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西方政客和媒体持续散播诸如“中国经济见顶了”“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中国经济放缓将对全球经济前景带来压力”等言论。美西方竭力唱衰中国经济的背后，隐藏着哪些险恶用心？如何在国际背景下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以上问题进行解读。
唱衰中国是美西方为维护自身制度
记者：如何看待美西方唱衰中国经济的一些论调？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桑百川：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西方一直存在着唱衰中国的论调，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和西方不同的模式。中国在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式道路。
美西方国家在唱衰中国的过程中，是有其自身利益的。如果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这让资本主义国家感到他们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唯一的人类目标和选择。所以为了维护自身的制度，他们对中国经济极力地吹毛求疵。
实际上，美西方缺乏对中国经济运行规律的基本判断。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这是在持续高速增长，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基础上，经济结构在调整，也在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即便是增速放缓，仍然在世界上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比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要高很多。
个别机构调降我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值得关注
记者：近日，穆迪评级公司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与穆迪相对，很多国际机构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如何理解不同机构的评估反差？
桑百川：如果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的前景，了解中国自身的经济运行规律，那就应该感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疫情冲击和外需下滑，以及全球化逆流的严峻挑战下，回旋余地依然很大。中国作为一个大市场优势非常明显的国家，在数字经济革命的条件下，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阔的。同时，国内的消费需求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特别是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是完全可以预期的，这也支撑着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态势。
个别机构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的下调提示我们，在保证经济稳定的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地化解房地产风险以及地方债务风险，从而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以推动经济结构升级，这可能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多数国际重要的金融评级机构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还是持有积极态度的。
“外资撤离中国”的说法是片面的
记者：是否存在“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
桑百川：“外资撤离”之说是片面的。外资在改革开放时进入中国市场，今天也面临着结构调整。一方面确实存在着部分外资撤离中国市场的情况，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增的外资，特别是高技术领域中的外商投资在更快地增长。所以这是结构性地调整，其中既有中国内在的因素，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
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过去以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来吸引那些成本寻求型的外商投资。现在随着要素成本的全面高起，成本寻求型的外商投资优势有所削弱，因而选择进行结构调整，甚至部分撤离中国市场，到东南亚、墨西哥等一些要素成本更低的地区去投资。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也在转型升级，我们谋求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一些高污染高消耗、创新能力弱、竞争力低的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可能失去了原有的发展基础，选择撤离中国。
从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是美西方国家在加速重构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比如在“中美贸易战”下，一些被加征关税的商品出口成本提高，就会选择到关税水平更低的国家去生产。还有在高科技产业领域中，美国把更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实体纳入到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采取“脱钩断链”的做法，也扰动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布局，所以他们往往采取“N+1”的策略，即把中国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同时，为了分散风险，也在其他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分散投资。
总之，在经济环境变动的条件下，外资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是一种必然的状况。中国希望与外资同行，特别是对于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符合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要求的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的服务业，更加深耕中国市场，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