说。
推动这样的感知变化，陈思敏想到了在当下的社区治理上可以有所创新，把气候变化跟社区治理结合到一块，引领一部分居民去做出一些尝试，或者说做出一些示范，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其中。
“大城市更应该有前瞻性地去做好日常生活中居民的意识培养跟行为干预。 首先要转变他们的话语体系，这是非常系统的工作，需要有一个专业机构介入到里头来。社区层面跟居民生活是相关最高的，他们的话语体系改变了之后，居民的意识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有所改变。”陈思敏说。
然而，要改变人们的认识并非易事。
“我们有太多行为需要去改变，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一次性的产品，或者说发达经济带来的这种生活方式，用完就扔，又比如说垃圾分类，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分类，认为扔掉垃圾就看不见了，但是没想到垃圾它会变成废水、废渣、废气继续存留在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环境里。“陈思敏说。
这种难度刘君言多年来也曾深深体会到。2019年，刘君言在在广州的一个TEDx演讲中对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庞说道，“今天，全球平均温度与工业革命前比较已上升1.1℃。或许你会问，1.1℃、2℃，甚至3℃又如何？譬如说，今天寒潮，明天湿暖，温差可能不止1℃、2℃，但这个1℃、2℃是放于全球尺度下来看的，这在一个地区的波动幅度是非常剧烈的。”
过去10多年，刘君言从女性研究学者，变成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深入研究气候变化。
“去年以前，我们气候项目的名字还叫做气候变化，从去年开始，我们整个项目的名字变成了气候紧急（Climate Emergency），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转折点。”她说道。
刘君言告诉澎湃新闻，去年开始她的研究团队观察到一个现象——随着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变得越来越大，气候变化已经变成了当下人们可以感受到的一个危机，而这种危机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为深刻的。
今年以来，我国先后遭遇了大范围寒潮大风降温事件，沙尘暴、暴雨、高温和极端强降雨天气。据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资料库统计，近30年（1991年—2020年）气象灾害平均每年给中国带来 3039 人死亡（含失踪）和2584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由气象灾害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不断攀升， 2020 年直接经济损失达 3681亿元。
“中国的地形地貌非常丰富，有非常多的局地小气候环境，它又处于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化进程中间，所以这一两年我们会看到太多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遭遇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暴雨洪涝、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刘君言说。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极端天气以前也不是没有过，为什么现在成了“气候紧急状态”？刘君言解释称，以前观察极端天气事件，它的发生频次和强度是相对较低的，很难想象大暴雨或者洪涝在城市里每年都发生，而现在很多地方“年年看海”。
就在11月8日，依托于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建立的柳叶刀倒计时亚洲中心发布年度报告——《中国版柳叶刀倒计时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报告》，详细呈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
报告发现，2020年，我国的人均热浪暴露天数比1986年至2005年的平均天数增加了4.51天，这导致与热浪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了约92%。
相较2001年至2005年，2016年至2020年全国有20个省的人口更易暴露于野火的风险中。与2004年至2007年相比，2016年至2019年我国媒介伊蚊传播登革热的能力增加了25.4%。
此外，我国洪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持续增加。虽然我国应急反应能力的提升使洪水受灾人数呈下降趋势，但2020年和2021年的极端降雨事件频发，这一下降势头有可能被逆转。
“这对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警告：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事件影响越来越大，过去城市发展中的缺陷和留下来的遗漏问题被放大。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倘若还像以前那样发展，那我们就应对不了已经到来的气候危机。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可能的灾难性后果。”刘君言说。
转折点的另一层含义来自中国政府去年提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以及今年国务院发布的一系列实施细则，所有的政策指向都朝着转型。“中国政府已经看到，假使不做转折，不向一个更加绿色低碳的未来转型的话，那我们会陷入到越来越重的危机中。这个转型刚刚起步，可能会面临重重挑战，但它已经迈出了一步。”刘君言说。
刘君言坦言，10年前在参加哥本哈根大会的时候，很难想象中国会提出在2060年碳中和，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这个转型的决心是很重要的。”她说。

刘君言在演讲中展示的数据

气候行动
尽管面临隔离、重重检测和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李锐还是决定要去参加今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
2014年，李锐第一次去参加气候大会。虽然在参会前他仔细了解了每一项议题的内容，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他发现自己还是完全听不懂。
“因为你跟不上他们的讨论进程，你也听不懂他们到底要谈什么内容。”李锐回忆道，这也激励他开始去更多了解气候大会到底在谈什么。
2015年，他又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巴黎气候大会。在那次大会上，各国签署了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
然而，让李锐影响最深刻的，是现场一群为少数群体权益呼喊的外国青年。
“当时协定的草案文本在通过前经过反复讨论，很多内容删删减减。当时并没有特别提及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需要尊重土著居民、妇女、儿童的权利，有一些外国年轻人，他们针对这样的一些议题去跟不同国家谈判代表进行反馈和交流，最后他们的诉求被完整地纳入到了《巴黎协定》最终文本中。这让我印象深刻。”李锐说。
如今，李锐已经在一家与气候问题有关的科技企业工作。作为一个企业代表参会，他又有了不同的视角来看气候变化问题。
今年他在格拉斯哥现场观察到，虽然新冠疫情导致各方人士参会很困难，但是与会人数却一点不减，现场甚至非常拥挤：不仅是政府代表，更有许多企业代表来到现场寻找在绿色科技和低碳领域合作的机会。“虽然疫情导致了很多困难，但是大家还是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共同的目标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对于全球行动势头，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他说。
在国内社交平台上有一个热门话题：“人类是否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刘君言认为，在2021年的今天，倘若要为这个议题加上新角度，应该改为：“人类是否有能力、有心和有信心应对气候变化？”
“从技术层面来看，所有科学家、经济学家可用技术论证和模型作印证，加上充足的资金、积极的政策下，我们是有能力把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减缓气候变化，避免危机为人类带来不可逆转的灾难。”
“但大前提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推动这个改变？这意愿不单来自政府、企业，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她说。
中国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近日告诉澎湃新闻，“像10年前的雾霾一样，今年全国各地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COP26也扮演起这样的角色——就是让大家形成一些社会共识——气候危机已经到来了，假使我们再不行动，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