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寻求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并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支持，声称想以此恢复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并引领科技发展潮流。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日前还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更积极地向特定产业提供激励。美国学界也在反思这些年的“政策失误”，不仅经济学界开始否定盛行4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连政治学界的福山最近也撰文称，美国必须利用产业政策来恢复经济实力了。
美国一些政界和学界精英主张恢复产业政策，却非要拉中国作垫背。他们在为华盛顿“政策转型”背书时几乎一致地指称，是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在搞产业政策，所以美方也只能“针锋相对”。
美国产业政策“真实历史”
其实，美国要恢复产业政策根本没必要这么羞羞答答，直接说想“抄中国作业”就行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不是靠“天上掉馅饼”或什么偶发原因，而是凭着勤劳与努力一点一点实现了工业化，并且还从简单轻工业向复杂工业过渡，创造并完善了一整套完备的工业体系，获得的工业附加值越来越高。在此过程中，产业政策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这套方法并不像美国反华政客所污名化的那样“特殊”。实际上，美国发展之初也是靠产业政策起家，它并非一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美国经济19世纪崛起时，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亨利·查尔斯·凯里，都是“产业政策的信徒”。正是在这些经济学家影响下，当时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关产业政策，才使自己后来居上，依靠国内市场培养本土技术并最终打破欧洲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垄断，一步步成长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李斯特后来回到德国，继续主张建立关税同盟以对付英国工业品，写了许多著作论述后发国家必须依靠产业政策。他的理论成为德国利用产业政策培养一批成功的德国工业企业进而迅速崛起的基础。
其实，在后加入工业发展行列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不使用产业政策而成功的案例。然而，当新自由主义成为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唯一的理论后，它们不断用“产业政策造成市场扭曲，造成无效率和不公平”那套说辞污名化后发国家并给别人“洗脑”，这也导致今天美国重拾产业政策时还得再做自己人的“思想工作”。
重拾产业政策为何难成
虽然为自己重拾产业政策找了百般借口，但现在的美国想要复制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可能性微乎其微。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经历不同发展阶段，但实现工业化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始终如一。不仅各个阶段的发展规划有着一致的内在逻辑，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相关领域之间也有联系。正是这种连贯性、一致性，才使产业政策在促进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反观美国，它的制度逐渐演变成了“政党政治”，政治极化不断加剧，与最初崛起时政治精英们能“劲往一处使”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美国两党相互拆台，为了自己党派利益不惜破坏对手哪怕是正确的发展战略。而产业政策恰恰需要连贯性，需要前后一致。选举政治和轮流执政又恰恰使美国的产业政策无法始终如一，某些产业政策尚未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新上台的政府否定。比如，民主党政府曾想利用产业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投资，但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就推翻前任政府决定，恢复传统能源并把开发页岩气、页岩油那些上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的技术吹捧成“新技术”。
美国政党政治实行“胜者分肥”，谁获得选举胜利谁就能获得公共市场或公共财政订单的奖赏。加大基础设施或技术研发补贴等公共投资，必须对自己执政的州或联邦政府有利。如果没有使自己政党捞一把的可能，那种“产业政策”一般很难出笼，或者即使出笼也会被对手想办法破坏掉。除非某些项目能使两个政党双双受益，但那一般都会让产业政策的成本成倍上升。
当心“画虎不成反类犬”
拜登政府一边抹黑攻击中国实施产业政策，一边又想借重拾“产业战略”加大对华竞争，这种照猫画虎的做法很可能印证一句中国俗语，“画虎不成反类犬”，并给美国带来新的风险：滞胀。
前面说了，产业政策需要连贯性。但倘若共和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重夺国会两院，或者哪怕只是参议院或众议院的多数，民主党政府这些刺激相关产业的政策还能顺利继续下去吗?进一步讲，如果共和党2024年再度执政，会不会全盘推翻民主党政府的投资方向并另辟蹊径呢?通过产业政策恢复经济还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但经过多年“去工业化”，美国已经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了，这种“缺胳膊少腿”的状态又如何才能做到各产业间的配合?如果美国政府强力恢复相关产业，结果恐怕是生产成本迅速上涨，效率下降，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产业政策最终流于形式。
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为稳定市场情绪滥发货币，一年之内发的货币堪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超发的货币之和。拜登政府上台后没有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加征的关税，美国也不能再通过大量进口中国廉价商品对冲增发的货币。因此，从今年4月起迅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已在美国引起辩论。美联储声称这可能只是一时的价格上涨，没必要干预，短期内不会改变货币政策。但明眼人都已经在担心泡沫会被提前戳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债务水平不断攀升，已经达到危险水平。美国政府可能希望有高一点的通货膨胀率，以部分冲销实际债务。
这种做法过去几百年一直是欧洲列强的玩法，美国也曾这么玩过，未来大概还会这样做。但风险在于它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预期恶化，导致市场上的投资者提前行动以规避风险，结果反而会引爆危机。另外随着各项生产成本上升和工资上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又很容易会导致滞胀。到那时候，什么产业政策都将于事无补。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已经说明这种道理，美国的决策者不可能不知道这样玩火的危险。(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