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品方博士（退休大学教授，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特邀顾问） 2019.12.20 澳门回归20周年
（1）香港回歸的意義
97年香港回歸，不少人為清洗百年殖民恥辱而歡呼。收回香港，不只是對過去歷史的交代，更是面向將來，原本有机会開創一個海納百川，兼容天下的新局面，為國家在新时代的發展開啟一個新的機會。
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低估国际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對於香港，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香港離開母體155年，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走著一條與內地完全不同的路，已經完全融入了西方的資本主義體系，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一個最為活躍的，在世界市場最为开放的自由而放任的經濟體，在國際上有其獨特的地位，有其优势，也有其弱点。香港特区，国际经济上看似是巨人，国际政治上实质是婴孩。收回香港，我們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有了一席方寸之地，利用得好，價值無限；弄得不好，也會麻煩不斷。
（2）一國兩制的實質
一國兩制是我們極具戰略眼光的上一代領導人，因應当年香港的實際情況，考慮中國的未來需要而制定的英明決策。因為只有實施一國兩制，才能為大多數的香港人所接受，保障回归前后的社會穩定 。理论上，一國兩制實施好了，對國家統一臺灣，对世界各國願意接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有極大促進和示范作用。
因此，一國兩制肩負著兩大歷史使命和任务。其一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讓香港人的福祉不斷提升，由此令他们逐步與内地人走近，融合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其二，通過國家施行的各種及时和必要的舉措，減少敵對勢力在香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這兩方面可以是相輔相成的。
（3）一國兩制的重點
許多人研究一國兩制，只把目光集中在一國和兩制之间的關係上，甚至只講中央和特區之间的關係，這並不全面。一國兩制的主要精髓 ，在於正確處理主权和治权之间的主从关系，一国和兩制的之间的主从關係，还有就是两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到處都有，但如果我们經常不斷地把這個問題作為主旋律突出地去講，就容易把特區政府置於和中央政府對立的位置上。我們應該著力研究兩制之间的關係，找出其和諧相處和互相促成之道。
馬克思认为，“社會主義應該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我們完全可以在香港嘗試探索和实践一国之内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人性化的資本主義，而不应因循那種壟斷的腐朽的建立在放任的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极端垄断資本主義。研究香港的資本主義如何通过改良給當地居民以至全國人民帶來福祉，是一國兩制理論最重要的內容，或許也能為中國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高級階段提供某種啟示。
研究一國兩制而沒有提出香港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和願景以及路線圖，甚至不時發出威胁取消一國兩制的聲音，這是重大的錯失。難怪資產阶级始終驚恐、中產阶层日夜擔心、普罗市民無所適從。因为没有讲清楚一國兩制的終極目標。 論述不清楚徹底，就不能說服群眾，不能凝聚社會的基本共識和核心價值， 民心回归的工作就會失卻方向。這是多年來一大政策錯失。
（4）港人治港依靠谁
資本家、專業人士、公務員治港都試過了，效果都不大好。為什麼？其實, 古今中外執政者都面對一個現實：沒有一个吏部团队（公務員队伍）忠誠地支援最高领导（特首）施政，早晚都會出事。香港限於没有执政党，问题更大。政制和政道，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政府治理是一門高深的政治專業，中央要恩威並施地駕馭長期浸淫其中带有建制惰性的地方官吏。但回归以来，中央政府整體來說，對香港特区的公務員沒有升貶任免的駕馭權；公務員檔案及政治部情报搬到英國，以致不聽“老雇主”话的，隨時可能挨到背後捅來的刀子 ；高級公務員子女多在英國（还有美国）讀書，有資產在英国美国，意識形態也傾向西方；五萬個家庭的居英權（对下一代有延续性）是他們的最後保險。这些香港人是香蕉似的黄皮白心。現實地講，香港公務員是没有国家立场和民族观念的，一切向权向钱向名向利看的，精明的买办式的中间管理层，左右逢源，若然中國和西方世界一旦對立，看不到有什麼理由會令他們能自动堅定地站在中國一邊。
可以說，特首易尋（要求其行政能力大概等同国内一级城市里面的一个常务副区长）也難寻（要契合中央的发展战略和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那是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要求），要统帅5000個高級公務員和领导18万基层公務員忠誠地长期地為实践和优化一國兩制服務，是治理香港的頭等大事。但我們基本失策失察失误，這是第二個重大政策錯失。
（5）憑什麼去搞選舉
要研究和闡述清楚一國兩制的要旨，要舉起理想和願景的旗帜，要做好培育和监督公務員的工作，这些都是中共傳統的“讲理论，定路線，用幹部” 的頭等大事，為何竟會丟失了呢？ 现在看清楚了，原來精力都放在選舉上面了。
彭定康當年力推政改的目標，是要把香港交到植根於香港的民選政府手上，而不是交到中央政府手上。 英国老謀深算：依照他們制定的遊戲規則，有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支持，长期培育訓練有素的“馬前卒”（主要是教育，传媒，社工，宗教四大战线） ，加上一整套丰富的颜色革命的实践經驗和戰術运用，如今更提供丰富资源，文攻武略齐备，不再掩饰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意图 ，會相當長期地在民選戰場上穩操勝券。2019年的区议会在议席上已取得压倒性胜利，下一步是2020年立法会（要取得至少36席），再下一步是2021年选举委员会（要取得至少601席），最后是2022年特首选举（要选出一个来自反对派的候选人）。
中央可能认为，過去有組織群眾運動的經驗，只要經過努力工作，一定能爭取到大多數的群眾，在選舉上取勝，因此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場泥漿摔跤似的争鬥。回归前后历经民主选举几十年，投入了幾乎全部的精力，無數的錢財，甚至有时是舉國起码在口头上的支持，成績卻差強人意。事實上，西方式的選舉並非理想的民主形式。 在香港这个没有民主实践经验的，缺乏民心回归历练的，被殖民奴化了155年的，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港人自己有高度自治权的，放任自由乏监管的，这样一个国际大都会而政治体制尚待完善的地方，实行分区式单票单议席选举，一定会引起社會的躁动和隊伍的分裂，到今天更被卷进国际纷争，无法不堕入難以解決的严重危機。對選舉的弊端，實在值得我們好好總結，看能否來一個釜底抽薪。
（6）中央政府的角色
很明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策略，應重在管，而不在治。管什麼？如上述：一管发展方向，二管特區官員。
首先，要做切實的調查研究，瞭解清楚香港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不能誤判。例如以為香港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反中反共和愛國愛港的矛盾。这不全对。要對香港的深層結構問題、香港發展方向、在整個中國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作出明確的判断。這些題目，以吏為主的特區官員是不會做的，也一定做不好， 因为没有这个眼界，能力和水平。
其次，建立起對特區公務員，包括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高层官員司级以上的分層監督問責制度，對中层的局級公务员（包括常务秘书副秘书长一级）要有實質的升貶及任免權。對公務員擔心西方制裁損害其切身利益，要有實質的對應措施，以保證他們的忠誠度。還要大力培養自己队伍内的新一代進入公務員体系，實行早該進行的摻沙子工作。
基本原則是督促、指令特區政府做應該做的事。例如，指令特區政府限期止暴，指令特區政府解決民生的老大難，指令特區政府制定和中央融合的發展規劃，同時考慮在特區政府架構內恢復政治顧問的職位（特别顾问一职早於2002年6月30日已废除），確定其為保障中央基本利益而把關的權责。
國務院港澳辦與执政党中聯辦應當合併，成立中央港澳領導小組辦公室，下面分设香港/澳門两个辦公室，适当地互动配合。中央派駐香港幹部，级别要够高，同时要改變短期任命，三年调动工作的規定，要改變脫離實際的作風，改变脱离群众的作风，改变矮化本土爱国力量的作风。 要改变把工作重点放在上层商政阶级的不良黨風，要真正為香港基层民众謀利益，為融合國家發展的民心回归工作做坚实貢獻。
（7）關於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就是國防和外交的具體事務，中央有毋庸置疑的管轄權。“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 此權應由駐港部隊、外交公署行使。 損污國旗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破壞中央国有企業，采取意图推翻特区政府的行動(曾有人宣示成立香港臨時政府)，要求外國干預香港, 明目张胆配合反華勢力攻击中國，这些都應由駐港部隊、外交公署即時採取實質的對應強制行動，不能止於口头譴責。特區警方、司法部門應負起支援和輔助執行的義務。
香港是各國情報中心，很難指望清理乾淨。中國的國安、公安、軍情部門應利用主場之便，大力進行反間諜工作，並可成立交換情報体系，向外滲透反间。這些部門当然要有統一紀律，服從大局，不在话下。
在現代社會中，國家安全主要是專业部門的責任，在香港，理论上我方力量遠大於敵對勢力。只要各盡其職，香港亂不到哪裡去，更影響不了內地。
（8）止暴制亂與固本培元
香港近半年的亂局事出有因，根本內因就是以上的兩大政策缺失。循這兩點入手，才牽住了牛鼻子，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由於一國兩制的方向不清，似乎依仗工商界就可以治港，而工商界的天條是利益交換，為了爭取工商界，以國內、香港的商業利益作交換。讓工商界佔據了主要的政治位置，特區政府官員基本上没有以民為本的坚定信念，当然会在有心与无意之间利益傾斜，类近官商勾结。回歸22年半，工商寡頭財富成十倍增長，而人口逾半數的市民生活质素却實質下降。工商界在政治層面的世襲，亦阻礙了青年上流的路徑，弄至民怨四起。
特區政府公務員意識形態基本是西方的，回歸後因循守舊，無心進取。沒有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動力，更無對市民宣傳教育中华民族意識的自覺性。加上西方軟實力異常強大，在司法、傳媒、教育等方面專業組織盤根錯節，早著先鞭，佔據了主導地位。我方不明白培育青少年的國民意識是一項需要全社會配合和綜合治理的長期系統工程，回歸前夕，放棄了深耕細植的長遠規劃，因應幹部輪換制度，著重做「放煙花」式的應景工作，未有轉換特區有關部門主要官員的思想，在「通識取代歷史」、「撤銷國民教育」兩個關鍵战役上喪失立場，导致新一代的青少年慘被误导洗脑，成為反對派的利用工具。我们要思考对策，遏制暴徒野猫式破坏交通管理系统及社会秩序，打砸抢烧商业店铺，堵塞公路，占领校园等暴行。关键是把暴徒拘捕判刑，掌握罪证，刑事之外要民事赔偿。
我方政策的錯失，為敵對勢力伺机放火，长期準備了乾柴，而渾然不覺。
（9）選舉怎麼辦？
刚進行过的區議會選舉，以大约85/15的比例大败，接著的明年立法會選舉，失敗的可能性很大。甚至可能影響到后年的選舉委員會选举，反对派一定全力衝擊8.31防線（他们的五大诉求，最关键的是“真双普选”）。
痛定思痛：1，在宏觀上捡討選舉的利弊，看有沒有辦法改變整個制度。2，如果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制度，就改變自己，打出一條生路。3，痛下決心，建設一個以建國前的共產黨為榜樣的選舉隊伍，以鮮明的理想旗幟、嚴格的組織紀律、成員一心為公的無私形象，去感召和吸引群眾，放棄「蛇齋餅粽」的工作模式，真正以理念致勝。4，解散眾多爭寵奪利的山頭，清除一切投機分子，認真整頓香港的政治力量。真的共產黨，真的先鋒隊，經過淬火，是可以贏得選票的。甚至可以考慮打出共產黨的旗號參選，无需掩饰。5，從香港中聯辦開始，嚴肅整黨，重組香港的政治核心。香港出了這樣的大事，放在內地任何地方，黨政班子都要重整。
隱忍堅強 ：近期參與選舉，不以勝負論英雄，志在整頓隊伍，端正作風。要坚守循序漸進的原則，在总体政治環境沒有好轉，选举没有十足取胜的把握之前，就是不能够同意一人一票的所谓“真雙普選”。
（10）在逆境中看到光明
基層警察說，換了警务署长，三天就可把暴徒打到無路可逃。學校老師說，嚴格執行校規，學校就亂不起來。如果特区政府由上至下都硬起來，社會秩序就能恢復。凡暴力和違法，嚴懲不貸，公義才能彰顯。不信被捕的幾千人在清醒之後不擔憂自己的前途，不信有哪個國家和地區會收容這些滋事份子，如果有，讓他們走。前所述及，凡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中央应有直接管轄權，香港法官無權放人。此招一出，「止暴制亂」即行見效。适当时候，应考虑由全国人大为特区政府国家安全法（即基本法第23条） 立法，立马在香港实施执行。
整個社會要大興正氣。現在香港每所学校都有幾十萬元的社會歷史教育經費，用在真正的有心人手裡，會起很大作用。香港在中國近現代史的每個階段，都起過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香港本土的歷史資材,尤其是香港抗戰史，是重整社會意識形態的巨大財富，應該投入比過去多十倍二十倍的資源，由真正的有心人開展歷史的学习和國民意識的培养，繼而推進到學校，形成系統的国民教育。这是为了阻止「去中國化」而固本培元的最重要的教育工作之一。
香港政府坐擁幾千億美元的財政儲備，市政管理方面还是有人才的，即使如老大難的土地，房屋，综援和養老問題, 實際上都有可行的解決辦法，其他社会問題，只要路線改變，非常時期行非常政策，换掉领导班底，带领公務員队伍誠心盡責办事，加上中央指路支持，科技创新，创业创意，让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切实地和大灣區融合，或有可能逐步走出困境。
歷史上，香港大亂之後，必有一個黃金发展期。当然有人会喪失信心，棄港而去，那就請便。香港至少有50%愛國愛港的基本群眾，现在只是缺乏一个本地有为的思想领袖和中央强力的方向引领。
透過亂局，審視過去政策的錯失，針對兩大重點問題，下決心，從领导层的徹底整改開始, 發動全港有識之士，督促特區政府，共同制訂出各種長、中、短期的工作計畫, 中央直接和香港市民沟通，可以通过一个新建的平台直接对话，仿效当年起草基本法的运作模式，设立咨询架构，委任港事顾问，香港和北京两边跑互动进行，公开讨论2047后如何优化一国两制的设计，以至讨论基本法应否修改及如何修改（对话的机制，由特区政府提供便利），十年内香港必可改觀。這是本人對破局的思考。时移势易，基本法由四大不足之处，22年半实践下来，已见端倪，应与时俱进及时检讨，不可回避。在这个中央和港人直接对话的过程中，长期耐心进行，必可将人心拉近，同时或可为日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思考和制定提供有力的参考。
（11）区议会选举的检讨
1，从这次选举结果看，建制派的大败，实际上是多年来以“选举工作为核心”路线的大败。
2，这条路线的确立，源自：A，对西方选举制度缺乏深入分析。B，自以为是地执行过去曾经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C，以利益为导向建立的建制派队伍基本上是乌合之众。
3，重要的问题不单是工作路线的错误，而是对“一国两制”的错误理解，把重点放在所谓“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上，人为地把国家利益和香港市民的意愿对立起来。
4，“一国两制”的精髓在于研究香港如何实践好改良的，与时俱进的“资本主义”这一制。22年半以來，把香港变成了“垄断的”、“腐朽的＂，极端放任的，由无限制的自由市场主导的，落伍的資本主義的顽固堡垒。不患寡而患不均，盡失香港民心。
5，基本路线错了，一切皆错。要重新认识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香港，真正解决为谁服务，依靠什么力量，建设怎样的政治领导核心的问题，把香港的人心理顺，把香港的发展方向讲清楚。
6，区选是民意的真实反映（说明有很多人不满现状，尤其是不满特区政府的施政），要好好分析，要从高高的云端走下来，归零重新出发，走向井岗山，预备开展二次回归的长征。要回到1997年前，寻回初心。二次回归的本质和使命，是民心回归。 这就是出路。一手软，一手硬。
區選之後，許多專家發表了各種解讀意見，比較突出的看法，是認為香港的主流意識是反共反中，尤其是新一代青少年不可救藥，认为香港的主要矛盾是反中和愛國之爭，或所谓西方的《民主主义》和我们的《民族主义》的矛盾，勇武派（即港独）和泛民派合流（他们拒绝和暴力切割），一起反对“建制派”。结论是：今后的香港將會與國家漸行漸遠。這种意见并無堅實的系統的研究數據支持。他們對香港人的政治意識的討論，目光所及，只是近40年，而且許多观点并非来自真正扎根於香港的學者。
反逃犯修例的風暴發展至今，顯示出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對社情民意疏於了解，對香港深层次矛盾缺乏掌握。情況不明，理論不淸，是沒有可能不吃大苦頭的。
歷史上，香港的管治者曾經對社會事件作過客觀的研究，提出并施行了正確的對策，很快把壞事变成好事，促進了社會的進步。遠的如1967年暴动之後，麥理浩的十年善治。近的如吳夢珍對青少年騷動的研究，推動了一系列青少年服務工作。劉兆佳對香港社會分層進行过研究，指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是家庭功利主義。金耀基進一步提出强势行政主导的治理思想，是一時的經典。可惜，22年半來，社會科學研究的手段虽然不斷完善，但鮮見貼地的研究成果。
现在是时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开展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了。民意和上情有极大反差 ，中央聽不到預警，吃的虧還少嗎？對現今香港人，按階級分层分析他们的出身，背景及来历，收集经济數据及确定其政治取向，如不真正掌握这些大数据，如何制定治港方針？
特區政府应立即组织大规模的社科调查，要釆集足够的随机样品，提供真實的素材，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分析。要真正弄淸楚現今香港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什麼？他們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他们对外部世界有什么看法，他们对香港的前景，抱有什么期待? 背后各有什么不同的原因？
特区政府应重新成立中央政策组，从事深入的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外，应同时倡议各界学者访问青少年和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提供典型，分析當前不同年龄層的心態。中央機構更應該约谈特區政府各级官员，深入了解后，不具名地公开他們的想法。香港警方應該在國安部門的配合下，調查疑似煽動暴亂的境內外人士和年轻人特别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也是在深入了解后，不具名地公开他們的想法。
一切結論應該產生在经过翔實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过去这半年，香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應該籍此机会收回更多。香港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是任何人希望或臆斷它是怎樣就是怎樣，只有做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才能掌握它的實質。政府了解民意民情，不是為了讨好民粹，而是要因勢利導，帶引香港走出困境，真正做到民心回归。
我们要避免只用少数的例子和粗疏的數據，就對一些嚴肅的大課題作出武斷的結論，不可以闭门造车主观臆断，把現實材料往既定的結論上剪貼，進而引導出一些會令港人迷惑甚至恐慌的言論，例如不可过度强调「香港人必須吃更多的苦頭才能醒悟」，「一國兩制可以考慮暂停」等想法。民间的思维，网上的讨论，或会有极端情绪，但集思广益，敞开言路，仅供参考，那倒不一定是坏事。
在半年的動亂中，警察打不下手，法官判不下手 ，既體現了香港人普遍地原则混肴的人性，又暴露了特区政府不懂“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的妇人之仁。这种治港风格，不管它是有心还是无知，但毕竟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和解的后路。當年的紅衛兵非常暴力，但後來的知青一代，有不少还是成了共和國40年改革开放的棟樑。
（12）歷史會否重演？
特区政府要學會怎样與充分接受世界自由信息的年輕人相處相知，共行互信。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掌握发放正面信息的主导权。特区政府在这方面十分滞后。香港电台多年来煽動青少年與治理力量對抗，正中敵對勢力的下怀。传播媒体长年累月散布反华仇中的言论。这些问题，我们要直接面对，立马解决。
只有對国家和人民有深沉和炽熱的大愛，對國家戰略和人民前途抱有极度的責任感和有擔當的领导人，才會有大智慧，才能在失控中找到新路，帶引香港重現輝煌。目前，香港没有这样有能力的领导人可以治理好香港，驾驭好特区政府。
（13）以史維安 時不我待
我们应该善用香港抗戰歷史，推廣国民教育。香港形勢發展至今，内因眾多，其中公認的一條，是對香港青少年缺乏有效的歷史教育。我们要立即䃼上這一課。香港歷史教育的內容繁多，最有效的是善用香港抗战历史，并且立即實質推行。
由於特殊的原因，香港抗日戰爭歷史在香港史上非常重要。1941年底前，日軍佔領了我國沿海的大部分地區，而未動香港分毫。當年，支撐國民政府過半軍費的海外捐款和物資，基本上都是經香港而來。上海淪陷後，大批有名的文化人来到香港，香港成为中國抗日文化和統一戰線的重要中心。日軍入侵香港後，這裡迅即呈現了中英丶中美、國共等各方直接合作抗擊日軍的態勢，這在中國其他地方是沒有的。當年，營救大批文化人的成功例子，東江縱隊開展的城市遊擊戰和海上游擊戰的創舉，更是中國抗戰史上不可多得的典範。
香港在真正的全民抗戰中凝成的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本土記憶，正是香港精神的核心，是香港極為珍貴的精神財富。開啟中國近代史的鴉片戰爭在广州發生最后导致香港被割让，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在香港建立，早期中國共產黨领导的最大規模的工人運動（海员省港大罢工）在香港發動。抗戰時期，受百年西方文化薰陶的香港市民，其反抗外來侵略的模式也有所不同，為後來的歷史發展留下許多伏筆。香港人的意識基因，實在既與內地同胞血濃於水，又帶有更多開放多元的外向性和包容性。香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每個转折關頭，從不缺席，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貢獻。11年前汶川地震，港人协助救灾不遗余力，记忆尤新。这才是真正的狮子山下守望相助的精神。
如果說，鴉片戰爭離我們太遠，辛亥革命後來重點北移，那么，抗日戰爭這段慘痛的歷史，正是港人尚能耳濡目染，香港的各方政治勢力都能接受的集體記憶。香港抗戰這個主題，可以提供看得見摸得著的生動的本土史料，幫助香港人反思自己是什麼人，從哪裡而來，要向哪裡去的問題。大部分香港市民，祖先的根来自广东省大湾区。對這些問題有共識，是化解當前社會矛盾的基礎。我們生於斯、長於斯，居於斯，對香港有著深沉和真摯的大愛，我們中间，包括有抗戰時期東縱後代，抗戰國共两軍後代，美軍飛虎隊後代，退役英軍后代，也有長期從事歷史教育的熱心教師、影視工作者和各方人士。长期以來，我們自發努力宣傳香港抗戰歷史，弘揚愛國的民族精神，舉辦过多姿多彩的展覽活動、交流活動和各類宣傳活動，發動过五百學者在六大報章刊登全版廣告，聲討卖国議員宣誓時的媚日行為，爭取到把中史列入初中必修課，並在課程中要有香港抗戰的內容。這些工作一直未能得到特区政府和有關方面的有效支援。
我們向特區政府就善用香港抗戰歷史材料和推廣近代歷史教育提出过以下的建議，现再次提出：
1、 保護和修復香港眾多的抗戰遺址，利用這些遺址和空置校舍建立抗戰教育營，設計相應的旅遊徑，用多媒體方式重現歷史，用戶外生活、軍事遊戲、應急求生訓練等方式吸引青少年參與。
2、 配合中史作為初中必修，香港史应包含抗戰史，組織教育界專家和長期從事抗戰歷史、國民教育的民間團體合作編寫法定教科書，資助編寫、製作有關抗戰史的教學套、動漫書畫、微電影視頻、各種活動遊戲等本土輔助教材，供學校選用。学习抗战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纪念抗战功绩是为了捍卫和平。
3、 在中國抗日戰爭、香港抗戰的各個紀念日，組織具規模的，有廣泛民眾參與的紀念活動。組織抗戰老兵和沦陷时期的亲歷者介紹歷史，並留存口述實錄。
4、 利用香港眾多抗戰題材的歷史電影，舉辦電影欣賞會、文創技巧工作坊。由專家對青少年廣泛做歷史溝通技巧和電影創意思維的分析，鼓勵大家一起拍微電影、設計模擬電腦軟件遊戲，充實中學生"其他學習經歷"的內容。
5、組織專家學者，大力開展香港抗日戰爭歷史的研究工作，包括香港抗戰對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和沦陷时期香港的苦難史。對現已初步查明的日軍在廣州南石頭難民營大量殘殺香港市民的歷史，要進行深入的調查論證，還歷史的真相。
6， 儘快籌建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收集抗戰文物，開展歷史教育，組織抗戰文化的國際學術交流。香港抗戰歷史紀念館應該是香港抗戰精神的守護者，是全港抗戰歷史教育的指導和研究中心，从而營造尊重歷史的氛圍。各種抗戰教育活動的公共場所，也應該是香港文化旅遊的一個重要支點。未及建館之前，特區政府应在海防博物館增加抗戰文物展示的功能，並與解放軍駐港部隊軍史館的建設互相配合，補充這方面的嚴重不足。
7，香港特区政府更应筹建1997回归博物馆，将来甚至要建立2019暴动纪念馆（要保存好相当一部分在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被严重破坏的现场，留为纪念，作为警惕）。
上述各項，是特区政府必要做和可以做的负起历史责任的工作。時至今日，更應義不容辭，坐言起行，不可怠慢。
（14）香港應有的願景
“本土派”近年聲音很大，給香港帶來很多思考。陳雲2011年發表“城邦論”，開始建構"本土派"的理論。從“保育皇后碼頭”到“反水客”的社會行動，鼓動了一批激進青年，加入反中行列，到“占中”时期，漸成一股力量。从唱衰香港前景的電影（“十年”），到梁天琦挾旺角暴动的影響參加新界東補選而贏得六萬多選票，又有 “民族黨”等多個 “本土派”团体的飚起。它的深層原因是什麼，半年暴乱之后，有什么新的观察？ 这“本土”和“港独”的趋势，到底會帶給香港人一个什麼样的将来?
許多人一直以為，一國兩制的提出，是囿於當年英美勢力巨大的國際环境 、香港對內地經濟的領先 、港人普遍的拒共意識 。中國既要收回香港，又要依賴香港，被迫採取了讓步。當時最高領導人力保香港平穩過渡，還说过要學習香港，更有要在內地多建幾個香港的說法。有些香港市民覺得，一國兩制的制定，是靠了英國人利用香港固有優勢（“西方的制度和价值就是好”），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勝利成果”。由此，引發了“民主回歸”的主流意識，以為香港应先於中國實現民主。当年不少人认为，50年後，即使变得一國一制，内地依然应该还是要向香港靠攏。所谓民主自由对抗专制极权，深入港人的民心。回歸過程中發生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香港近乎全民上街，是這個潛意識的外現。但是，中國後來發展的迅猛出乎大多數香港人所預料。現在，整個世界都向中國傾斜。如果"本土論"是幫助港人認識香港近水樓台的優勢，能够引领港人走向和内地融合的面对現實的美好願景，那当然值得欣慰应该鼓励。可惜，很少有人意識到，一國兩制的方針，遠比僅是為了維持香港繁榮还要重要。它源於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的戰略考慮，是為國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所下的一步極其重要的活棋。 亦即：中國需要有一個多元的結構，面向多元的世界。"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優勢，確實需要中央和香港共同構建。
如果一國兩制只是儘量維持一切不變，就會缺乏實際上極其需要的前瞻性及靈活性。“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 “港人治港” 這幾個耳熟能詳的關鍵詞， 雖經基本法說明，仍有許多模糊的空間 。從中央的角度看，自治有“高度”，有多高才算“高”？ 其“高度”用什麼參照？特區既有獨立的貨幣、關稅、司法管轄、出入境管理、特别的國際關係等等特殊元素，就很難完全納入固有的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模式，需要共同努力去磨合。“港人治港” 更難掌握，本來中國歷史上就沒有“粵人治粵”“湘人治湘”之說，特區是開了先例，何况港人的背景和成分是多么复杂。難道除了國防和外交，中央真的什麼都不需要管治了？這與英國人“主權換治權”，即香港並非交還中國而是交由根植於香港人的政府，有什麼根本區別？还有，治是怎麼治法? 過去香港由英國人掌舵，有大英帝國的視野，如今，如果一切只從香港出發，岂不就只是自己管治好自己已经足够？那就不用融入區域經濟，不用與内地和國際合作接軌？豈不真退回到中世紀自給自足的城邦? 由“愛國愛港”的人去管治，這個標準太虛泛。難道单憑“愛國愛港”（这中间還有不少“忽然愛國”派的投机分子）就能治港？德才如何考察？靠民主選舉？按劃線選人？那實在難以操作。特首難尋，就是明證。
回歸以來，在盡力維持不變的保守觀念指導下，特區政府接收了香港全体公務員，“和平过渡”，實際上承襲了港英政府的管治模式，即所謂“殖民現代化”的模式。政治上依靠“行政吸納政治”，經濟上“小政府、积极不干預”，民生上堅持“政府盈餘為本”的政策。极端资本主义和放任市场主义已过时而不自知，結果是管治不順，民怨載道。事实是，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世界和周邊環境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導致香港當年賴以維持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一些基本因素已經起了不可逆轉的質變，而特區政府温水煮蛙的惰性，躺在巨额盈余和储备上不思进取，未能因應形勢與時共進 。外因难以有力控制，成敗俱由內因引起。中央主管部門要吸取以下的教訓 ：
依靠香港公務員治港的迷思。從前一直以為，香港有優良的公務員制度，公務員都是人中俊傑 。这是误解。我们沒有看到，這些公務員的意識形態全盤西化，對大陸有自己也不一定知道的傲慢与偏见，且都是執行型的万金油官僚，只會因循守舊。加上英國離開時給他們頒發了居英權，帶走了全部檔案，以便需要時對不聽話的高层官员施以顏色 。而國情培訓、北上交流，只是走过场，對国家的理解和认同，十分蒼白。手中無刀的問責官員，自身素質不高，没有执政党的背景支持，不可能解決公務員基本心态，即对国家民族忠誠献身的問題。不少公務員一直以為秉承所谓 "政治中立"，敷衍塞職，消極抵抗“一國兩制”的實施，歷屆特首並沒有取得公務員隊伍的真正擁護和配合。特首在暴徒和警察之间竟然意图扮演第三方裁判的“政治中立”角色，不是无心，而是有意。
第二，是對 “民主” 的迷思。在香港，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樣，西方民主的運行模式一放開，就回不去了，好比是小雞出了殼，再返去已不可能， 但不懂如何養好西方民主這只小雞，遑論想要讓它生金蛋。世界上的政权治理制度有兩大類：一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幾百年现代科技进步和经济实力的文化价值系统支撑起来的選票制度，高舉著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大旗。二是以东方的中國為代表的，沿襲幾千年的中華禮治文明，選賢与能和推举协商的習慣，为了推翻封建皇权体制，以民本为理想，过去180年不断學習和吸收西方的制度。兩類制度各有利弊，香港就有人心底里只认定美国英国，非要只走西方模式不可。
回歸之後，香港各種政治力量，以至特區政府，許多精力都被牽扯到選舉中去。其實，“選舉文化” 把人們心中最黑暗的私利引发出來，为了选票，把矛盾激发，公开暴露到整个社会上去，爭出位，找传媒，搏宣傳，相互抹黑，惡意攻擊，無所不用其極，手段越发激烈，甚至兄弟鬩牆，大打出手，造成派别對立；所谓“建制派”，不但組織渙散、內部利益矛盾突出，階級衝突明顯，更兼政治人才短缺、領導人物爾虞我詐，各自為政，互相傾軋，缺乏統一指揮的力量 (劉兆佳的评价)。
香港的選戰, 很像文化大革命。文革靠口號, 選戰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還有政治利益的交換。大混戰的後果，是讓各方勢力混水摸魚，引發民粹主義氾濫，抗爭手段不斷升級。西方的民主搞亂了不少不同文化的國家，香港按照这样的游戏規則走下去，不是“一國兩制”之福。
如果我們不被選舉牽著走，回歸後的香港政治形勢可能不會如此不堪 。現在要有一個顛覆性的思維，總結一下，在香港是繼續走西方式選舉的道路，還是嘗試走一个全新的模式？事到如今，要避免西方選舉文化的弊端，有沒有釜底抽薪的方法？
建議考虑大幅度削掉立法會的權力，把立法會審批權力限制在某個範圍之內，如僅在有關民生，需要平衡各階層利益的預算案上。香港有關長遠發展的大型項目，其撥款決策如果继续由無專業知識，無全域视野，无综合/长期/整体觀點的议员（包括所谓建制派和反对派）去左右大局去拖延拉布，只有死路一條。建議考虑恢復市政局，讓它专注地方行政、文化艺术、民生衣食住行的事，由民選議員管治，有所分工。
現在熱衷於爭议会席位，甚至要"建國"的各派反对勢力，不会要求香港開放黨禁和制定政黨法，讓大家都可以競选做執政黨的。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做永远的反对派，吵吵闹闹就行，无需考虑要执政。建议香港可以开放党禁。這樣，共产党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活动。香港需要有这样一个政黨，能够执政，特首来自执政党，有強大的政治能量，具鮮明有效的治港方略，嚴格的党内紀律，領導人有高尚品德和超強的統籌能力，使其成為真正在精神引领和組織力量上占壓倒優勢，能够左右政局，逼使反對派放棄独立和自治的夢呓来骗选票，轉型為“忠誠於国家民族的反對派”。这可能吗？ 這又是港人马上可以接受的嗎？要从长计议。
無可否認，由於香港大多數居民是內地移民或他们的後代，由于历史原因，或多或少都對共產黨有不滿，乃至懼共、拒共、反共，有遺留的负面情緒，加之香港被殖的歷史原因，又缺少了反殖補課，还有西方的蓄意干擾，因此，港人的懼共情緒，目前還是民意主流。回归以來，內地建設飛速發展，本來具備了一個很好的讓港人意識換代的條件，可惜掌握了社會主要資源的特区政府被西方价值意識停留在殖民時代的公務員队伍从上到下所左右制肘，愛港愛國力量被選舉连累(因要讨好选民争选票)，沒有真正放手去做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深耕細植的基本建設，使得這種懼共情緒，時淡時濃却老是挥之不去, 仍然是目前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識，更被波及到下一代。
如果香港真有这样一个执政党，秉承远大理想和犧牲精神，真正為港人謀划願景和方向，有能力处理与權貴的关系，以民为本，走向优化的，带有社会主义元素的，改良的资本主义，還香港人一個美好的憧憬和生活环境，长远而言，可以扭转乾坤。
回歸前後，不少有志的香港人，看到香港結束“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这一段历史，回归祖国，希望在香港建設自己的家園。懷抱“民主回歸”的夢想，回归的立场坚定，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思考。從“民主回歸”到“與國家一起成長”只是一步之遙，是什麼因素中斷了這個過程？值得我们思考。
香港自秦漢即歸南越番禺郡管轄，與內地血緣交融，一脈相承，晋朝已有新安县，香港是其中一部分 。雖然英國用各种方式不斷培育它的代理人，但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各個重要關頭，港人从来沒有缺席。無論是辛亥革命的發端，到國共合作的支持，以至抗日戰爭时期的特殊作用，到新中國成立输送人才北上、朝鮮戰爭爆发时突破西方封鎖，还有40年改革开放，香港都曾對國家作出过不比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逊色的重大貢獻。尤其對國家改革開放的推動，更是至為關鍵、不可或缺。港人其實潛藏著強烈的國家民族情意結。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以至由歷史凝成的文化体系和價值觀念，是中國現代文明一個不可剝離的組成部分和共同財富。从这个角度書写香港的本土歷史 , 建構真正香港人的本土理論，理直氣壯地將香港的核心價值觀融進新时代中國的話語里面去，秉持大中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以此燭照香港的前途，共同鑄造民族复兴的共同信仰，實在是身處香港而又胸懷祖国的人們不可錯失的歷史課题。這項重大的思想工程被忽略，實在是造成目前香港困局的最基本原因。
古今中外都有地區與中央之爭。兩者相辅相成，無本土派也就没有大中华的一统观念。兩者應該相互包容。嚴格說來，首先要有本土意識，才会大化為國家意識。一個人總是從愛父母，愛家庭開始，在自幼的薰陶中, 形成最初的價值觀。在成長過程中的共同參與和分享，滋長出對生他養他的故国家鄉情怀，進而在共生的命運中懂得敬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乃至人類和世界。愛國不是信條，并非完全來自邏輯的推理和利益的授受，它是一種內在的滋養，情感的昇華，尊嚴的分享和價值的認同。目前不少青年人不滿现状，並不是他們天生反中或容易被洗脑，而是確實缺乏社會參與的氛圍和认识祖国的機制。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沒有本土意識才怪。對香港有承擔，應該首先是一個正确的“本土派”，不應把“本土派”這麼一個迎合大眾而且紧接地氣的名稱，糊里糊涂被反对派妖魔化盗用。激進派歪曲了的"本土論"，其理論建構在中國政治經濟會很快崩潰 （所谓“支爆”），香港要與中國切割自保的錯誤形勢判斷上。它從根本上誤導了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因此無法開展良性互動以充分發揮 "國家所需，香港之長"的角色。教育阵地的沦丧，要夺回来，非一朝一夕之功。我们要深刻反省，立马从头收拾此残局。
我們祖輩的血汗，流在這塊土地上，有理由有底氣用最豐富生動的本土教材去講香港的歷史，細訴殖民的屈辱，分析成長的艱辛，驳斥恋殖的荒谬，重振港人的自信，面對时代的挑戰，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清香港對國家在全球环境下的作用，融合东西方的优点和长处，找到香港前進的方向以凝聚人心。这才是真正的“本土派”应有之义，对香港市民負責，帶出能量和願景。这里面有深刻的政策含意，例如，对参与暴动又违法的年轻人，拘捕及判刑后，特区政府应该在监禁期间，设立再教育中心，让他们认识祖国的国情和香港的历史，提升个人道德标准等，给他们改过自新，日后贡献社会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