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西北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发现，可谓“一醒惊天下”。2019年开始，三星堆开始新一轮考古勘探，并在祭祀区发现6座新的祭祀坑。截至今年九月，6座新发现的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5109件，近完整器4060件，其中包括了三星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青铜面具、体量巨大的青铜神兽以及各种造型奇特、充满想象力的青铜神坛等。
三星堆考古勘探的现场是怎样的？一线考古人员每天是怎样工作的，他们观察和感受到什么？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能否对关于三星堆的无数个谜题给出回答？
近日，澎湃新闻专访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三星堆四号祭祀坑的发掘负责人许丹阳。
最近在优酷播出的一档文化探索纪实节目《闪耀吧！中华文明》第一集就去到神秘的三星堆，通过展陈在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神树联想到《山海经》神话中的扶桑树与十日传说；从青铜立人像的形象联想到后羿；同时，跟随着镜头，我们也看到6座新的祭祀坑的发掘现场和许许多多震撼人心的文物影像。
在4号坑“挖土”
采访中，许丹阳介绍，2020年的6月，他去到三星堆，彼时刚发现6个新的祭祀坑，发掘工作正在准备中。在做了一些调查和野外的发掘工作后，2020年10月9日，六个祭祀坑中的4号坑正式开始发掘，其他的几个坑在准备工作做完之后也逐步展开发掘。
由于许丹阳统筹整个4号坑的发掘，前来采访的媒体们就将他称为“4号坑坑长”。
“从一开始挖坑里的填土，挖到灰烬层，再挖到器物层，一层层地将文物提取完”，4号坑的发掘持续了十个多月。
看似轻描淡写的介绍，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则需要做极其详细的规划，许丹阳说，三星堆重启的这次发掘规划得非常细致，一般情况下有七个人同时进行工作，大家分别负责发掘、清理、现场记录、信息登记、数据测绘和对文物拍照等工作。
许丹阳在其中主要负责“挖土”。就像《闪耀吧，中华文明》和《又见三星堆》等纪录片中呈现的，当文物隐约开始出现在土层中时，考古人员就不能再站立于坑中，而是需要俯趴在悬吊的工作台上，手持小毛刷一点点从土中将文物“刨出来”，“我们的正常工作时间是上下午各四个小时，但也不可能一直趴着，时间长的话可能是上午趴两三个小时，下午再两三个小时，如果发现一些文物比较脆弱需要保护的，我们需要现场文保人员过来了，交替着下坑进行处理。”许丹阳称。
那么一件文物从发现到提取到保护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
许丹阳介绍，文物提取过程的要求是相同的，只是大型文物会更复杂，需要更多辅助手段。
比如三星堆大型的青铜人头像，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周边的土全部清理掉，需要能完全看到它的全貌；之后要做各种文字、数字、三维扫描的记录，记录它原始的出土状态；下一步，根据文物的特点，需要采取保护措施，保存状态非常好的将其装在提前做好的保护文物的包装盒中即可，如果某件文物保存得很差，就需要用高分子绷带等措施为其加固。取出来以后，文物会被贴上标签，详细说明它出土的背景信息，作为文物的“身份证”，然后将其存放至库房。
“依托于它原来的背景，每种器物出土后多少是会产生变化的：陶器相对来说好一些，铜器主要是要避免生锈，原来上面生锈的地方需要除去，以免继续扩散形成病害。在这次三星堆发掘中，保护上困难最大的是象牙，象牙一旦湿水，不加干预，有可能会粉化的，最差的就完全变成粉末状了，所以现在我们采取的基本措施是将象牙都放进特制的保存文物的冰箱中，控制它们的温湿度，按时检查它的状态。”
祭祀坑中的象牙
祭祀坑中的青铜器
从青铜神坛到扭头跪坐人像：奇诡壮丽的三星堆文物遗存
6个祭祀坑出土的编号文物共计15109件，其中有看似很不起眼的、成吨出现的象牙；也有格外精美神秘、庞大，令人心惊的，如青铜神坛。
许丹阳介绍，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在3号坑与8号坑都发现了青铜神坛。
“8号坑主要是由北大的老师和研究生们一起进行发掘的，青铜神坛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就感觉它是很特殊，又很复杂的构件。它的拐角是正方形的，越挖越发现它复杂，上面有很多人，有坐着的，有跪着的，分了好几层。神坛的中央还有一个跪坐的小人；神坛的中间层有四个人，抬着滑竿一样的东西，上面有小怪兽，小怪兽上面好像还有一个人，那个人上半身断掉了，从腰部断掉的，上面是不全的，它可能是三星堆最复杂的器物之一了。”
许丹阳谈及，有趣的是，现在学者们认为，3号坑的神坛和8号坑的神坛似乎可以拼合，“如果可以的话，这个神坛的高度要超过一米，上面的人物可能是要超过二十个了，是相当壮观的。”
这不是第一次散落在各个坑中的文物残件进行拼合。之前，考古专家已将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成功拼对，原本被三星堆博物馆工作人员称为“东方维纳斯”的青铜鸟脚人像，最终得以用完整的形态面世，并拥有了“鸟足曲身顶尊神像”这样一个新的名字。
顶尊蛇身铜人像与青铜鸟脚人像残部进行拼合的接口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
许丹阳所负责的4号坑在八个祭祀坑中相对较小，论体积来讲，排第六。
“4号坑的器物总数也少一些，刚发掘出就基本上是完整的器物只有79件，还有很多的碎片。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有铜器，包括铜人像，还有铜铃等装饰。也有玉器、陶器、石器、金器，还有丝织品，象牙、象牙器，各类器物基本上都有一点。”
4号坑中值得一说的器物有三件铜扭头跪坐人像，目前不是特别完整，许丹阳介绍，它们“比较写实，也是之前没有见到过的新形象，头发很夸张，头发上面有发带，双手向上托举，脸上没有戴面具，肌肉和关节刻画得很精细，应该是目前人像中细节最丰富的。它们三个的制作工艺基本是一样，我怀疑它们可能不是三个独立的个体，应该是一件器物的三个部分，很有可能是某个灯座或者是其它的东西的底座的三个支架。”
扭头跪坐人像
许丹阳介绍，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发掘中发现了很多丝绸的样本，虽然已经失去了本体，但是它们的纺织结构很清晰。“我们反过头来观察1986年的2号坑的铜器，发现上面也有丝绸，只是当时没有观察到。这些丝绸的残片都是粘在青铜器的表面的，反而是在玉器、象牙上面，目前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丝绸。很有可能原来的青铜器是用丝绸包裹的。”
青铜器上存在蚕丝蛋白
三星堆丝绸的发现也将四川发现丝绸实物的历史，从汉代向前推到三星堆的时代，前推了一千多年，“另外，丝绸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产品，丝绸的发现对于了解当时的纺织业、手工业的情况有帮助，我们相当于是多了一个窗口去了解三星堆的社会。”
对1986年悬而未决的问题给出回答
如上所述的散落在几个坑中的文物残件可以拼合的案例，也引发我们对于这些器物埋葬之初的情况的考虑。
许丹阳谈到，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的确可以部分回答1986年1、2号祭祀坑发掘时悬而未决的问题：
“比如对于1、2号坑埋葬的时间的早晚关系之前有各种讨论，这次随着新发掘的进展，我们发现各个坑的器物具有共性，人头像和面具的神态、样貌很相似，而且2、3号祭祀坑和7、8号祭祀坑的器物可以拼合，也说明当时某一件器物本来是完整的，破碎了以后分别是拿来埋到几个坑里面，这也说明它们是同时埋藏的。虽然现在1号坑和4号坑还没有这样的直接的证据，但是从它们埋藏的方向，位置，深浅，以及里面的器物的种类和数量来说，应该也是同时的。目前只有5、6号坑看起来埋的时间稍晚一些。”
那么这些器物这样地分散在几个坑中，那么它们是被有意砸碎再埋葬的吗？
许丹阳回应，就他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有意砸碎的不是很多，破碎的行为像是无意的。整体来说，长条形的器物容易碎，呈圆形的就不容易碎，所以面具和人头像都相对完整。复杂的器物更容易碎，很多器物是在坑里面随着更多的器物被埋藏而压碎的。
祭祀坑中破碎的青铜人像
三星堆的性质的确是关于三星堆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无数研究者们都对其进行了探索，这里我们引用最近出版的考古学者许宏写作的《三星堆之惑》中所罗列的各种看法，看看学者们怎样认定三星堆。
书中，对于器物坑的认识统分两类，一类是认为埋藏活动系三星堆人（三星堆文化的秉持者）所为，一类则认为非三星堆人所为。此外还有认为两个坑分别属于两个部族的观点。
在第一类认识中，最为流行的是“祭祀坑说”，即认为坑内的遗物“是在举行一次规模浩大、祭典隆重的‘燎祭’活动后瘞埋下的”，学者赵殿增推测两座祭祀坑大约是由于三星堆“鱼凫古国”在与成都平原上新兴的杜宇族势力（以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为其代表）的冲突过程中形成的，是鱼凫氏在国破前举行最后祭祀活动的祭祀坑；“埋葬坑”的提法由国外学者最先提出，认为“这样众多的主祭者化身、神像、神器和礼器，可能不是专为某一次祭祀活动而制造和使用的”,“一二号祭祀坑把大量的神像、人像埋入，可能是由于一些重大事件造成的特殊的祭祀活动后将祭器和礼器一起埋的结果”。
第二类认识中，如胡昌钰等认为这两个年代相同的器物坑是战胜者用战败者的社神、社树和礼器等来祭祀自己的祖先，“两个器物坑既标志着鱼凫王朝灭亡的坟墓，同时又是杜宇王用以祭祀自己祖先的祭祀坑”；何志国提出“器物坑的年代与三星堆文化消失的时间大致吻合，我们推测，器物坑的形成，有可能反映了战争或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结束，另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崛起的标志。因此，不宜将器物坑划入三星堆文化”。
许丹阳站在一线考古人员的角度提出，之前有专家提出的“墓葬坑”“火葬坑”的说法基本上可以排除，因为没有遗骸，而且坑里火烧的痕迹并不明显，里面的灰烬可能是外面烧了什么东西，把烧完的灰倒进去的；而关于“窖藏”的说法，窖藏一般是比较完整的、分类的、有序地埋在一起，这几个坑是没有太规整，尤其是很多人头像，有的面朝上，有的面朝下，横七竖八的，很像是人站在坑的上面往下扔的，不像是一件件摆进去的。
“现在唯一确认的就是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器物都与祭祀有关，所以笼统地叫祭祀器物掩埋坑。而且根据这些器物，我们判断，它们原本可能是在某一个特殊的场所，比如在一些宫殿或者庙里，因为它们的铸造时间是有先有后的，但是它们作为祭器，使用痕迹不明显，不管是玉器还是铜器，铸造的痕迹都还在，有一种棱角分明的感觉，就表明铸造它们的目的是摆在某个特殊的地方，是取其象征意义的。它们是为了被掩埋才被统一运到这几个坑里的。”许丹阳称。
除了三星堆的性质的问题，6个新的祭祀坑的发现也基本可以解决祭祀坑的年代问题，“三星堆的祭祀坑大约在距今3000到3200年，相当于商朝的晚期；另外，各个祭祀坑新发现的器物进行拼合再排列组合，能够更加完整地展现彼时器物的完整的形态，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器物来复原当时宗庙的结构了，甚至根据器物的数量和特点，基本上可以复原这些器物当时在宗庙里是怎样摆放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除了上述内容，围绕着三星堆的诸多问题，我们听听一线考古人员会怎样分享。
许丹阳
对话｜许丹阳：考古并不神秘、三星堆更不神秘
澎湃新闻：围绕着三星堆，有许多非常容易被混淆的概念，比如三星堆遗址其实不等于三星堆文化，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起始年代，也一直存在争议，你怎样认定？
许丹阳：三星堆遗址是指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大概12平方千米的范围，是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活动范围；三星堆文化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文化适用范围是很大的，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广大的范围内，可延伸到川东盆地。
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还存在争议，大概上限是3600左右，下限是3100左右，延续四五百年，三星堆文化开始的年代晚于二里头文化，明显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三星堆文化的前一个文化一般认为是宝墩文化，这是四川盆地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现有陶器和石器，但是没有发现青铜器。所以三星堆文化的兴起一般认为除了继承原来本地文化的基础上，也受到外来文化、主要是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澎湃新闻：关于三星堆的另一个巨大的争议就是“三星堆文化”是不是“早期（巴）蜀文化”。传世文献中关于蜀人的早期历史的记载有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从这些记载中大致归纳出“蜀国”发展脉络是：在蜀最后一个王朝——开明王朝以前，已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四代蜀王。
而没有文字出现的三星堆祭祀坑遗址出土的文物也总是被拿来和古蜀国的人物、政体、历史对号入座，比如从一柄金权杖上的鱼、鸟图案分析其可能指向鱼凫，我感觉这更像是一种图像学上的分析和假设。
许丹阳：考古学主要是根据出土的器物来进行判断。考古学是擅于归纳的，我们从三星堆出土的各种文物中归纳出来一些特点，比如当时的人像崇拜、眼睛崇拜、鸟崇拜、太阳崇拜等特点，对其进行长时段的观察以及大范围的对比，也与一些大的历史进程进行对比。
但是要与具体的历史细节，甚至历史人物原型进行对比，这个就需要非常谨慎，尤其三星堆没有文字，将蚕丛、鱼凫，杜宇等这些古蜀王对应到三星堆这几个祭祀坑是很难有依据的。包括将金杖上的图案联系到鱼凫，鱼凫就是一种野鸭子，现在三星堆的河里面也都还有。金杖上正好画着鱼凫捕鱼这样一个意象，但是这并不是直接的证据，说它可能是有关系，但不能拿它做定论。
至于三星堆和古蜀国的关系，之所以不敢肯定三星堆是蜀，就和不敢肯定二里头是夏一样，因为没有切实的证据，没有文字记载。当时的四川盆地不仅有蜀和巴，当时因为社会没有完全完成整合，可能有几十个、上百个的大大小小的民族。只是因为当时蜀是影响力最大的民族，而且是在四川盆地，在成都平原附近，正好时间上也是对应的，所以说它是蜀的可能性很大。
澎湃新闻：除了对和古蜀国关系的讨论，《闪耀吧，中华文明》也关注到三星堆与中华文明、中原文明的关系，同时也讨论了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和后羿传说的联系，从考古学角度上怎样看这些问题？
许丹阳：中华文明不等于中原文明，中原文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原之外，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也有不同的文明，它们的影响有大有小，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三星堆最兴盛的时候是和中原有密切的交流的，不管是青铜器的制作，玉器陶器的生产，甚至有间接的人员的流动和文化的传播。
但是，三星堆肯定不是商王朝直接控制的一个下属邦国，是同时存在的方国之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包括中原文明、三星堆文明，都融入了战国秦汉文明当中去了，但三星堆也保留了一些比如扶桑神话这样反映着当时的宇宙观的观念和城市营建的规划思想，这些内容都流传下去了，三星堆没有完全消失。
青铜神树和扶桑树传说的联系，主要是因为视觉上太像了，《山海经》描述里的扶桑神树的姿态和鸟的数量等，都可以和青铜神树对应。从这些记载发生的时间先后来看，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是三千多年前，《山海经》这个传说目前的记载可能是战国时期的，显然要更晚一些，所以现在我们推理应该说三星堆的这样的器物可能是山海经的神话的原型。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新的祭祀坑已经发掘完成，现在你的工作进入到哪一个阶段？
许丹阳：还在继续发掘。这几个祭祀坑挖完了，整个城还有很多工作做，比如说城的北部，当时的生活区或者是疑似的作坊区，我们还需要继续发掘。具体的时间上，从2021年10月4号坑挖完以后，我就继续在坑的外面，也是我们所说的大棚的外围开始发掘了，转过年来，今年继续进行了五六个月的发掘，中间七八月最热的两个月，在我们单位梳理之前的材料，现在基本上我又开始去野外了，最近也是在城的北边。
我们现在基本判断整个三星堆古城的形态，大概成一个梯形。中间一条河穿城而过，把三星堆的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南边以这几个祭祀坑为中心的附近可能是祭祀区，是搞宗教活动的；城的北边可能是生活区，我们在城的西北部发现过三座大型的建筑，可能是当时高等级人群的生活区，东北部之前勘探过，发现过很多石器、坯料，可能是生产的作坊，所以整个城是有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功能分区的。
澎湃新闻：在大众的理解中，考古发掘者、文物研究者、历史研究者的工作似乎是分开的，且各有侧重，后者依赖前者提供的准确的考古报告进行分析研究，而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考古者成为最被依赖的、最名正言顺的发言者、代表者，你会觉得这是对承担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提出更多的要求吗？
许丹阳：实际上是这样的，虽然我在这边工作，但是不可能了解三星堆的一切，对于自己所发掘的遗址的认识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也不一定是全面的。但是作为第一个看到它的人，也是第一个认识它的人，我们说的观点肯定是比完全没有来过三星堆的人说的更让人觉得权威一些，这样也是敦促我们要更严谨求实。
澎湃新闻：三星堆近些年被频繁提及，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宣传中，但是总格外强调它的神秘性、独特性，好像它是横空出世的一种奇特的文明，但我在想，过分强调它的神秘性或许并不利于更好地、更客观地认识它。
许丹阳：我也有这个感觉。我感觉可能为了做一种宣传策略，为了更吸引人，有意无意地给三星堆不断披上神秘的外纱。但是考古并不神秘、三星堆更不神秘，考古学上，没有哪一个遗址是比其它遗址都神秘的。三星堆神秘不如说它独特，它是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陨落了，之前不为人所知，现在发现了。但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如果没有甲骨文金文保留下来，难道就不神秘吗？其实是差不多的。
