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28篇。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任后的首次出访选择了欧洲，与对李强总理访德的“热情”相比，美国媒体对于李强法国之行的“冷感”颇耐人寻味。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0日，中德政府磋商在柏林正式开幕。人民视觉 资料图
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李强率团进行了就任以来的首次出访。首访的目的地选择，从来都是政治解读的对象，其意义和象征性自不待言。李强总理选择了欧洲，而且是欧洲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核心国家：德国和法国。
在德国，李强会见了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朔尔茨，重点议程则是与德国总理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中德政府外交、经贸、工业、财金、司法、交通、教育、科技、卫生、环保和发展等22个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了对口磋商。李强还参加了第11届德中经济技术合作论坛，与德国工商界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西门子、大众、巴斯夫、宝马等世界级企业的董事长等11位企业家出席。中国代表团的德国之行还包括首都之外的第二站——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李强在此访问了西门子总部。
在法国，李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总理博尔内（Élisabeth Borne）、参议长拉尔歇（Gérard Larcher）等政要进行了会谈，出席了马克龙发起召开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The Summit for a New Global Financing Pact）并发表演说，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等国际组织和国家领导人交换了意见。此外，施耐德电气集团巴黎创新中心、中法工商界晚餐会等也都在李强的日程之内。
李强总理的行程中既包括了政治议程，更包括经济议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议程，其中的对话和交流性质更为突出，取代了以前摄影记者竞相追逐、协议金额令人惊叹的大型商业签约场面。
美国媒体的特殊关注说明了什么？
在前特朗普时期——我们不妨把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视为某种历史症候——世界各国看重的是做大全球化的“蛋糕”，追求的是提高自己的区位优势和竞争力。那时的中德政府磋商更像是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部门定期对接和协调会，正常到以英文为主的国际媒体鲜有关注的地步。
然而这一次中国总理的德国之行，却罕见地成为国际媒体聚焦的事件，《纽约时报》为此特地抢在中国政府包机在柏林落地之前发出长篇分析《德国和中国试图为变化的世界而重建关系》（Germany and China Tried to Reset Relations for a Changed World），《华盛顿邮报》的关注完全放在德国身上，称“欧洲试图在担忧和希望之间找到平衡”：欧洲一方面为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对乌克兰和台湾问题的立场而担忧，一方面希望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接触。就连知名的政治评论平台“Politico”的美国版也特地著文，称中德政府磋商为“一场尴尬的会面”（An awkward China meeting）。
很显然，中德两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更远远超越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层次。美国媒体很少关注美国影响力之外的世界，如今关注中国总理访德，无疑反映了一种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紧张：两国新政府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会传达出两国关系走向的何种信号？在美国希望主导的所谓“制度性对抗”中，美国当然不乐见欧洲经济体量和影响力最大的德国与中国接近。彭博社直接为自己打气：“（中国）重新发起的魅力攻势和一些甜心交易不足以在美国和其欧洲盟友之间制造隔阂”——仿佛中国是通过离间和贬损他人才实现自身发展的。
德国能否在对华政策上摆脱“囚徒困境”？
美国媒体的关注表明，中国总理此次访问德国和法国，也确实不是大流行之后的首次出访那么简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旧秩序失灵而新秩序未见”的尴尬状态之中，充满各种纷争和不确定性，美国“一家独霸”的地位日渐动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显然对冷战胜利拥有美好记忆和经验，由“路径依赖”而进入阵营对抗的逻辑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按照这种逻辑，全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滑入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即在大家都因为失序而缺乏安全感、同时又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视最大程度的安全为第一需求，而且这里所谓的“安全”也越过了传统的防卫领域的界限，开始侵蚀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社会等一切交往。最后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所有的参与者都在最大程度地追求自身的安全，结果却是所有人都越发觉得不安全。
具体到对华关系，德国如何摆脱“囚徒困境”的漩涡也是对德国政府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的挑战。因为从理智的角度而言——为此甚至不需要大数据的支撑和复杂的模型推演——观察者实在找不出德国需要主动为与中国交往设置障碍的理由。中国除了连续七年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外，德国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德国崛起的过程，几乎与全球化高潮期同步。怎么会有人要贬低、甚至放弃自己的优势条件呢？
但是，德国从2019年进入后默克尔时期以来，逐步完成了一种纠结的政治性对华认知话语建构，即强调中国对德国而言具有“合作者、竞争者、制度性对手”三重属性，并且强调“过去几年中对抗和竞争的因素在增多”。透过貌似正常的多重社会角色论，观察者看到的是“对我有利的我就欢迎、对我不利的我就反对”的 “摘桃子”式底色，这不但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立场，也充满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想象。很显然，中国——或者任意一个其他国家——怎么可能在双边关系中自我进入德国为之设定的角色呢？
这种对华认知也让德国在对华交往中出现了自我设限。无论是华为的5G通信技术，还是中远入股汉堡港码头，乃至中国在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品、教育领域的交往，原本中德双方互补、互利、共赢的领域，现在在德国看来都充满了“争议”。
怎么办？李强总理这次访问为德国带去了中国人“实事求是”的行事观。遇到问题，就是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一步一步解决问题，而不是纠缠于有关问题的抽象讨论；要善于“求同存异”，不要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根本性解决所有问题。这种求诸实践的归纳法显然有别于德国人从原则性出发的演绎性思维。
面对德国对华认知话语中的所谓“去风险”说，李强用自己使用德国技术和产品的经验告诉德方，虽然德国技术与产品在中国的存在感极强，但中国从来没有因此把德国看作“风险”。李强还与德国经济界人士就如何看待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走势、如何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后的发展前景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
“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这可谓李强总理此次访欧留下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金句。让中德交往的参与者发挥自主性，让企业自行判断风险，让德方参与者听到中国的观点，向实践寻答案，也许是当下应对德国对华认知政治性话语的最恰当方式。
战略自主对中法交往的重要意义
与对李强总理访德的“热情”相比，美国媒体对于李强法国之行的“冷感”更耐人寻味，尤其是李强还出席了一个高规格的多边峰会。
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李强总理在访问法国期间更多强调了双方的共同点。他在与马克龙的会面中确认了两国元首4月份会晤时达成的共识，表示中法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负责任的大国，具有共同的战略观和大局观。
此次在巴黎召开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约4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主要公共金融机构的代表。这次峰会是马克龙在去年11月G20巴厘岛峰会期间提议的，目的在于探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马克龙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时刻，而如果世界继续分裂下去，无论是与贫困作斗争，还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这些统统都无法实现”。他呼吁“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在减少贫困和保护地球之间做出选择”，因而必须“对已经过时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增加公共资金的投入，同时获得私人资金的更多参与”。
马克龙的倡议，显然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应。李强总理在讲话中还就破解发展中国家的难题提出三点倡议：一是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稳定的融资环境；二是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三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为发展中国家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的倡议虽然不一定与马克龙倡议的议程完全吻合，但是与峰会所传达的多边合作精神完全契合。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体现出的一种转变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过去多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出，是来自国际金融体系的边缘和被动参与者，但是现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发达国家也持类似的看法。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欧洲战略自主，还是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不属于美国的政治议程，比如巴西总统卢拉利用峰会的场合再次呼吁国际贸易去美元化。所以召开这种触动美国利益的峰会，只可能是自戴高乐以来强调“独立自主精神”的法国提出，放在德国则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行为。
反过来说，如果法国不追求战略自主，那么中法之间的交往势必是附属性的，其重要性势必大打折扣。所以，这才有1964年法国力排众议，在西方主要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才有马克龙今年4月成为大流行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双方实现元首会晤，在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达成一系列共识，签署近40项政府间协议和商务合同。而类似的场景，以前多是在北京和柏林之间轮流上演。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