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韩国总统尹锡悦抵达立陶宛出席北约峰会，并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晤，这是韩国连续第二年受邀出席北约峰会。尹锡悦强调，韩日澳新等印太国家与北约的紧密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并指出朝鲜的核导威胁也同样事关北约盟友和全球安全。斯托尔滕格则称，韩国是北约的重要伙伴，双方将借此机会签署新的伙伴关系计划。
尹锡悦自上任以来，一直在推动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合作，以遏制韩方声称的朝鲜威胁。一年多来，尹政府在“价值观外交”的基础上推出“全球中枢国家”的目标，并发布“韩国版印太战略”，向所谓“共享相同价值”的西方伙伴国家靠拢。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韩关系面临挑战与选择，涉及外交、安全、经贸和民间交流等方面。
“尹总统的‘价值观外交’与中方的外交政策可能发生冲突，而且双方对中韩关系的理解不同。”韩国前外交与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顾问文正仁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中国对于韩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不应为了价值观牺牲国家利益。只有在美日韩和中日韩同时协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韩国的“全球枢纽国家”目标。
他还警告称，亟需稳定措施和预防性外交来防止朝鲜半岛的危机升级。
以下为澎湃新闻专访文正仁实录：
防止地区出现冷战结构
澎湃新闻：韩国连续两年受邀参与北约峰会，美国总统拜登还邀请韩日领导人今年夏天赴华盛顿举行三边峰会。美日韩三边关系拉近，尤其是安全和军事合作的加强，这将对东北亚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文正仁：如果单方面强化韩日美三边关系、举行三边首脑会谈，或许无益于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因为这可能会相应地触发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组成“北方三角”。如果东北亚两极分化成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对地区和平、繁荣、共生不利。这让人想起了冷战，我们过去受尽冷战之苦，现在应防止该地区出现冷战结构。
我个人希望，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大国，能够发挥主导作用避免出现这种不正常的地区秩序。为此，韩国应该努力重启中日韩首脑会谈。尹政府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枢纽国家”，这一目标只有在美日韩和中日韩同时协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是当务之急。
澎湃新闻：韩美在朝鲜半岛周边的军事演习愈发频繁，朝鲜也频频试射导弹，西方媒体持续渲染朝鲜计划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你如何看待眼下的朝鲜半岛局势？
文正仁：朝鲜的主要目标是政权和国家生存，朝鲜只要觉察到美国的敌对意图和政策，就会继续进行导弹试验甚至是核试验。韩美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战略武器以及实施制裁，这些都被认为是美国敌对意图和政策的表现。
这种互不信任和对抗增加了发生意外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通过稳定措施和预防性外交来防止这种冲突和危机升级，朝韩美三方都应恢复对话谈判，中国也应发挥推动作用，否则朝鲜半岛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导火线，就像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注：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所说的那样，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澎湃新闻：不同于上届政府，尹锡悦总统对朝态度强硬，与美方军事合作加强，并在各种场合敦促国际社会对朝制裁。尹政府对于解决朝鲜问题是否已经失去耐心？
文正仁：我不认为尹总统会放弃寻找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他的方法是“通过力量实现和平”，还向朝鲜提出了“大胆倡议”——去核换投资。在尹总统看来，通过展示武力和国际制裁进行最大限度的施压，是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最佳途径。他似乎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朝鲜“投降”或导致该国内部崩溃。
我对这种方法持怀疑态度，过去的历史表明，朝鲜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韧性和持久性。“投降”和“内部崩溃”都不太可能发生。
“韩国国内极敏感的政治问题”
澎湃新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近期的中韩外交风波以及尹锡悦总统的表态显示出，韩国政府对华态度变得更具对抗性，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
文正仁：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尹总统的外交政策与中方的外交政策可能发生冲突。他宣称外交基于自由、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他将韩美同盟以及与美日的三边安全合作放在首位，甚至提议与美国建立经济安全联盟。中方一定对他的政策立场感到不安，对于韩方可能干涉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方核心利益问题尤其敏感。
为了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尹政府可以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进行常规威慑和延伸威慑。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追求更加平衡和务实的外交。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中国对于我们的国家利益而言至关重要。此外，价值观多元化应当得到尊重，我认为不应该为了价值观牺牲我们的国家利益。
澎湃新闻：尹总统如此强调“价值外交”的原因是什么？
文正仁：这与他的个人信念有关。尹总统曾多次表示，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不容妥协的。我有这样的印象，他想成为21世纪普世价值的斗士。对他来说，弘扬普世价值是韩国成为先进工业国家先行者的标志。另外，他也有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量，想要将自己领导的政府与上届文在寅政府区分开来。
我对他的价值外交感到担忧，尽管坚决果断的领导风格是好的，但民主意味着要在利益冲突和细碎事务中游走。而他非黑即白的逻辑、过于决然的领导、忽视不同意见的赢者通吃态度，这些可能会侵蚀韩国社会的民主基础。他过去作为一名职业检察官所带有的“政治社会化”取向可能影响了他的领导风格。
澎湃新闻：韩国环境部近日已批准“萨德”基地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扫清“萨德”全面部署的障碍。“萨德”部署的推进是否会对中韩关系造成更多负面影响，又该如何应对？
文正仁：看到了有关“萨德”基地环评报告完成的报道，至此基地将正常运转。我认为中国政府不应对此有激烈反应，因为朴槿惠政府当时已经对美方作出了部署“萨德”的承诺，文在寅政府也履行这一承诺，只不过基地建设推迟了五年竣工，而中国政府从2016年起就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
不过，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我想中国政府将会非常敏感地作出反应：追加部署“萨德”系统；正式启动由韩美日组成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韩国允许美国在韩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在这些情况下，中韩之间的激烈冲突将不可避免。
“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
澎湃新闻：目前韩国政府的对华立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中来自美国的压力占多大比例？
文正仁：我真的不认为美国对韩国施加任何直接和明确的压力去要求韩国对华采取敌对政策。但美国的总体政策已将韩国政府推向了“三明治”局面，限制了韩国外交策略。美国为韩国提供常规和延伸（核）威慑，因此韩国政府无法拒绝其要求韩方加入美国印太战略的邀请，经济脱钩和组建民主联盟也鉴于这样的背景。中美实力格局的变化和战略竞争导致韩国在战略自主权方面自愿妥协。但是尹政府似乎认为，这样的选择是战略清晰的标志。
澎湃新闻：韩国外长朴振近日称，政府没有理由与中国反目，将继续加强与中方的战略沟通。但是这似乎与韩国政府的实际做法并不一致。
文正仁：这的确听起来是有些矛盾，矛盾源于朴振外长对双边关系的理解与中国政府不同，朴振外长强调“和而不同”，而中方的理解是“求同存异”。朴振外长承认，中韩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观差异，但寻求与中方和谐相处。而中方强调的是追求共同目标和利益，同时承认差异。因此韩方的重点在于“差异”，而中方的重点在于“同”。但是回顾过去历届韩国政府，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追求的都是“求同存异”。
澎湃新闻：美国研究机构去年底的民调显示，80%的韩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另一项中国方面的民调显示，许多韩国年轻人缺乏对中国的全面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
文正仁：是的，韩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确实越来越负面，有这么几个因素。首先，中国政府自2016年以来就韩国推进部署“萨德”实施了相关反制措施，让一些韩国人形成了负面看法。其次是朝鲜问题。此外，新冠疫情下中国限制出入境，以及中美战略竞争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增多，使韩国人对华态度恶化。最后也不可否认文化民族主义和历史民族主义的冲突，网络上对于汉服和泡菜起源的争论也对韩国舆论产生了不利影响。
更糟糕的是，中韩之间相互否定的活动越来越多，韩国的“嫌中”情绪正在扩大，同样中国的“嫌韩”情绪也在发酵。而政客、记者和学者还在对此大肆渲染，非但没有缓和反而还加剧了局势。在这一过程中，假新闻、虚假的确定性（false certainty）、确认偏误（注：confirmation bias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搜集有利细节，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资讯，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或假设的趋势）遍布，这对中韩来说都是不利的。
澎湃新闻：中韩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往来，中国已连续18年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但是韩国对华出口从去年6月起连续12个月减少，近一年里对华贸易出现逆差。中韩经贸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文正仁：韩国对华贸易出现逆差，而韩国对越南和美国出现了贸易顺差，这代表着韩国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韩国对中国贸易的萎缩主要归因于结构性变化。直到去年，中国占韩国贸易总额近25%，从这一角度来看，韩国过于依赖中国，有必要使贸易伙伴多样化。此外，中国人工工资上涨、中国企业竞争力提高等市场条件也导致韩国企业逐渐退出中国市场。随着直接投资的减少，原材料和零部件贸易也随之减少。
尽管中国在疫情后正经历“重新开放”，但对经济的影响似乎不那么明显。半导体是韩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过去中国占韩国芯片出口总额的近60%，但疫情放开后中国的需求量并没有增加，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放缓，另一部分原因是来自美国的压力。
另外，中国人现在对韩国产品和文化的热情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仍未完全开放中国公民组团赴韩旅游。这一切都解释了中韩贸易关系的变化。
中韩政府难就福岛核污水问题合作
澎湃新闻：韩国与日本的关系迅速改善，在防卫、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快速铺开，但是这样改善的前提是韩国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在韩国国内，人们如何看待韩日关系改善？
文正仁：韩国民众分裂为支持和反对尹锡悦总统的两派，亲尹势力无条件支持对日政策，他们的论点很简单，为了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和应对中国的崛起，韩国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强与日本和美国的三边军事合作。对他们来说，历史争端不应成为安全合作的阻碍。但反对者认为，对日本殖民时期暴行的集体记忆不能因为安全和经济利益而抹去。与过去一样，尹总统单方面改善韩日关系的努力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他需要耐心并建立共识，才能促使这样的对日政策持续下去。
澎湃新闻：韩日关系改善之后，韩国政府对于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态度有所变化。韩国人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看法会因韩日关系的改善而产生变化吗？
文正仁：我不这么认为。现在70%到80%的韩国人反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如果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日本单方面决定排放核污染水，将给韩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澎湃新闻：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报告，认定日方的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中韩两国都有抗议声音。你认为中韩两国在此问题上能否进行某种方式的合作？
文正仁：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并不是最终的，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临时评估，它不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福岛核污染水调查的开始，中国和韩国需要共同努力。事实上，这个问题应该在中日韩三方合作框架内处理，但是现在无法达成。中国和韩国在沿海地区有许多核反应堆，两国都可能遭遇类似的事故，因此中日韩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密切合作。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就此持强烈批评态度，而韩国政府则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因此，两国政府很难就这一问题进行合作。
澎湃新闻：如果中韩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很难合作，那么两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体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某种合作?
文正仁：韩国的新闻媒体也存在分歧，保守媒体认为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是可以的，但自由进步派媒体认为这不可接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韩国的NGO似乎有统一立场，他们的合作至关重要，中国非政府组织可以首先发起与韩国同行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