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G7峰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脚下召开时，《经济学人》的政治观察家们指出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与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德国总理舒尔茨、美国总统拜登，在自己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均属于左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因其个人鸽派主张，而不被看作为自民党内传统右翼势力。但在2010年的G7峰会上，仅有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位左派领导人，剩余的均来自右派或中右派。
《经济学人》据此讨论了如下可能性，未来世界政治风向是否会继续向左派偏移？但站在2023年的尾声，他们的预测看上去是失准的。至少，在报章总结这一年的全球政治重大事件时，频频出现在头条新闻中的是右派掌权的新闻：
· 以色列时间1月4日，总理内塔尼亚胡组建的以色列历史上最右倾内阁推出司法改革方案，削弱司法系统独立性，强化政府行政权力，引发为期数月的街头抗议活动。
· 土耳其时间5月29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赢得又一个五年任期，其伊斯兰主义事业将继续。
· 德国时间6月25日，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罗伯特·塞舍尔曼在桑内贝格市的市长选举中获胜。这是二战以来，首次有极右翼政党的领导人当选德国地方政府的负责人。
· 新西兰时间10月14日，新西兰大选举行，中右翼国家党获得胜利，终结工党的 6年执政，“新西兰优先”的口号成为国家党获胜的主要原因。
· 阿根廷时间11月19日，极右翼候选人哈维尔·米莱当选为新任总统。12月10日，米莱上任后开启大规模私有化经济改革，阿根廷比索贬值54%。
· 荷兰时间12月1日，极右翼自由党获得众议院最多席位，首次成为众议院第一大政党。自由党党魁海尔特·维尔德斯反对难民、反对伊斯兰教，主张关闭边境、脱离欧盟。
· 印度时间12月3日，总理莫迪领导的右翼执政党人民党在关键地区选举中获胜，为莫迪于明年竞选其第三任期扫除了障碍，也预示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印度政治中心议题。
为数不多的左派执政消息则来自波兰，经过选举，原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仍为议会第一大党，但不足以单独执政。反对党领导人、前波兰总理、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组建左翼联盟，成功当选为波兰新任总理。
2024年全球亦将面临多场选举。除了印度总理莫迪谋求连任以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竞争自己的第五个任期。而在年末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前后两任总统特朗普与拜登或将再度对决。虽然特朗普官司缠身，但根据目前的部分民调，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中暂时领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美国整体政治氛围已经明显向右偏转。美国时间12月14日，两党在参议院达成合作，以87票赞成、13票反对的悬殊差距，通过了总额8860亿美元的国防法案，以应对乌克兰危机和亚太局势。高额国防预算背后的鹰派立场更接近传统右翼，关注国家利益，而非秉持着国际合作理念的左翼行事风格。
拜登（左）与特朗普（右）
然而，右倾一词过于笼统，仍有诸多疑问等待厘清。首先，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引申出了众多不同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各个国家的右翼主张是什么？他们有何差异，又为什么都被称为右派？其次，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全球政治也并非首次出现右转现象。仅在20世纪后半叶，欧洲就出现过三次右翼兴起的现象，2023年的世界和50年前又有怎样的差异？右派的兴起仅仅只是政治的轮回，还是暗示着更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最后，右转是个威胁吗？人们是否需要担心？如果右转确实是威胁，那么是否有现实政治结构能够阻碍右翼发挥作用？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获知世界当下的右倾到底意味着什么？
新自由主义重新诠释右派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阿根廷是个遥远的国度。除了马拉多纳、梅西、《阿根廷，请别为我哭泣》以及低廉的电子游戏价格之外，人们所知甚少。但随着新总统米莱开始在阿根廷推行经济休克疗法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这个国家的经济财政改革。1992年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同样实行休克疗法，彻底杀死了苏联体制的经济残余，也消灭了一个经济大国的存在。怀揣着这样的历史记忆，人们从阿根廷的休克疗法中希望知道的是，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彻底的放任是否真正能够带领一个国家摆脱经济困境。由此，我们可以获知休克疗法背后，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可行性。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0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新任阿根廷总统就职典礼在阿根廷国会举行，阿根廷新总统米莱在总统府阳台上向人群挥手致意。
1970年代开始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是一整套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将其概括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此制度框架的特点是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的幸福。国家的角色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合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政府在市场（一旦建立起来）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
新自由主义如今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右派主张，也同样基于其诞生的历史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中，全球政治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角力——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基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理念。许多西方国家吸收了前者的理念，但摒弃了其共产主义思想，转而强调政府调控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理念。由于其强调政府作用以及较为激进的社会改革，因此被归为传统意义上的左派。与之相反，强调一切由市场调控的自由放任理念成为右派。新自由主义是自由放任经济在20世纪的变体，作为右派理念登场顺理成章。
左派理念尽管帮助西方国家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但到了1970年代却诱发了经济危机。部分原因在于，福利国家理念需要大量资金维持。而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大量的福利政策成为政府财政的巨大负担。此外，原本维持国际贸易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以固定比例联系起来。然而由于美国自身经济发展乏力，无力维持美元币值。国际贸易体系中货币价格扭曲，造成美元危机，由此引发各国的经济危机。世界各国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体制，以走出危机。作为与福利国家、政府干预对立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由此登上政治舞台。
1979年，新自由主义的最强力倡导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她削减福利、私有化国企、降低税收、吸引投资。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首次被大规模应用于现实政治当中。同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改革货币制度，允许利率大幅提升，放弃了自罗斯福时代以来国家对于经济的投入和管控。这一改革方向被随后继任的罗纳德·里根推向了更极端的方向，几乎所有领域都被私有化。英美政府摆脱了原本庞大的施政负担，重建了政府财政。两国原本积累的财富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1980年代恰逢中国改革开放。全球资本看中中国的庞大市场以及廉价劳动力，纷纷投资中国。资金涌入，产业链也随之转移。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它取代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原本的制造业地位。由此可知，在过去四十年的实践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尽管帮助西方国家摆脱了明面上的经济危机，但社会贫富差距却显著增大。金融行业成为最大获益者，由此带动许多关联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中产阶级。然而，原本的劳工和农民阶级却陷入新的困境之中，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为了回应这样的社会潮流，新自由主义必须为找到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
新的合法性基础可能是实际的威胁。小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911事件”发生，将情绪矛头引向恐怖主义威胁，由此开启了数场局部战争。合法性基础也可能是新的道德秩序。基督教福音派就在1980年代开始成为共和党的坚定盟友，试图在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社会失序之时，重新宣扬家庭、宗教给人们带来的温暖。通过这样的方式，保守主义作为放任、自由、无序的对立面，以新保守主义的名义，与新自由主义一起主导了当下世界各国的政治议题。
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联盟表现为不同的社会议程。在阿根廷这样经济危机严重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形态下的极端休克疗法成为施政的一种选择，即使休克疗法本身在阿根廷国内亦有颇多争议。在欧洲，劳工阶级失去中产地位的原因被归咎于外来移民以及欧盟一体化进程，因此是否反对移民、反对欧盟成为划分左右的重要标准。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联盟主导了两大趋势：对外寻找潜在威胁以维系美国精神的独特性，对内宣扬保守价值观为失序的美式生活提供精神引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根廷总统、荷兰自由党党魁、印度总理、德国极右翼党派候选人……这些有着不同诉求的政客们或许可以被看作是右派的代表成员。他们继承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逻辑，与新保守主义的道德价值议程，在2023年发挥了更强大的政治力量。
新保守主义的劣化
自新自由主义于1980年代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它已经成为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意识形态。在许多国家，政府仍然履行市场监管责任，然而人们也认同，政府只不过是在市场失灵的少数时刻发挥作用。许多原本的左派政党，如英国工党，本应倡导劳工权益，却无力提供解决方案。事实上，正是1970年代英国工党无力应对工人罢工，才让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在1979年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终结了英国的福利国家体制。
1975年，英国，撒切尔夫人成为保守党的新领袖。
此后，这些左派政党也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理念。1997年成为英国首相的工党领导人托尼·布莱尔就将自己的路线形容为“第三条道路”。他自称自己超越了旧左派提倡的国家控制、高税收以及生产者利益，也规避了新自由主义右派完全拒绝政府调控的弊端。但实际上，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应被看作是原本的左派路线向右派靠拢。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是左派不愿意承认自己沿袭了新自由主义，而掩耳盗铃式创造的新词。
法国也同样如此。2017年以前，法国政坛有清晰的左右派之争，密特朗、奥朗德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理念，与希拉克、萨科齐所代表的社会自由主义、乃至于新自由主义的右派理念。但随着2017年自称“向右翼理念开放的左翼人士”的马克龙成为法国总统，以及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崛起。用以往的左右标准来看待法国政治格局，如今的法国政坛更像是中间派与极右翼之争。
过去四十年的世界政治整体趋势即是如此。尽管在明面上世界各国均有政党轮替，左右派交替执政，但每一次轮换均体现出左派政治理念对于现实毫无帮助。为了赢得选民，左派不得不将自己原本的政治路线不断向右调整。2010年英国工党下野之后，无力阻止英国脱欧，也无力挽回自己的败局。2019年英国大选时任党魁科尔宾推出了左倾的社会经济与民生政策，但其最终获得的议员席位却创下了1935年以来的新低。最尖刻的评论甚至指出，英国工党已经背弃了其代表劳工阶级的政治立场，彻底拥抱了新自由主义。
英国议会大厦外部。
在左派往右派靠拢的同时，右派则走向了更极端的方向，甚至是极右翼。起初为新自由主义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新保守主义强调的主要是保守的道德价值观，如“文化民族主义、道德正确、（某种福音派）基督教、家庭价值、反堕胎议题”。哈维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政客们常常诉诸外部威胁，来维系内部团结，从而为改革凝聚共识。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就福克兰群岛（阿方称马尔维纳斯群岛）归属问题开展。尽管执政党保守党高层都认为有必要寻求和平解决，但撒切尔夫人坚持作战，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成为后续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筹码。美国则由于2001年的“911事件”，发起了长达数年的反恐战争。借由对外部威胁的渲染，美国自“冷战”结束后再度军事化，并为鼓吹美国安全受到威胁的保守主义论调提供了火力。
当这些保守主义道德观念占据了政治舞台中的稳固位置之后，更极端的声音也随之有了发声余地。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后，大量难民借由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来到欧盟国家寻求庇护。人数日益增多，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以及欧洲国家的社会混乱。此时法国由左派政客奥朗德担任总统，德国则由右派总理默克尔执政。时至今日，他们对难民问题作出决定的功过是非依然难以判断。但就两国实际政治局势而言，人们普遍认为难民危机并未结束、甚至愈演愈烈。许多人由此认定，传统左右两派均无力应对难民危机。因此许多更极端的声音，借由抨击政府应对难民危机不力，而获得了更多民众支持。《雅各宾》杂志的报道指出，在默克尔允许难民进入德国之前，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还差点无法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来保证自己在议会中的有效席位。但在德国宣布开放边境、接受难民之后，德国另类选择党声势迅速壮大，并在2017年的德国议会选举中一举成为第三大党。
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也以“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的口号，赢得了大选。此后各种更极端的民粹主义口号、甚至是接近于法西斯主义的表态开始在舆论场上出现。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尼（Majorie Taylor Greene）曾宣称加州之所以爆发森林大火是由于犹太人的秘密激光武器。参议院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则表示，2020年冲击国会山的暴徒是爱国主义者。相较于特朗普支持者，他若身处为非裔美国人争取权益的活动中，会感到更加不安。
从保守道德，到民粹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结盟的新保守主义内核在四十年间迅速劣化，背离了西方世界值得尊重的保守主义精神。后者可以追溯到18世纪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他支持美国独立、反对迫害天主教、反对东印度公司，但却同样反对法国大革命。他认为，激烈的政治革命，破坏了一切社会中的团结纽带，信任、安全、尊重等一系列值得保护的价值被消灭殆尽，只剩下不死不休的敌我关系，最终会酿成巨大的灾难。伯克因而倡导保守主义观念，在保障人们基本的自由和安全的基础下，以缓慢、渐进的方式，促成社会改良。但在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新保守主义的观念里，唯一被强调的只有敌我关系，而没有信任、安全、尊重。他们煽动民众的情绪，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是当下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给世界带来的最大威胁。若民粹主义掌权，其推行的政治议题和公共政策，可能会危害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进而危害世界和平。德国纳粹党的上台，即始于民众对经济危机的不满，盛于纳粹对德国民族优越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与大屠杀。
调和新保守主义
右倾的世界是否会自取灭亡？一切都取决于各个国家要如何应对自身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浪潮。目前看来的好消息是，各个国家内部也同样有着一定程度的调节机制，来缓和民粹主义带来的危害。
堕胎权在过去两年是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争论的焦点。197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罗伊诉韦德案，将堕胎权确立为基本权利。女性可以选择堕胎，但实施必须十分谨慎。2022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正式推翻了罗诉韦德案的判决，认定宪法并未保障、也未反对堕胎权。各州可以就堕胎权自行立法。这一判决被视为保守派的胜利，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但它也不应被视为自由派的彻底失败，在判决中保守派法官阿利托认为：“堕胎是否被允许，是否被限制，将像我们民主体制中其他最重要的问题那样解决，在公民们互相讨论、游说之后投票决定。”截至2022年12月，美国有14个州彻底禁止堕胎，7个州对选择堕胎手术的孕妇妊娠时间有所限制，剩下29个州则依然允许堕胎。至少在全美范围内，堕胎并未被禁止，它重新作为社会议题，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将会因此受苦，毫无疑问，但它同时也说明，在堕胎问题上，并不存在全美的道德共识。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决定性胜利。在美国复杂的司法体系的转圜之下，保守主义的冲击减轻了。
当地时间2022年7月1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众多女性在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抗议活动中走向美国最高法院。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意大利新任极右翼总理梅洛尼。2022年上任后，梅洛尼推行了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禁止人们在无人场所中举办被称为“锐舞”的狂欢派对，限制移民，禁止同性伴侣登记为家长，禁止代孕等。但在外交问题上，梅洛尼并未顺应极右翼常见的诉求。竞选期间，她曾表示有意退出欧元区，但在2023年她改变了态度，愿与欧盟达成更深入的关系与合作。此前，梅洛尼曾表示过对普京的认可和支持，引发了欧盟对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的担忧，但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她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这也让意大利在俄乌问题上与欧盟保持一致。在极右翼底色之外，梅洛尼表现出的施政风格却带有更多实用主义色彩。政治媒体 Politico评选年度人物时，将她称为“变色龙”。
美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似乎展现了当下政治的一定韧性。尽管保守主义、极端主义在过去四十年间的政党轮替中获得了越来越强的力量，但已经运行已久的政治体制以及当下的现实考量依然会制约极右翼政客们的施政选择，从而缓冲了极端主义对世界的影响。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联盟也隐隐出现裂痕。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上的放任以及自由贸易。但自由贸易造成西方国家劳工阶级权益受损，随之而来的保护主义风潮，让制造业回迁成为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议程，这又与新自由主义的贸易理念是相悖的。因此在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常常可以看到矛盾之处。特朗普在2018年起提高了对华贸易关税，拜登此后维持了大致相当的关税水平，使得美国如今对华关税加权平均水平自原先的3.71%左右提升到5.47%，然而中美贸易总额、以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依旧在2022年创历史新高。
另一方面，据欧洲边境管理局数据，2022年，欧盟国家记录到的非法移民和难民数量约为33万人，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值。为了应对难民问题，即使是梅洛尼这样的极右翼政客也承认，难民问题并非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处理，除非它能够找到盟友。日前，意大利与突尼斯、阿尔巴尼亚等国在难民问题上达成了合作。欧盟也将是意大利处理难民问题不得不仰仗的机制。在这样的多边关系中寻求难民问题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也推动了国际合作的形成，并且削弱了极右翼所倡导的孤立主义的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与新自由主义一样，会在实践中面临种种问题。政党也好，意识形态也好，永远是在在野时能发出最大声量。一旦要解决现实问题，难免就显得捉襟见肘。新保守主义带来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但并非无解的。
历史有时看上去像是轮回。面对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结盟的危险时，大卫·哈维频频引用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的著作《巨变》。这本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小书，分析了帝国主义如何在自由经济的名义下组建了国际贸易体系，又如何因为这一体系的崩溃走向两次世界大战。波兰尼认为，“自律性市场的信念（即自由市场）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是，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哪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
《巨变》一书译者，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黄树民进而将这一论点延伸至当代社会：“最近持续提升的新自由主义，已因人们为抗拒全球化所带来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激发出各种抗议风潮。当这种不满加深时，社会秩序便难以维持。而政客们为转移不满情绪，从国内或国外寻找替罪羊的风险也就会增加。这便是何以新自由主义的虚幻视野并不会带来和平，反而会使冲突加剧……倘若波兰尼是对的话，这些失序的信号便是将来更危险景况的温床。”
如果历史的走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试错的过程——人们寻找一种可以建立稳定、繁荣的秩序的制度，在运行数十年后发现其中的问题，再进行修补——那么现在就轮到当下到世界去寻找能够替代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联盟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了。世界越是右转，其局限与危害也将日益显现。人们要做的，是去识别它们，抵抗它们，并寻找改善之法。如同哈维所言，“比起新自由主义所祈求的自由前景，还有远为高尚的自由前景有待我们去争取。比起新自由主义所允许的治理体系，还有更为有价值的治理体系有待我们去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